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宝元二年，陕西用兵，辅臣议节浮费，有议减百官及军班等俸赐者。上曰：“朕所欲去者，乘舆服御至于宫掖奢侈奇巧无名之费、不急之用尔。国家当择人以任职，至于俸赐自有定制，何用纷纷裁减，以骇中外乎可下诏申谕之。”六月壬戌，诏曰：“朕猥奉鸿业，深惟永图，恭己爱人，励精求治。欲素朴形于天下，风化始于朝廷，专命近臣议去浮费。爰自乘舆之所御以至宫掖之所须，尽屏纷华，一敦简俭。若夫设官置吏，分总事联，经武制军，参处营卫。惟其廪稍之给，具载等差之常，务从定规，无或过议。其文武百官及军班等俸赐，宜令详定所不得辄行裁减。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嘉四年正月丁亥，诏三司以天下广惠仓隶司农，逐州选幕职曹官各一人专监，每岁十月，别差官检视。老弱病疾不能自给之人，籍定姓名，自次月一日给米一升，幼者半升，每三日一给，至明年二月止。有余积，量诸县大小而均给之。六月，诏诸路转运司，邻路邻州灾伤而辄闭籴者，以违制坐之。初，谏官吴及言：“春秋之时，诸侯相倾，窃地专封，固不以天下生灵为忧，然犹同盟之国，有救患分灾之义也。凡外灾则不书，庄公十一年书宋大水，昭公十八年书宋、卫、陈、郑灾，然则皆外灾也。所以书者，是亦承告之辞，而患难相恤之谓也。又庄公二十八年，臧孙辰告籴于齐，鲁记之。又以鬯圭玉磬如齐告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滞积，以舒职事。’齐人归其玉，而与之籴。僖公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传》云：‘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诸侯无书获之例，而经书曰获晋侯，贬绝之也。战国之世，王道不绝如线，一有闭籴，而《春秋》诛之。陛下恩施动植，视人如伤。然州郡之间，官司各专其民，擅造闭籴之令。一路饥则邻路为之闭籴，一郡饥则邻郡为之闭籴矣。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国休戚而班布主恩。坐视流离，又甚于春秋之时，岂圣朝所以子育兆民之意哉”故下是诏。
英宗嘉八年十二月庚寅，诏京师老疾孤穷丐者，虽有东西福田院，给钱米者才二十四人。可即宝胜、寿圣禅院置南北福田院，并东西各盖屋五十间，所养各以三百人为额，岁出内藏钱五千贯给之。
始，益州豪民十余万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糜枣堰、丁夫物料。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每岁丝蚕米麦将熟，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亦有诈伪者，兴行词讼不少。或人户众来要钱，聚头取索印，关闭门户不出，以至聚众争闹，官为差官拦约，每一贯多只得七八百，侵欺贫民。知府事谏议大夫寇奏：“臣到任，诱劝交子户王昌懿等，令收闭交子铺，封印卓，更不书放。直至今年春，方始支还人上钱了当。其余外县有交子户，并皆诉纳，将印卓毁弃讫。乞下益州今后民间更不得似日前置交子铺。”奉圣旨，令转运使张若谷、知益州薛田同共定夺。奏称“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今街市并无交子行用，合是交子之法归于官中。臣等相度欲于益州就系官廨宇，保差京朝官别置一务，选差专副曹司，拣扌舀子逐日侵早入务，委本州同判专一提辖。其交子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仍使本州铜印印记。若民间伪造，许人陈告，支小钱五百贯，犯人决讫，配铜钱界。”奉敕令梓路提刑王继明与薛田、张若谷同定夺闻。奏称：“自住交子后，来市肆经营买卖寥索。今若废私交子，官中置造，甚为稳便。仍乞铸益州交子务铜印一面，降下益州，付本务行使，仍使益州观察使印记，仍起置簿历。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自一贯至十贯文。合用印过上簿，封押，逐旋纳监官处收掌。候有人户将到见钱，不拘大小铁钱，依例准折，交纳置库收锁，据合同字号给付人户，取便行使。每小铁钱一贯文，依例克下三十文入官。其回纳交子，逐旋毁抹合同簿历。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本府，至二年二月二十日起首书旋，一周年共书放第二界三百八十八万四千六百贯。”景三年，置监官二员轮宿。皇三年二月三日，三司使田况奏：“自天圣元年薛田擘划，兴置益州交子，至今累有臣僚讲求利害，乞行废罢。然以行用既久，卒难改更。兼自秦州两次借却交子六十万贯，并无见钱桩管，只是虚行刷印，发往秦州入中粮草。今来散在民间，转用艰阻，已是坏却元法，为弊至深。转运司虽收积余钱拨还，更五七年未得了当，却勒第十三界书造交子兑换行用，凭虚无信，一至于此。乞今后更不许秦州借支。”奉圣旨依奏。熙宁元年，转运司奏逐界交子十分内，纽定六分书造一贯文，四分书造五百文，重轻相权，易为流转。奉圣旨依行。
