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新仲《猗觉寮杂记》云：“《唐•百官志》有书学一途，其铨人亦以身言书判，故唐人无不善书者。然唐人书未及晋人也。欧、楮、虞、薛亦傍山阴父子门户耳，非成佛作祖家数也。右将军初学卫夫人，既而得笔法于钟繇、张芝，然其自立门户，何曾与三家仿佛耶？子敬虽不逮其父，然其意亦欲自立，不作阿翁牛后耳。”此一段主意，凡诗家、画家、文章家，皆当识破，不独书也。
钟、王之分，政如汉、魏之与唐诗，不独年代、气运使然，亦其中自有大分别处，非谓王书之必不及钟也。大率古色有余，则包涵无尽；神采尽露，则变化无余。老庄所为思野鹿之治也。
右将军陶铸百家，出入万类，信手拈来，无不如意。龙飞虎跳之喻尚未足云，洵书中集大成手也。然庾征西尚有家鸡、野骛之叹，人之不服善也如此。
右军兰亭书，政如太史公伯夷、聂政传，其初亦信手不甚着意，乃其神采横逸，遂令千古无偶。此处难以思议，亦难以学力强企也。自唐及元，临兰亭者数十家，如虞、褚、欧、柳及赵松雪，虽极意摹仿，而亦各就其所近者学之，不肯画画求似也，此是善学古人者。如必画画求似，如优孟之学孙叔敖，则去之愈远矣。此近日书家之通病也。
王未尝不学钟也，欧、虞、褚、薜以至松雪，未尝不学王也。而分流异派，其后各成一家。至于分数之不相及，则一由世代之升降，二由资性之有限，不可强也。即使可强而同，诸君子不为也。千古悠悠，此意谁能解者？
曹娥、乐毅，尚有蹊径可寻，至兰亭、黄庭，几莫知其端倪矣，所谓“大可为，化不可为”者也。
右军真迹，今嘉兴项家尚存得十数字，价已逾千金矣。又有婚书十五字，王敬美先生以三百金得之严分宜家者，今亦展转不知何处也。李怀琳绝交论真迹，在吾郡林家，余见之三四过，信尤物也。其纸颇有粉墨，淡垂脱。又一友人所见褚遂良《黄庭经》，纸是砑光，下笔皆偏锋，结构疏密不齐，与今帖刻全不类。大抵真迹虽劣，犹胜墨迹之佳者。
唐太宗极意推服大王，然其体裁结构，未免径落大令局中。大令所以逊其父者，微无骨耳。故右军赐官奴，而以筋骨紧密为言，箴其短也。如《洛神赋》，直是取态，而墓田宣示，一种古色尽无矣。譬之于《诗》，右军纯是盛唐，而大令未免傍落中、晚也。
作字结构、体势，原以取态，虽张长史奔放骇逸，耍其神气，生动疏密得宜，非颓然自放者也。即旭素传授，莫不皆然。今之学狂草者，须识粗中有细，疏中有密，自不放轻易效颦矣。
作草书难于作真书，作颠素草书又难于作二王草书，愈无蹊径可着手处也。今人学素书者，但任意奔狂耳，不但法度疏脱，亦且神气索莫，如醉人舞跃号呼，徒为观者耻笑。
蔡君谟云：“张长史正书甚谨严，至于草圣，出入有无风云飞动，势非笔力可到。然飞动非所难，难在以谨严出之耳。”素书虽效颦，然拔山伸铁，非一意疏放者也。至宋黄、米二家，始堕恶道。国朝解大绅、马一龙极矣，桑氏怿所谓夜叉罗刹，不可以人形观者也。
唐人精书学者，无逾孙过庭所著《书谱》，扬扌乞蕴奥，悉中綮窥，虽掊击子敬，似沿文皇之论，而溯源穷流，务归于正，亦百代不易之规也。至于五合五乖之论，险绝平正之分，其于神理，几无余蕴。且唐初诸家，如虞、褚、欧、薜，尚傍山阴门户。至过庭而超然融会，变成一家，几与十七帖争道而驰，亦一开山作佛手也。
陈丁觇善书，与智永齐名，时谓丁真永草。庾翌易右军之书，而右军不觉。怀素换高正臣之书，而正臣不能辨也。然异代之下，知有智永、右军、怀素而已，三子之名无闻也。岂非幸不幸哉？
颜书虽庄重而痴肥，无复俊宕之致。李后主所诮，叉手并脚田舍汉者，虽似太过，而亦深中其病矣。祭侄文既草草，而天然之姿亦乏，不知后人同声赞赏，何故？此所谓耳食者，可笑！
宋书如苏沧浪、张于湖、薜道祖、李元中等，亦皆极力摹仿二王，但骨力不足，故风采顿殊耳。蔡君谟极推杜祁公，谓之草圣，然杜草书亦媚而乏筋骨。元康里■书学祁公者也，然元人笔力稍峭健于宋，其能书诸家亦多于宋。
宋人无书学，如苏、黄、米、老等，真帖初见，甚可喜，良久，亦令人厌弃。蔡忠惠胜三家远甚，而时带俗笔。赵文敏之源流，盖自蔡出也。元时名家如鲜于困学钱翼之、■■子山、邓文原，皆出宋人上。不独一文敏，而文敏名独噪甚。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乃知名之显晦，亦有命焉耳。
