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朝，君臣鱼水，千古美谈，至今人能诵其说。乃其中微有不然者，则今人未必知也。弘治初年，上用刘博野、徐宜兴刘洛阳三相，时王三原亦初为吏部尚书，与洛阳同拜命，本相善也。未几，博野欲处言官，而三原救之，已微龃龉。最后刘文泰事起，邱琼山最晚入阁，阴为之主，孝宗眷注顿衰，三原因以见逐。至上末年，马钧阳以十二年本兵，加少傅，改吏部，最称耆夙。洛阳公已为首揆，李长沙、谢余姚次之，三相咸负物望。而刘华容新入为本兵，戴浮梁亦起为台长，二人俱为上所重，而眷刘尤深，因得非时召见，造膝三接，恩礼出诸贵上。即三相所调旨，有不当上意，亦与商■窜定。三相有时反从刘问上今日何语，意不无怏怏。钧阳第修铨曹职事，不获一望天颜，亦稍稍怀妒矣。孝宗上宾，浮梁亦下世，华容继得请。钧阳铨试，出“宰相须用读书人”论题，以讥洛阳不学，亦先华容去位，而阁部之隙遂关。李长沙虽云持平，然华容公甘肃一戍，已不能救矣。以为不然，何不观弘治十七年召对事乎？李、谢二公在阁，因孝肃周太后丧礼，召阁
臣入议葬事。东阳、迁因奏曰：“臣已七年不得见皇上矣！”
其言怼乎？感乎？次年而鼎湖遂泣。似此局势，即使孝宗犹在御，华容公亦未必善去也。君臣之际，其难如此。宁独桓使君抚筝，能令谢安涕泣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