租、庸、调之法，三代之遗也。孟子所谓：“粟米之征”，即有田之租；“力役之征”，即有丁之庸；“布帛之征”，即有家之调。合而为一，则用其三矣。
汉、唐后法，民有口赋，计口输钱，即今之丁银，至于租税之类，皆以谷帛绸绢等物输之于官，不尽取钱也。今别税银、差役，皆纳银钱于官，不准本色，民间以谷绵布绢贱卖取银，其费倍称。如有司肯从民便，除起运钱粮折色上纳，其余存留钱粮及银差工食，许以谷布等物随有上纳，纳时必贱，少过数月，其价已长。民间无贱卖之累，官方有羡馀之积，亦赋役中之平淮也。惜其以避忌之心，踵因循之政，无能开其端者耳。
杨炎两税之法，即今之条编也。唐初租庸调之法，至天宝末年，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兵兴以后，所在迫趣，所办无常准，故不得不变为两税也。两税者，先计州县应用及上供之数，以制其入，约百姓丁产以定等级，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其租、庸、调及新增科目一切罢之，盖合丁田而一之也。陆贽极论其弊。
陆贽论两税之弊曰：“两税之立，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曾不寤资产之中，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有积于场圃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动蕃息之货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一概什计算缗，宜其失平长伪。由是，物轻资而乐转徙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征求，此乃诱之为奸，驱之避役，力用不得不，财用不得不缺。”此数语者，可谓尽两税之委曲矣。两税之法，即今之条鞭，条鞭以地产为率而不计其赀，故农困而商宽，与陆公所陈，大略相似。
南唐，按民田以肥瘠，定税、调兵、兴役及他赋敛，皆以税钱为准，民间便之，此江南条鞭之法所由始也。
《唐史》：粟二百四万斛，斗米百五十钱，计二百四万斛，为钱三百六万缗。以此数榷之，斛是五斗，缗是千钱也。其时斗米值百五十钱，斗粟八十，以为至贱，其钱亦轻矣。缯即今之缯也，以线结缯而染，既染，则解其结，凡结处皆为元色，余则入染色，谓之彩缬。今民间亦多为之。
元时，以京师米贵，岁发米数十万石，减价粜之，自世祖以后，岁一举行，甚良法也，今都城米价不时腾涌，太仓所积，颇多红腐，若岁出四五十万以济饥民，与改折之额亦自相当，宜若可为也。
蒙古、西域皆以丁为户，元人欲以是施之中国，耶律楚材以为不可，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尝以丁为户，若果行之，可输十年之赋，随即逃散矣。”盖有户有口，三代以来至于今日，未有之改也，以丁为户，惟蒙古、西域之俗为然，而近日条鞭之法，不分户，则止以见丁制役，是亦以丁为户之法矣。然行之甚便；而上下相安，何也？古今之宜亦有不同，而时变所趣，岂可以旧识胶固耶？
元平江南，政令疏阔，赋税宽简，其民止输地税，他无征发，以故富家大族役使小民，动至千百，至今佃户、苍头有至千百者，其来非一朝夕也。江北士族位至卿相，臧获厮养不盈数人，产至千金以上，百里比肩，地瘠利少，民惰差烦，致此非一道也。
长庆二年，度支张平叔画粜盐之策，清检责所在实户据口团保，给一年盐，使其四季输价，为韩愈所驳而止，即今户口食盐法也。今虽不觉其扰，直为文具，无益于国计，而相沿日久，不究其根底，亦付之文具而已。
韦处厚议盐法云：“强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此至论也，宁独盐法然，百事可推矣。
汉币用黄金，杂以泉货。唐纯用钱，开元、天宝间，天下钱铸九十九炉，岁入百万，至元和、长庆间，铸才十余炉，入方十五万，盈亏之较可睹矣。其时两河、太原杂用铅铁，岭南杂用金银、丹砂、象齿，他皆用钱，白金犹未多用也。宋始用白金及钱，间以交子。胜国宝钞盛行，与银钱并用矣。本朝惟白金与钱，黄金不用为币，而云南用海巴，即古之贝也。
梁武时，以民间私钱不能禁，乃尽罢铜钱，更铸铁钱，今世无铁钱，间有土中掘出一二，皆梁钱也。
唐钱有开元钱，即五铢也。肃宗时有乾元大钱，一当十，又有重轮钱，一当五十，与开元同行，谓之三品。是时天下铸钱之炉九十有九，而降州有三十炉，乾元重输皆绛州所铸。
元时钞法有三：初造中统交钞；历岁既久，复造元宝钞；又三十余年，改造至大银钞。钱法有二：曰至大通宝，一文准银一厘；曰至元大宝，一文准银一分。
楮币之制起于汉之皮币而无所交质，成于宋之交子而不及四方。金人以铜少，造钞一贯、二贯、三贯、四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伯、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谓之小钞，颁之四方，与钱并用，而钞法始通行矣。
南宋事金，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生辰正旦，每贺金茶器千两，银酒器万两，锦绮千匹。金人来贺正旦，金酒器六事，色绫罗纱三百段，马六匹而已。
今九边坐派钱粮，旧有定数，大约宣府八十三万余两，大同七十七万余两，辽东三十八万余两，延绥二十八万余两，宁夏二十二万余两，甘肃三十八万余两，六边共计三百七万有奇。俱山、陕、河南、山东、北直并本镇屯田粮草解纳。已而岁用不敷，每年议发年例并开派两淮、山东、两浙、长芦引盐，宣府一十九万余两，辽东二十万两，延绥九万两，宁夏十六万余两，六边共计九十一万。此其大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