元章书才，书学，兼而有之，非苏、黄二公可望也。苏公字如堆泥，其重处不能自举。黄尤杜撰，撑手拄脚，放而不收，往而不返，近于诗家之钉铰打油矣。盖二公于书学原不深，性又不耐烦，信手涂出，便谓自成一家。盖世之效颦，托于自成一家者多矣。
章子厚日临兰亭一过，苏子瞻哂之，谓从门入者，终非家珍。然古人学书者，未有不从门入。人非生知，岂能师心自用，暗合古人哉？但既入门之后，须参以变化耳。苏公一生病痛，亦政坐此。往与屠纬真、黄白仲纵谈及此，余谓：“凡学古者，其入门须用古人之法度，而其究竟，须运自己之丰神。不独书也。”二君深以为然。
古无真正楷书，即锺、王所传季直表、乐毅论，皆带行笔。洎唐九成宫、多宝塔等碑，始字书谨严。而偏肥偏瘦之病，犹然不免。至国朝文徵仲先生始极意结构，疏密匀称，位置适宜，如八面观音，色相具足，于书苑中亦盖代之一人也。
文敏书诸碑铭及赤壁、千文等，皆以秀媚胜，而时有俗笔，却无败笔，近俗故能不败也。然文敏入门却从大王来，晚年结构乃自成若此。余家藏文敏尺牍二通，其笔锋完劲，绝似官奴帖，乃知此老源流所自。后来纷纷摹本，亦画虎不成耳。大凡学古人书，当观真迹，方得其运笔之一二，墨帖无为也。
国初能手，多黏俗笔。如詹孟举、宋仲温、沈民则、刘廷美、李昌祺之辈，递相模仿，而气格愈下，自祝希哲、王履吉二君出，始存晋、唐法度。然祝劲而稍偏，王媚而无骨。文徵仲法度有余，神化不足，张汝弼乃素师之重伟，丰道生实淳化之优孟。文休承小禅缚律，周公瑕槁木死灰。其下琐琐，益所不论矣。今书名之振世者，南则董太史玄宰，北则邢太仆子愿，其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
文征仲得笔法于■子山，而参以松雪，亦时为黄、米二家书，然皆非此公当行，惟小楷正书，即山阴在世，亦当虚高足一席。
云间莫廷韩有书才而无书学，往往失于疏脱。济南邢子愿有书学而无书才，往往苦于缠累。吴兴臧晋叔一意临摹，而时苦生意之不足。姑苏王百谷专工取态，而时觉位置之稍轻。夫惟以古人之法度，参以自己之丰神，华实相配，筋骨适均，庶乎升山阴之堂，入永兴之室矣。
古篆之见于世者，石鼓也，非独其笔画之古雅，规制之浑厚，三代遗风，宛然可挹。或以宇文周时作者，妄无疑也。三代所传彝鼎篆刻，或工或拙，或真或赝，皆不可知。即其笔法篆文，或繁或省，从左从右，不可摸捉。所谓“书同文”者，安在哉？衡山祝融之碑，非篆非籀，非虫非鸟，而后人以意附会，强合成文，虽曰禹迹，吾未敢信以为然也。夫结绳敝而文字兴，科斗残而篆籀作，篆隶微而真草盛，舍繁就简，世之变也。必欲舍今而反古，虽圣人不可得已。
李斯小篆之作，其古今升降之关乎？峄山之铭，视泰山已不啻倍蓰矣。汉时小篆，仅闻萧相国以秃笔题殿额，覃思三月，观者如流。何起刀笔，为秦功曹。上蔡衣钵，固有所归矣。自晋及唐，数百年间，惟李阳冰一人，以小篆显。五代以来，习者益寡。镌名印者，但取裁汉篆，位置得宜而止，其于斯籀之学，概乎未有闻也。隶书自中郎而下，世不乏人，然东京之笔，古色苍然。降而宜官梁鹄，开唐隶门户矣。唐苏许公摩崖碑，颇有东京笔意，自宋而降，专取态度，汉隶绝响矣。近代之八分，皆金、元之滥觞也。
小篆，篆之圣者也。汉篆碑文不多见，见于印薮者，大都标置为体，而学问疏矣。唐陈惟玉、李阳冰，以篆显者也。嗣兹以降，虽镌石刻玉，世不乏人，而考古证今，不无遗漏。近代新安何震乃以篆刻擅名一时，求者屦常满，非重直不可得。震盖精小篆者，而时时为汉篆，亦以趋时好云尔。然以小篆作印章，胜汉篆十倍也。
国初闽陈登者，字思孝，最精小篆，凡周、秦以来，石刻残缺，无可考者，皆能辨之。永乐初入中书，时待诏吴郡滕用亨素负书名，见其后进，忽之不为礼，一日，对大众辨难许氏《说文》，词说逢起，登随问条答，如指诸掌，考古证今，百不失一，用亨愧服，自是名大噪。盖世之精于字学者，未必工书，惟登兼之，以非世俗所尚，故声誉不布，而俗书恶札如马一龙、李昌祺等，反浪得名，悲夫！
今之隶书，皆八分也，其源自受禅碑来，而务工妍，无古色矣。文征仲、王百谷二君，工八分者也。新安詹泮，永嘉黄道元次之，而皆未免俗，所谓“失之毫厘，相去千里”者，不可不察也。白门胡宗仁善汉隶，尝为余题积芳亭匾，酷得中郎遗法，而世罕有赏者。大声不入里耳，悲夫！
