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中，杭州卫有漕船自京师还至山东。时冬天河冻，停舟八里湾，其地去谷亭镇八里，故名。一日薄暮，有妇容服妖冶，立岸上，呼兵士为首者求寄宿，曰：“儿此间镇上人，将归母家，日暮不能及。如见留，不敢忘报。”兵拒之，妇不肯去。天益暝，请益亟，言辞哀婉，兵不觉应曰：“诺”。即留之宿兵所，卧处仅与隔一板。中夜，妇呼腹痛，娇啼宛转，兵闻之心动，乃自起煎姜汤与饮。稍逼就之，妇殊不羞拒，兵遂与狎，绸缪倾倒，良以为奇遇也。五更，天大雪，妇辞归，谓兵曰：“儿家去此不远，君有心者，儿今夜当复来耳。”兵曰：“幸甚。”以绣枕顶一副，并所市猪肝肺遗之，云：“子可持归作羹奉母也。”妇起，凌雪而去。兵寝，日晏未起，时舟中诸人皆知之，或起循其去路，视积雪中乃有兽迹数十，大怪之。共计曰：“彼美而尤，且侵夜来，未明辄去，宁知非妖乎？”呼兵起讯之，初尚抵讳，引登岸，指雪迹示焉，乃大惊吐实。相与到镇上访之，居人或云：“此地有数百年老狐，变幻惑人多矣。君所遭者，将无是乎！”亟返舟，集众持器械、薪火而行。逐其迹至野外，转入幽邃，迹穷，见大树可数抱，中穿一穴，枕头、猪肝皆挂树枝上。众喜曰：“此必狐窟也。”环而围之，投薪穴中，烧爇良久，一狐突烟而出，众格杀之。兵神痴旬日，乃平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