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世庙讳皆以近似之字易之，如讳“邦”之字则曰“国”，讳“恒”之字则曰“常”，即如讳“世”之字曰“代”，讳“民”之字曰“人”也。村学究不知，以为名邦字国，名恒字常，是以讳为表德矣。文义不通，多误小学如此。
尝见褚河南贞观中一帖，内有“世”“民”二字，皆不减画，心窃疑之，及考唐史，太宗在日，二名不连者毋避。及高宗即位，乃讳二字。盖《礼》：“卒哭乃讳，所以敬鬼神之名。”生者则不相避也。以此推之，贞观中，“世”“民”二字，临文止是不连，未尝更易，永徽以后，乃以“人”讳“民”，以“代”讳“世”耳。
六朝最重私讳，即人主于其大臣，亦讳其先世。南宋武帝尝使江智渊以王父讳戏之，智渊正色不肯，上怒曰：“江僧安痴人，痴人自相惜”。智渊伏席流涕，竟不肯戏。私讳之重如此。然亦过矣。《礼》有“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以人主名其先臣，未为大失，何至伏地流涕？盖武帝以此相嘲，非待臣之礼，宜其辱也。
汉文短丧，权制三十六日，至唐犹遵之，惟玄宗、肃宗之丧始服二十七日，代宗遗诏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宰相常衮以为：古者卿大夫从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群臣亦当如之。中书舍人崔甫以为：朝臣、庶人不当分别，凡百执事，孰非吏人？皆应释服。相与力争，竟从衮议。二人故有隙，以是相左，然衮议是也。二十七日，视汉文之制也，已自减少，岂可更从三日？且公卿大臣以吏人自处，亦不明大义矣。衮之排甫非也，其论丧礼是也。
唐之庙制，以太祖比后稷，高祖比文王，太宗比武王，皆以为世室不迁，其下三昭、三穆，满则迁于夹室，盖三昭、三穆在世室之外，故为九庙，盖九世也。今以九帝备庙数而不及七世，则不合于礼矣。
唐时明堂制度，其宇上圜覆以清阳玉叶。清阳，色也，玉叶亦瓦之类。今大享殿及圜丘阑干皆用回青瓦，亦清阳玉叶之类。
夏、周九鼎之制，不可详考，武后更造明堂，铸铜为九鼎：豫州鼎曰神都，高一丈八尺，受千八百石；冀州鼎曰武兴；雍州鼎曰长安；兖州鼎曰日观；青州鼎曰少阳；徐州鼎曰车源；扬州鼎曰江都；荆州鼎曰江陵；梁州鼎曰成都。各高一丈四尺，受千二百石。各铸山川物产于其上。又铸铜为十二神。十二神者，十二支所属也。皆高一丈，各置一方，即秦皇铸金人十二之遗意也。
唐高宗作蓬莱宫，正殿为含元殿，含元之后为宣政殿，宣政之北曰紫宸殿，则内朝听政之所也。大会则于含元。
金銮殿在龙首山之坡陇，殿旁有坡，谓之金銮坡，其上东有学士院，今称翰林院为銮坡，本此。
唐制，正衙早朝，金吾将军秦：左右厢内外平安。国初朝贺大礼，有指挥使起居，亦此意。
唐制，每御延英，令诸司长官二人奏本司事，谓之待制，又令常参官日引见二人，访以政，谓之廷对，亦曰次对。盖宰相对延英既退，则待制、次对官皆得引对也。宋时谓之转对。
唐时，中官柄事者四人，最贵左右中尉，次则上下枢密院使，谓之四贵，又有南北宣徽两院，亦要职也。朱温既诛宦官，尽罢内司，乃以其党蒋玄晖为宣徽南院兼枢密院使，王殷为宣徽北院兼皇城使，始用外官矣。
宫人参随视朝起于晋代，六朝相因，至唐不改。《六典》曰：“宫嫔掌朝会赞相之事，引客立于殿廷。”唐诗所称，如“永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座引朝仪”是也。崔胤尽诛宦官，止令内夫人至中学士院传宣圣谕，乃朱温将谋禅代，始罢宫人传宣及隋之仪，自此至宋、元末，不闻御朝对百官以宫女侍矣。
唐时郊庙，祠官谓之斋郎，及武、韦奠献，以宰相女助执笾豆，谓之斋娘。
唐时音乐盛于天宝，有《太常雅乐》二部，堂下立奏，谓之立部，堂上坐奏，谓之坐部；有鼓吹署令，所掌《铙歌鼓吹曲》，有龟兹、疏勒、高昌、天竺诸部，谓之胡乐；有教坊梨园法曲；有散乐杂戏；又有山车、陆船、舞马、犀象及宫人所奏《霓裳羽衣》之曲。每大赐宴，以次陈奏，即汉武角氐、角龙之戏也。高宗因立太子，敕宴百官，命散乐自宣政门入，太常博士袁利贞请罢散乐，甚为知礼。乃今大殿宴会以百戏承应，乃胡元旧习，与萧韶之响相去远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