今国家诰敕及宫殿匾额皆用笔法极端楷者书之，谓之中书格，但取其庄严典重耳，其实俗恶不可耐也。洪武初，詹孟举以此技鸣，南京宫殿省寺之署多出其手。近代有姜立纲者，法度严整过之，一时声称籍甚，然亦时俗之所赏，胥史之模范耳。自后官二殿中书者，皆习姜体，而不及愈甚。昔程邈作书，以便贱隶，谓之隶书。今中书字体，谓之胥书可也。
詹孟举书虽俗，而端重遒迳，盖亦渊源于欧、虞，而稍变之，非姜立纲可望也。评孟举书者，谓兼欧、虞、颜、柳之法，而有冠冕佩玉之风。然冠冕则有之矣，法度未易言也。真楷书者，如文征仲，斯可矣。
师宜官韦仲，将大字迳丈，小字寸许千言，可谓兼才矣。子敬垩帚为书，观者如堵，惜其墨迹今皆不传，盖体势过大，既难收藏，而扁额洒壁，终归水火，故不及行草之流传久远也。宋时惟米南宫、朱晦翁署字，今犹有存，然皆作意取态，标置成体，虽非真正楷法，而风韵遒远，自然不俗。赵集贤扁书，一如真书，妍媚有余，而筋骨尽丧矣。近代吴中诸公，率以八分题扁，较之真书，差易藏拙。吾闽林布衣阜学松雪而稍劲，郑吏部善夫仿晦翁而自得，张比部炜得法于米，而参以己意，其所题识，至逾寻丈，莫不极天然之趣，他方之以书名者不及也。
泰山有唐时摩崖碑，至为钜丽，而近人以林阜“忠孝廉节”四大字覆之，论者动以阜罪，余谓：非阜罪也。阜布衣穷死，力岂办此？盖必当时监司有爱其书者，下郡县镌之石，而下吏凡俗，急承风旨，遂为此杀风景之事耳。太祖平建康，急欲治街道，有司遂监取六朝时碑，磨砻以应命。俗人所为，往往如是。而阜动遭排击，亦不幸矣。余游山中，见后人磨古碑而镌己字，比比也。
欧阳通作书纸，必紧薄坚滑者乃书之。而米元章亦云：“纸欲砑光，始不留笔。笔欲管小，始易运用。”乃知永师不择纸笔，无不如意之难也。然良工不示人以朴，择而用之，差无遗憾。
近代书者，柔笔多于刚笔，柔则易运腕也；偏锋多于正锋，偏则易取态也。然古今之不相及，或政坐此。
书名须藉人品，人品既高，则其余技，自因附以不朽。如虞、褚、颜、柳皆以忠义节烈著声，子瞻、晦翁书不甚入格，而名盖一代者，以其人也。不然，彼曹操、许敬宗、蔡京、章，皆工书者也，而今安在哉？
运笔之法，在于入门之初，各得其性之所近，故锋有偏正，书有迟速。至其优劣，不全在此。唐晋书多用正锋，然如鲁公祭侄文，及杨少师凝式书，皆已用偏锋矣。赵文敏全用偏锋，近代祝希哲亦然，然祝仅行草耳，赵即楷书亦偏也，何尝以是减价耶？草书欲其峭劲，故当疾速；楷书欲合法，则故尚迟缓。如惊蛇入草，鸿飞兽骇之态，必非舒徐者可能。而黄庭、乐毅等作，又岂可以潦草漫不经意者得之哉？孙过庭曰：“劲速者，超逸之机；迟留者，赏会之致。将反其速，行臻会美之方；专溺于迟，终亏绝伦之妙。”可谓尽之矣。余所见，如莫廷韩、黄白仲，下笔如疾风卷叶，顷刻满纸，臧晋叔书则极意迟缓，然莫、黄多有败笔，而晋叔苦无逸态，亦坐是耳。学者须从迟入，以速成，而终复反于迟，斯得之矣。
临古人书者，须先得其大意，自首至尾，从容玩味，看其用笔之法，从何起构，作何结煞，体势法度，一一身处其地，而仿佛如见之。如此既久，方可下笔。下笔之时，亦便勿求酷似。且须泛澜容与，且合且离，神游意会。久而习之，得其大概，而加以润色，即是传神手矣。余见人学圣教序者，一点一画，必求肖合。余笑临字如人结胎，一月至十月，先具胚廓，后传形骸，四支百窍，一时毕具，非今日具一目，明日具一口也。若必点点画画求之，去愈远矣。此亦子瞻言画竹之意，惜人未有悟者。
凡真迹，经一番摹勒，便失数分神采。摹仿既久，几井其面目而失之。至于石刻，尤易失真。淳化，以帝王之力，聚极工巧，题曰上石，其实木也，故其气韵生动，不失古人笔意，为古今墨迹之冠。但其搜罗未广，去取颇乖，分别真伪，不无混淆。盖王知徵等识鉴分量，原自止此，而当时亦但据内府所藏，急于成帙，不闻有广搜博采之令行于幽远也。使以唐太宗、宋高宗为之君，虞、褚、米、蔡佐之，相与尽力括访，极意剖析，去馋鼎之十三，入名流之遗逸，傍及缁流，以至彤管，抉名山石室之藏，泄昭陵玉碗之，勒之贞珉，以布海寓，书学庶无遗憾乎？噫！未易言也。
