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代以来，北虏侵我疆土，索我金帛，以宋太祖、太宗之继兴，终不能制。下至靖康之变，尤不忍言，盖由所都非形势之地也。胡元据有中国垂九十载，无复天理之可言。天生我太祖扫除之。推戴之初，即欲宅形势，以临中夏、御夷狄，故尝幸汴、幸洛，将幸关陕而还。斯时中原之地，久为胡马所践，继以寇盗，民不聊生，六騑所过，率皆空城。於是定鼎江南，以资兵食，而都北之志未尝一日忘也。且以燕城为元旧都，形势可以制虏，因以封我太宗焉。及上登极，即广旧邸为皇城，频年驻跸。当时群臣不知睿意所向，屡请南还，因出令曰：“敢有复请者，论以妖言。”于是，河南布政使周文褒等皆遭重罚。自此基命始定，遂成万世之业。虽殽、函之固莫能及矣。永乐壬辰之后，大驾频征沙漠，搜剿遗孽，屡抵巢穴而归。是则都燕之志，太祖实启之，太宗克成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