苏辙《元会计录》序曰：臣闻汉祖入关，萧何收秦图籍，周知四方盈虚强弱之实，汉祖赖之以并天下。丙吉为相，匈奴尝入云中代郡，吉使东曹考按边琐，条其兵食之有无与将吏之才否，逡巡进对，指挥遂定。由此观之，古之人所以运筹帷幄之中、制胜千里之外者，图籍之功也。盖事之在官，必见于收，其始无不具者，独患多而易忘，久而易灭，数十岁之后，人亡而书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录元和国计，并包巨细，无所不具。国朝三司使丁谓等因之，为景德、皇、治平、熙宁四书，网罗一时出纳之计，首尾八十余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参酌同异，因时施宜，此前人作书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丰之余业，亲睹二圣之新政，时事之变易，财赋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谨按艺祖皇帝创业之始，海内分裂，租赋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鲜，诸王不过数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县皆不能备官；士卒精练，常以少克众。用此三者，故能奋于不足之中而绰然常若有余。及其列国款附，琛贡相属于道，府库充塞，创景福内库以蓄金币，为殄虏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继之，怀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乐，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间，号称太平。群臣称颂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于是请封泰山，祀汾阴，礼毫社，属车所至，费以巨万。而上清昭应、崇禧景灵之宫相继而起，累世之积，糜耗多矣。其后昭应之灾，臣下复以营缮为言。大臣力争，章献感悟，沛然遂与天下休息。仁宗仁圣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复其旧。而夏贼窃发，边久无备，遂命益兵以应敌，急征以养兵。虽间出内藏之积，以求纾民，而四方骚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后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复汰，加以宗子蕃衍，充刃宫邸，官吏冗积，员溢于位，财之不赡为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群臣竦观，几见日新之政。而大业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积，闵财力之伤耗，览政之初，为强兵富国之计。有司奉承，违失本旨，始为青苗、助役，以病农民，继为市易、盐铁，以困商贾。利孔百出，不专于三司，于是经入竭于上，民力屈于下。继以南征交趾，西讨拓跋，用兵之费一日千金，虽内帑别藏时有以助之，而国亦惫矣。今二圣临御，方恭默无为，求民之疾苦而疗之，令之不便无不释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宾，水旱继作，凡国之用度大率多于前世。当此之时而不思所以济之，岂不殆哉臣历观前世，持盈守成，艰于创业之君。盖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毁，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间，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无法也，内建百官，外列郡县。至于汉、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无德以为安也。汉文帝恭俭寡欲，专务以德化民，民富而国治，后世莫及。然身没之后，七国作难，几于乱亡。晋武帝削平吴、蜀，任贤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风。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内叛，羌胡外乱，遂以失国。此二帝者皆无法以为久也。今二圣之治，安而静，仁而恕，德积于世。秦、隋之忧，臣无所措心矣。然而空匮之极，法度不立，虽无汉、晋强臣敌国之患，而数年之后，国用旷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臣愿得终言之，凡会计之实，取元丰之八年，而其为别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赋，三曰课入，四曰馈运，五曰经费。五者既具，然后著之以见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计可以画地而谈也。若夫内藏右曹之积与天下封桩之实，非昔三司所领，则不入会计，将著之他书，以备览观焉。