淳化一出，天下翕然从风，其后临摹重亻台，不知几十百种。盖墨刻之盛行，从此始也。然摹仿既久，渐致乱真；辩论纷纷，遂成聚讼。盖不独兰亭、黄庭为然矣。国朝帖本，如东书堂、宝贤斋等，皆出宗藩，既非法眼，又无神手，萎靡不振，仅足充枣脯耳。文氏停云馆所刻宋、元诸家，皆非得意之笔，盖家藏有限，目力易穷。以一人而欲尽搜千古之秘，安可得哉？至于好事之家，矫诬作伪者，又种种也。故书学之至今日，亦一大厄也。耳食多，而真赏鉴不可得也。
魏受禅碑，梁鹄书，而钟繇镌之，李阳冰书，自篆自刻，故知镌刻非粗工俗手可能也。赵文敏为人作碑，必挟善镌者与偕，不肯落它人之手。近时文长洲父子，皆自摹勒上石，或托门客温恕、章简甫为之。二人皆吴中名手也。纵有名笔，而不得妙工，本来面目，十无一存矣。况欲得其神采哉！余在吴兴，得姑苏马生，取古帖双钩廓填上石而自镌之，厘亳不失笔意。闽莆中有曾生，次之。
唐应用善书细字，尝于一钱上写心经，又于麻粒上书“国泰民安”四字。此虽绝世之技，然亦近于棘猴矣。以余所见，有便面上书《西厢杂剧》一部者。余亦能之，但目力胜人耳，不关书法也。
古人有善书而名不传于世者。吴有张，晋有刘环之，南齐有萧宣颖，北魏有崔浩，北齐有赵仲将，宇文周有冀亻隽，隋有僧敬脱，唐有薛纯ヌ、高正臣、吕向、梁升卿、席豫诸人。或由真迹稀少，久遂漫灭。或因名过其实，弈世无传。至于萧何以功业掩，曹操以英雄掩，裴行俭以识量掩，司马承祯以高尚掩，郗氏以夫掩，临川晋阳公主以父掩，世无得而称焉。亦可惜也。而业未造就，滥得虚名，亦时有之。故曰：“或籍甚不渝，人亡业显，或凭附增价，身谢业衰。”呜乎，自古已然，何况今日。
渤海高氏所书圣教序，上比山阴则不足，下视元和则有余，当与虞、褚争道而驰。古今彤管，此为白眉矣。帝王之书，则梁武帝为冠，宋高宗次之，唐太宗又次之，其余不足观矣。
汉光武一札十行，皆亲手细书。唐太宗尝手书敕以赐群臣。可见古人以手书为礼，即万乘犹然也。故刘裕不善作书，刘穆之劝其信笔作大字以掩拙。彼岂乏掌记侍史哉？故王右军上孝武书，皆手笔精谨。至唐犹然。至有敕令自书谢状勿拘真行者，而诰敕王言，皆用名人代书。如颜平原、柳诚悬之类，传为世宝，良亦不虚。至宋而来，假手者多。迨夫今日，则胥史之迹，遍于天下，而手书带行，反目为不敬，名分稍尊，即不敢用其它借名赝作，十居其九。墨迹碑镌，概不足信。书学安得而不废哉！
书力可千年，画力可五百年。书之传也以临拓，屡临拓而书之意尽失。矣画之传也以装潢，屡装潢而画之神尽去矣。书名之传，视书稍易，而画迹之藏，视书稍耐。盖世之学画者，功倍于书，而世之重画者，价亦倍于书也。
画视书微不及者，品稍下耳。况唐、宋以前，画手多工神佛、士女、鸟兽、竹木之形，徒以供玩弄，树屏障，故其品尤自猥劣。顾士端父子每被任使，常怀羞恨。刘岳与工匠杂处，立本以画师传呼，虽声价重于一时，而耻辱怀于终身矣。自宋而来，虽尚平淡清远之趣，而吮笔和墨，终未能脱工艺蹊迳也。
唐初虽有山水，然尚精工。如李思训、王摩诘之笔，皆细入毫芒。至王洽始为泼墨，项容始尚枯硬。逮夫荆浩、关仝，一变为平淡高远之致，遂令写生斗巧诸名手，索然减价。至宋董源、李成、郭熙、范宽辈出，天真横逸，上无古人矣。然其结构精密，位置适均，浓淡远近，无不合宜，固非草率造次所可办也。自米元章学王洽而不得其神，倪元镇用枯笔而都无色泽，于是藏拙取捷之辈，转相摹效，自谓画意不复求精工矣，此亦绘事升降之会也。
宋画如董源、巨然，全宗唐人法度。李伯时学摩诘，以工巧胜。自是唐、宋本色，而傍及人物、鞍马、佛像、翎毛，故名独震一时。接其武者，唯赵松雪，然松雪间出独创，而龙眠一意摹仿，趣舍稍异耳。
古人言画，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写形，四曰随类传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模移写。此数者，何尝一语道得画中三昧？不过为绘人物、花鸟者道耳。若以古人之法，而概施于今，何啻枘凿！
顾恺之《天女维摩图》，一身长至二尺有五，时犹谓之小身维摩，不知大者何似。今人画若作此，当置之何地？《列女图》人物三寸许，诧以为极细，若在今犹为极粗也。吴道子、黄筌皆画《钟馗捉鬼图》，近代如戴文进乃不肯为方伯作神荼、郁垒。夫使之画者非矣，要之，画亦未为不可也。
