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迂子晁以道留意六经之学，各著一书，发明其旨，故有易规、书传、诗序论，中庸、洪范传、三传说。其说多与世儒异。
谓易之学者所谓应、所谓位、所谓承乘、所谓主，皆非是。大抵云，系辞言卦爻象数刚柔变通之类非一，未尝及初应四、二应五、三应六也。以阳居阳、以阴居阴为得位，得位者吉。以阳居阴、以阴居阳为失位，失位者凶。然则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乎？既为有应无应、得位不得位之说，而求之或不通，则又为承乘之说。谓阴承阳则顺，阳承阴则逆，阳乘柔则吉，阴乘刚则凶，其不思亦甚矣。又必以位而论中正，如六二、九五为中且正，则六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上、三、四永不得用中乎？卦各有主，而一概主之于五，亦非也。
其论书曰：予于尧典，见天文矣，而言四时者不知中星。禹贡敷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经水。洪范性命之原，而言九畴者不知数。舜于四凶，以尧庭之旧而流放窜殛之。穆王将善其祥刑，而先丑其耄荒。汤之伐桀，出不意而夺农时。文王受命为僭王，召公之不说，类乎无上。太甲以不顺伊尹而放，群叔才有流言而诛，启行孥戮之刑以誓不用命，盘庚行劓殄之刑而迁国，周人饮酒而死，鲁人不板干而屋诛。先时不及时而杀无赦。威不可讫，老不足敬，祸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类。惟此经遭秦火煨烬之后，孔壁朽折之余，孔安国初以隶篆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错出东京，乃取正于杜林。传至唐，弥不能一，明皇帝诏卫包悉以今文易之，其去本几何其远矣！今之学者尽信不疑，殆如手授于洙、泗间，不亦惑乎？论尧典中星云，于春分日而南方井、鬼七宿合，昏毕见者，孔氏之误也。岂有七宿百九度，而于一夕间毕见者哉？此实春分之一时正位之中星，非常夜昏见之中星也。于夏至而东方角、亢七宿合，昏毕见者，孔氏之误也。岂有七宿七十七度，而于一夕间毕见者哉？此夏至一时之中星，非常夜昏见者也。秋分、冬至之说皆然。凡此以上，皆晁氏之说。所辩圣典，非所敢知。但验之天文，不以四时，其同在天者常有十余宿。自昏至旦，除太阳所舍外，余出者过三之二，安得言七宿不能于一夕间毕见哉？盖晁不识星故云尔。
其论诗序云，作诗者不必有序。今之说者曰，序与诗同作，无乃惑欤！且逸诗之传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睹序邪？谓晋武公盗立，秦仲者石勒之流，秦襄公取周地，皆不应美。文王有声为继伐，是文王以伐纣为志，武王以伐纣为功。庭燎、沔水、鹤鸣、白驹，箴、规、诲、刺于宣王，则云汉、韩奕、崧高、烝民之作妄也。未有小雅之恶如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谓子衿、候人、采绿之序骈蔓无益，樛木、日月之序为自戾，定之方中、木瓜之序为不纯。孟子、荀卿、左氏、贾谊、刘向汉诸儒，论说及诗多矣，未尝有一言以诗序为议者，则序之所作晚矣。晁所论是否，亦未敢辄言。但其中有云，秦康公隳穆公之业，日称兵于母家，自丧服以寻干戈，终身战不知已，而序渭阳，称其“我见舅氏，如母存焉”，是果纯孝欤？陈厉公弑佗代立，而序墓门责佗“无良师傅”，失其类矣。予谓康公渭阳之诗，乃赠送晋文公入晋时所作，去其即位十六年。衰服用兵，盖晋襄公耳，传云“子墨衰绖”者也。康公送公子雍于晋，盖徇其请。晋背约而与之战，康公何罪哉？责其称兵于母家，则不可。陈佗杀威公太子而代之，故蔡人杀佗而立厉公，非厉公罪也。晁诋厉以申佗，亦为不可。
其论三传，谓杜预以左氏之耳目，夺夫子之笔削。公羊家失之舛杂，而何休者，又特负于公羊。惟谷梁晚出，监二氏之违畔而正之，然或与之同恶，至其精深远大者，真得子夏之所传。范宁又因诸儒而博辩之，申谷梁之志，其于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申传，决然不敢异同也。此论最善。
然则晁公之于群经，可谓自信笃而不诡随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