苏辙《民赋》序曰：古之民政，有不可复者三焉。自祖宗以来，论事者尝以为言，而为政者尝试其事矣。然为之愈详而民愈扰，事之愈力而功愈难。其故何哉古者隐兵于农，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安平之世，无廪给之费，征伐之际，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叹息而言也。然而熙宁之初，为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赘子，断坏支体，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挟县官之势以邀其父兄，擅弓矢之技以暴其乡邻，至今河朔、京东之盗，皆保甲之余也。其后元丰之中，为保马之法，使民计产养马。畜马者众，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买马于江淮，小不中度，辄斥不用·县岁时阅视。可否权在医驵，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于此，此所谓不可复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贷者，以国服为之息。贷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诗》曰：“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盖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数，亦未必有常息也。至于熙宁青苗之法，凡主客户得相保任，而贷其息，岁取十二。出入之际，吏缘为奸，请纳之劳，民费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输十而得五。钱积于上，布帛米粟贱不可售。岁暮寒苦，吏卒在门，民号无告。二十年之间，民无贫富，家产尽耗，此所谓不可复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亩六畜器械之数，未有不知其数而能制其贫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贫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开井田，画沟洫，谨步亩，严版图，因口之众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赋，经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风流已远，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业，皆取之于官，其敛民财有租庸调，皆计之于口。其后世乱法坏，变为两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田之在民，其渐由此，贸易之际，不可复知。贫者急于售田，则田少而税多，富者利于避役，则田多而税少。侥幸一兴，税役皆弊。故丁谓之记景德、田况之记皇，皆以均税为言矣。然嘉中，薛向、孙琳始议方田，量步亩，审肥瘠，以定赋税之入。熙宁中，吕惠卿复建手实，抉私隐，崇告讦，以实贫富之等。元丰中，李琮追究逃绝，均虚数，虐编户，以补失陷之税。此三者皆为国敛怨，所得不补所失，事不旋踵而罢，此所谓不可复者三也。故臣愚以谓为国者当务实而已，不求其名。诚使民尽力耕田，赋输以养兵，终身无复征戍之劳，而朝廷招募勇力强狡之民，教之战阵以卫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余以贷不足，虽有倍称之息，而子本之债，官不为理。偿进之日，布缕菽粟鸡豚狗彘百物皆售，州县晏然。处曲直之断，而民自相养，盖亦足矣。至于田赋厚薄多寡之异，虽小有不齐，而安静不扰，民乐其业，赋以时入，所失无几。因其交易而质其欺隐，绳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诸道客户，州县观望，虚张其数，以实户为客。虽得户八十万余，岁得钱数百万缗，而百姓困弊，实召天宝之乱。均税之害，何以异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称颂，以为先王遗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数十年以来，屡试而屡败，足以为后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仓库、躬馈运，小者治燕飨、职迎送，破家之祸，易于反党。至于州县役人，皆贪官暴吏之所诛求、仰以为生者。先帝深究其病，鬻坊场以募衙前，均役钱以雇诸役，使民得阖门治生而吏不敢苛问。有司奉行不得其当，坊场求数倍之价，役钱取宽剩之积，而民始困踬不堪其生矣。今二圣鉴观前事，知其得失之实，既尽去保甲、青苗、均税至于役法，举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县奉承虽未即能尽，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爱我矣。故臣于《民赋》之篇，备论其得失，俾后有考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