小人物山水，自李思训父子始。盈尺之内，云树杂沓，楼观延袤，人物车马，以千百计，须发面目，历历可辨。其后，五代有王振鹏，不用金碧，而精巧过之。宋、元，李龙眠、刘松年、钱舜举，近代，尤子求、仇实父，互仿为长卷，而浸失玄妙矣。
余所藏有李思训金碧山水，王孤云《避暑图》、李龙眠《山庄图》及元人《水碓图》，皆细入毫芒，巧思神手，非近代诸君所能仿佛也。闻刘松年有仇书图，画塾师外，出而众稚子戏剧之状，备尽形态。仇实父临之，至一童子手竹竿黏蛛丝，蛛且上且止，恍如生动，不觉为之阁笔，固知名手自有不可及处，惟深于个中，始知之也。
唐画所见甚少，如王维、李昭道、周，不过数轴耳。宋画之可辨者，其气韵不同，墨法皴法，亦各自擅长，非近代优孟手可到也。好事之家，止于绢素为辨，非知画者。
米芾《画史》云：“世人见马，即命为曹、韩韦；见牛，即命为韩隼、戴嵩，甚可笑。”今人见鹰隼氵，即命为宣和；见马即命为子昂；见模糊云树，即命为米元章。不特此也，所翁之龙，林良、吕纪之翎毛，夏昶之竹，盖愈趋而愈下矣。
元时有任月山善画马，钱舜举善人物，雪窗和尚善画兰，至于大痴、黄鹤之山水，皆与文敏不上下，而文敏弘远矣。
国初名手推戴文进，然气格卑下已甚，其他作者如吴小仙、蒋子诚之辈又不及戴，故名重一时。至沈启南出，而戴画废矣。启南远师荆浩，近学董源，而运用之妙真夺天趣。至其临仿古人之作，千变万化，不露蹊径，信近代之神手也。文征仲远学郭熙，近学松雪，而得意之笔往往以工致胜，至其气韵神采，独步一时，几有出蓝之誉矣。唐子畏雅称逸品，终非当家。云间侯懋功、莫廷韩步趋大痴，色相未化，顾叔方舍人、董玄宰太史，源流皆出于此。然为董源、郭熙则难。为大痴较易，故近日画家衣钵遂落华亭矣。
近日名家如云间董玄宰，金陵吴文中，其得意之笔，前无古人。董好摹唐、宋名笔，其用意处在位置、设色，自谓得昔人三昧。吴运思造奇，下笔玄妙，旁及人物、佛像，远即不敢望道子，近亦足力敌松雪，传之後代，价当重连城矣。吴名彬，莆人，寓金陵。
仇实父虽以人物得名，然其意趣雅淡，不专靡丽工巧。如世所传汉宫春，非其质也。至尤子求始学刘松年、钱舜举，而精妙殊不及。迨近日吴文中始从顾陆探讨得来，百年坛坫，当属此生矣。
今人画以意趣为宗，不甚画故事及人物。至花鸟、翎毛，则辄卑视之。至于神佛像及地狱变相等图，则百无一矣。要亦取其省而不费目力，若写生等画，不得不精工也。
宦官妇女，每见人画，辄问甚麽故事，谈者往往笑之。不知自唐以前，名画未有无故事者。盖有故事便须立意结构，事事考订，人物衣冠制度，宫室规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势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笔，非若今人任意师心，卤莽灭裂，动辄托之写意而止也。余观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辈，皆画神佛变相，星曜真形。至如石勒、窦建德、安禄山，有何足画，而皆写其故实？其他如懿宗射兔，贵妃上马，后主幸晋阳，华清宫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则神农播种，尧民击壤，老子度关，宣尼十哲，下之，则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达锁谏，葛洪移居。如此题目，今人却不肯画，而古人为之，转相沿仿，盖由所重在此，习以成风，要亦相传法度，易于循习耳。
江南顾闳中有《韩熙载夜宴图》，是时韩在中书，广蓄声伎，日事游宴，名闻中外。后主闻之，欲窥其灯烛、尊俎、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窥窃之，目识心存，翌日，图绘以献，广布中外。此与宋高宗画吴益王冷泉濯足事相类。虽君臣之眷，形骸无间，然近于淫，非所以训也。今后世所传石崇金谷屏障盖本于此，然粗俚无复仿佛矣。
