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八年八月乙酉，以修太庙成，命参知政事欧阳修告七室。初，庙室前楹狭隘，每陈序，昭穆南北不对，左右祭器填委。嘉亲，筑土阶，张幄，乃可行礼。至是宗正丞赵观因修庙室，增广檐陛，如亲时。诏从其请。凡增广二丈七尺。丙戌，太庙神主复归于七室。初，太常礼院奏当以太祖、太宗为一世，神主庙，则增一室。诏两制及待制以上与礼官议。观文殿学士孙等议：“谨按《礼》曰：‘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书》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七世与昭穆云者，据父子而言也。若兄弟则昭穆同，不得以世数数之矣。商之祖丁之子曰阳甲，曰盘庚，曰小辛，曰小乙，四人皆有天下。而商之庙有始祖，有太祖、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为世，则小乙之祭不及其太祖祖丁。是古之兄弟相及，昭穆同而不以世数数之明矣。故晋之庙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庙十一室而九世。中宗、睿宗之于高宗，敬宗、文宗、武宗之于穆宗，同居穆位。国朝太祖为受命之祖，太宗为有功德之宗，此万世不迁者也。故太祖之室，太宗称孝弟，真宗称孝子，大行皇帝称孝孙。而《图》：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盖先朝稽用古礼，而著之于祀典矣。大行皇帝神主庙，伏请增一室为八室，以备天子之事七世之礼。”诏从之。于是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卢士宗、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司马光议曰：“臣等谨按《礼》：‘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太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昭穆，亲尽则毁，示有终也。自汉以来，天子或起于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尚三昭三穆之初次，故或祀四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虽属尊于太祖，亲尽则迁。故汉元帝之世，太上庙主瘗于寝园；魏明帝之世，处士庙主迁于园邑；晋武帝庙，迁征西府君；惠帝庙，又迁豫章府君。自是以下，大抵过六世则迁其神主。盖以太祖未正东向，故止三昭三穆；已正东向之位，则并三昭三穆为七世矣。唐高祖初立，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庙，则迁弘农府君神主于夹室；高宗庙，又迁宣帝神主于夹室，皆祀六世，此前代之成法也。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经见，难可依据。今若以太祖、太宗为一世，则大行皇帝庙之日，僖祖亲尽，当迁于西夹室。祀三昭三穆，于先王典礼及近世之制，无不符合。太庙更不须添展一室。”又诏等议。议曰：“先王之礼，自祖以下隆杀以两，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自汉以来，诸儒传礼者始有夏五庙、商六庙之说。其说出于不见《商书》伊尹之言，而承用礼学之误。盖自唐至周，庙制不同，而大抵皆七。《王制》所谓‘三昭三穆与太祖庙而七’者，是也。今议者疑僖祖既非太祖，又在三昭三穆之外，以为于礼当迁。如此，则是天下之尊而所事止于六世，不称先王制礼、隆杀以两之意。且议者言僖祖当迁者，以为在三昭三穆之外，则于三代之礼，未尝有如此而不迁者。臣等以为三代之礼，亦未尝有所立之庙出太祖之上者也。后世之变，既与三代不同，则庙制亦不得不变而从时。且自周以上，所谓太诅，亦非始受命之王，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虽非始封之君，要为立庙之始祖，方庙数未过七世之时，遂毁其庙，迁其主，考三代之礼，亦未尝有如此者也。汉、魏及唐一时之议，恐未合先王制礼之意。臣等窃以为存僖祖之室以备七世之数，合于经传七世之明文，而亦不失先王之礼意。”诏又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