王フ、周以唐臣子而画贵妃出浴、明皇斗鸡斫脍等图，不一而足，可谓无礼于其君矣，而世犹然赏之。至于韩晋公与李赞皇同时，而行辈皆高于李，反为德裕见客图，可见当时好事有一传奇必形之歌咏，写之图画，上人不禁也，至宋而此风绝矣。
张僧繇画龙，点睛便飞去。曹弗兴传，至宋明帝时累月旱，祈祷无应，以弗兴画置水傍，应时澍雨。绘事既精，神物凭焉。乃知韩干画马，鬼使乘之，不足异也。然龙之形状非目力可以细察，视之牛马，难易迳庭，故有三停九似，蜿蜒升降之异，加以海潮风浪之势，如斯而已。不知古人何所传授，而致精绝若是？至宋四明僧传古者独专是技，名震一时，其跃波吟雾，穿石戏珠，涌水出洞诸态，种种备具，当时以为绝笔。元末国初，则长乐所翁，为世珍重。自是以后，无复有传之者。盖亦史所谓得其分数而失其玄妙者与？
宋徽宗工画花鸟，故宣和殿所藏黄荃父子画至六百七十余幅，徐熙画至二百四十余幅。盖江南之亡，所藏尽归天府矣。但惜其所好止此，故品劣而气下。昔李伯时好画马，有道人戒以来生当堕马腹中，乃改画佛像。当时艮岳所蓄珍禽异兽，动以万计，深秋中夜，凄楚之声四彻，而几案间所爱习临摹者又复如是，安知将来不堕畜生道中耶？
牛马龙虎之属，画之固亦俊爽可喜，至罗隐之子塞翁者，专画羊，张及之、赵永年专画犬，李霭之、何尊师专画猫，滕王元婴专画蜂蝶，郭元方专画草虫。彼顾有所独会耶？抑幽人高尚之致托于是以寓意耶？而名亦因之以显。故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孔子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有博弈？犹贤乎已。”苟能专工一艺，足以自见，亦愈於没世而名不称者矣。
余见周、李龙眠及近代仇实父诸美人图，皆发丰肌，女妆稠叠，一种风神媚态，略无仿佛。昔人谓周贵游子弟，多见贵而美者，故以丰厚为体。又关中妇女纤弱者少。此语固未必然，但当时好尚如此。韩干画马，画肉不画骨，岂亦所见异耶？近日始苏有张文元者，最工美人，其绰约明媚，令人神魂飞越，俗笔中之神手也，而名不出里，悲夫！
米氏《画史》所言赏鉴、好事二家，可谓切中世人之病。其为赏鉴家者，必其笃好，遍阅记录，又复心得，或自能画，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赀力，元非酷好，意作标韵，至假耳目于人，或置锦囊玉轴，以为珍秘开之，令人笑倒，此之谓好事家。余谓：今之纨裤子弟，求好事而亦不可得。彼其金银堆积，无复用处。闻世间有一种书画，亦漫收买，列之架上，挂之壁间。物一入手，更不展看，堆放橱簏，任其朽蠹。如此者十人而九。求其锦囊玉轴，又安可得？余行天下，见富贵名家子弟，烨有声称者，亦止仅足当好事而已，未敢遽以赏鉴许之也。
今世书画有七厄焉：高价厚值，人不能售，多归权贵，真赝错陈，一厄也；豪门籍没，尽入天府，覃蠹澌尽，永辞人间，二厄也；啖名俗子，好事估客，挥金争买，无复泾渭，三厄也；射利大驵，贵贱懋迁，才有赢息，即转俗手，四厄也；富贵之家，朱门空锁，榻笥凝尘，脉望果腹，五厄也；膏梁纨，目不识丁，水火盗贼，恬然不问，六厄也；拙工装潢，面目损失，奸伪临摹，混淆聚讼，七厄也。至于国破家亡，兵燹变故之厄，又不与焉。每读易安居士《金石录》，反覆再三，辄为叹息流涕。彼其夫妇同心赏鉴，而赀力雄赡，足以得之，可谓奇遇矣，而终不能保其所有，况他人乎？
观《宣和画谱》及米氏《画史》所载，可见宋时内府所藏山水何寥寥也？岂其所重者尚在人物、宫室、花木，虫鱼间耶？道释自顾恺之始，人物自曹弗兴始，鸟兽自史道硕始，信为绝代奇宝矣，而山水仅始于李思训。且以宋而置唐画，似非难得者，而仅止十人耳，则宣和好尚之偏也。观其论曰：“山水之于画，市之康衢世目，未必售也。”其然岂其然乎？米老所言：“晋及唐初画亦皆神佛故事，即阎立本、王摩诘，似亦未的见真本也。”以此观之，则如近代嘉禾项氏所藏，盖古今无与匹耳。
项氏所藏，如顾恺之《女箴图》，阎立本《豳风图》，王摩诘《江山图》，皆绝世无价之宝。至李思训以下小幅，不知其数，观者累月不能尽也。其它墨迹及古彝鼎尤多。其人累世富厚，不惜重赀以购，故江南故家宝藏皆入其手。至其纤啬鄙吝，世间所无。且家中广收书画而外，逐刀锥之利，牙签会计，日夜不得休息，若两截人然，尤可怪也。近来亦闻颇散失矣。
画视书稍难，而人之习书亦多于画。名公钜卿作字稍不俗恶，书名亦藉以传矣。今观宋诸公书，如王临川、司马涑水、苏乐城等，皆非善书者也，而世犹然传赏之。至于画，则非一二笔可了，亦非全不知者可以涂抹而成也。虽难易迥别，而道艺亦判矣。
自晋、唐及宋、元，善书画者往往出于绅士大夫，而山林隐逸之踪百不得一，此其故有不可晓者。岂技艺亦附青云以显耶？抑名誉或因富贵而彰耶？抑或贫贱隐约，寡交罕援，老死牖下，虽有绝世之技，而人不及知耶？然则富贵不如贫贱，徒虚语耳。盖至国朝而布衣处士以书画显名者不绝，盖由富贵者薄文翰为不急之务，溺情仕进，不复留心，故令山林之士得擅其美，是亦可以观世变也。噫！
藏画与藏字一也，然字帖颇便收拾，堆置案头，随意翻阅，间即学临数过，倦则叠之，自赏自证，力不劳而心不厌。画即不然。卷子展看一回，即妨点污，卷折不谨，又虞皱裂。壁上大幅，尤费目力。藏则有蠹鲟之虑，挂则有霉湿之忧。卷舒经手，则不耐其劳，付诸奴仆，则易至损坏。有识之士，必不以彼易此。米南宫尝以十幅古画易一古帖。米于二事皆留心者，轩轾若此，其见卓矣。然古画易得，古帖难求，更难辨也。
画雪中之芭蕉也，飞雁之展足也，斗牛之坚尾也，子路之木剑，二疏之芒ハ，昭君之帷帽也，虽经识者指摘，而画品殊不在此。国朝戴文进画《秋江独钓图》，一人朱衣把竿。宣庙叹其工，欲召见之。有谗之者曰：“朱衣，朝祭之服也，可用之鱼猎乎？”遂寝其命。夫世好奇之士，岂无朱衣垂钓者？然以艳丽之服施之川泽，亦终觉杀风景耳，宜乎谗言之得行也。
米元章与富郑公婿范大ず同游相国寺，以七百金买得王维雪图，因无仆从，借范人持之。行游良久，范主仆俱不见，翌日，遣人往取，云已送西京裱背矣。米无如之何，因以赠之。余谓：此老平日好攘人物，见蔡鲁公、王右军书，则叫呼欲投水，挟而得之。为天子书千文，则并禁中端砚而袖出。今日遇范，亦出乎尔反乎尔者也，可为绝倒。
五代东丹王李赞华善画，多写贵人、酋长、戈矛、甲胄之形，为世崇尚。可见戎狄之中亦有文雅不群者。今西北诸狄，识字者盖少，无论书画已。高丽、日本画皆精绝，不类中国。余从番舶购得倭画数幅，多画人物，形状丑怪如夜叉，然长短大小不一，亦不知其何名也。画无皴法，但以笔细画，萦回环绕，细如亳发，四周皆番字，不可识。又有春意便面一折，其衣冠制度甚为殊诡，设色亦不类中国也。
古人善画者必能写真，盖时尚画人物故也。国初犹然。相传戴文进至金陵，行李为一佣肩去，杳不可识，乃从酒家借纸笔图其状貌，集众佣示之。众曰：“是某人也。”随至其家，得行李焉。今画者以写真为别技矣。吾闽莆田史氏以传神名海内，其形神笑语逼真，令人奇骇，但不过俗子之笔耳。少陵所谓“坎轲风尘里，屡貌寻常行路人”者，政此辈也。近来曾生鲸者，亦莆人，而下笔稍不俗，其写真大二尺许，小至数寸，无不酷肖，挟技以游四方，累致千金云。
闽人尚有刻木为小像者，召之至，草草审视，不移时即去，殊不见其审度经营也。越一日而像成，大小惟命，色泽姿态，毫发不爽，置之座右，宛然如生。此亦可谓绝技也已。
戴文进不肯为方伯作门神，方伯怒，囊以三木。右伯黄公泽，闽人也，见而问其故，笑而解释之，戴德黄甚，临行送画四幅，乃其生平最得意之笔，今黄之子孙尚留传其一云。技之厄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己如此。姑苏沈启南亦为太守召作屏风，不应，大怒，欲辱之。及入觐，谒太宰吴原博，首问：“石田先生安否？”出问从者，始大惊，归而谢罪。文征仲在史馆，同时诸翰林相谓：“奈何以画匠辱我木天？”征仲闻，即日拂衣归。三事皆相类。宜乎阎立本有厮役之恨也！
今赵州有吴道子画水墨刻，其波涛汹涌，翻澜骇沫，细观，目为之眩，不知真迹当何如也。
人之技巧，至于画而极，可谓夺天地之工，泄造化之秘。少陵所谓“真宰上诉天应泣”者，当不虚也。然古人之画，细入毫发，飞走之态，罔不穷极，故能通灵入圣，役使鬼神。今之画者，动曰取态，堆墨劈斧，仅得崖略，谓之游戏于墨则可耳，必欲诣境造极，非师古不得也。
凡百技艺，书上矣，卜筮次之，棋损间心，画为人役。其它术数，致远恐泥，苟精其理，皆足成名，而高下之间，判然千里。余少也贱，罔不涉猎，而究竟无成，皆同袜线，今已一切敕断，惟柔翰宿业，尚未能驱除耳。
人之嗜好，故自迥异，如谢康乐好游涉山水，李卫公喜未闻见新书，此自天性，不足为病。右军好蓄鹅，子敬好作驴鸣，崔安潜好有斗牛，米元章好石，近于僻矣，而未害也。王思微好洁，陈伯敬好忌讳，宋明帝好鬼，以之处世，大觉妨碍。至于海上之逐臭，之嗜足纨也，甚矣！
口有同嗜，常语也。然文王嗜昌<蜀犬>，曾皙嗜羊枣，屈到嗜芰，宋明帝嗜蜜浸豕夷，崔铉嗜新捻头，魏征嗜醋芹，辛绍先嗜羊肝，顾翱母喜食雕胡饭，已为不得其正。至刘邕之嗜疮痂，鲜于叔明之嗜臭虫，张怀肃之嗜服人精，权长孺之嗜爪甲，国朝赵辉之嗜女人月水，刘俊之嗜蚯蚓，殆不可以人理论者。
古人嗜酒，以斗为节。十斗一石，量之极也。故善饮若淳于髡、卢植、蔡邕、张华、周ダ之辈，未有逾一石者。独汉于定国饮至数石不乱，此是古今第一高阳矣。宋时如寇莱公、石曼卿、刘潜、杜默，皆以饮称雄者，其量恐亦不下古人也。近代酒人，不知视昔云何？但缙绅之中，能默饮百杯以上，不动声色者，即足以称豪矣。以耳目所睹记，若曾学士、冯司成衍、胡总制宗宪、汪司马道昆，皆自负无对者，而其它猥琐不论也。曾学士至铸铜与身等，见其所饮内之，至铜人溢出，而尚未醉。冯司成放春榜，每进士陪一杯，遂讫三百杯，兴未尽，复于中择善饮者五人，与立酬酢，又百余爵。五人皆踉跄不胜，而冯无恙也。胡在浙中迎乡榜亦然。汪司马每饮，大小尊错陈，以尽一几为率，啜之至尽，略无余沥，亦裴弘泰之匹矣。然汪尝言：“善饮者，必自爱其量。每见人初即席便大吸者，辄笑之。”亦可谓名言也。
廉将军老矣然，一饭斗，米肉十斤。少壮之时，不知云何？壮士猛将，想皆尔尔。樊哙，生彘肩可啖，何论饭矣？符秦、乞活、夏默等，啖肉三十余斤，其人长至二丈，有不可以常理论也。张齐贤候吏置一大桶屏后，伺公饮饭，如数投之，桶溢而食未已。赵温叔与兵马监押对食猪羊肉各五斤，蒸糊五十事，此亦何逊廉将军乎？近代绅中如啖猪首一枚，折胡饼高至一箸者，往往见之，不能尽书，其人亦不足书也。
亦有因疾而善啖者。余里中有人啖豚，尝至半体。乡里社日时为所嬲。一日，众共执之，缚庭柱上，不得食。久之，观喉中有物，一虾蟆跃出，众击杀之，自此不复能食矣。此与唐佐史食至数十斤者相类。近闻太原有嗜酒者亦然。乃知嗜好之偏而酷者，皆疾也。
人有嗜睡者，边孝先、杜牧、韩昌黎、夏侯隐、陈搏、王荆公、李岩老皆有此癖。近时张东海有《睡丞记》，言：“一华亭丞，谒乡绅，见其未出，座上鼾睡。顷之，主人至，见客睡，不忍惊，对坐，亦睡。俄而丞醒，见主人熟睡，则又睡。主人醒，见客尚睡，则又睡。及丞再醒，暮矣，主人竟未觉。丞潜出，主人醒，不见客，亦入户。”世有此可笑事。陆放翁诗云：“相对蒲团睡味长，主人与客两相忘。须臾客去主人觉，一半西窗无夕阳。”此诗殆为此丞发耶？
宋明帝好忌讳，文书上有凶败丧亡等字，悉避之。移床修壁，使文士撰祝，设太牢，祭土神。江谧言及白门，上变色，曰：“白汝家门。”后梁萧恶人发白，汉汝南陈伯敬终身不言死；与妻交合，必择时日；遣媵御，将命往复数四。人之蔽惑，可笑有如此者。
以余所见，绅中有恶鸦鸣者，日课吏卒，左右彀弩，挟弹，如防敌，然值大雪即不出，恶其白也。官文书，一切史字、丁字、孝字、老字，皆禁不得用。又闽中一先辈尤甚，与家人言无，必曰有；死必曰生。身死之日，寸帛尺素，皆无所有，几有小白之Г。至今乡曲以为话柄。然转相效仿者不无其人也。
人有好货财者，坐卧起居，言动食息；无所往而不与阿堵俱也。一日，病且死，强起阅库藏，白镪如山，拊摩不忍舍去，谓其子曰：“幸内十大镪棺中，亲我怀抱。”或曰：“以金入木不利，且启发冢之端，不如以楮代之可也。”其人凝泪太息，不能言而逝。噫！斯人何愚也。生积巨万，而死不能将去锱铢。故人之所好，必求死之日得将去者，则几矣。
范云欲预册命，祈医速瘳，不顾三年后之死也。死生亦大矣，而人之所好，有甚于生者。荀奉倩之死，色也；刘伶之死，酒也；石崇之死，财也；梁冀、韩胄之死，权也。皆知之而不能自克者也。仕宦不止，生行死归，亦其次也。
金陵人有拾钞于道者，归而视之，荷叶也，弃之门外。逡巡，一荷担者俯而拾焉，故钞也。一钞何足言？乃不可妄得若此，贪得者亦何为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