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观范蜀公《与司马温公议乐律书》，蜀公谓房庶赤法古本《汉书》：度起于黄钟之长，以子谷黍中者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今文脱“之起积一千二百黍”八字，故累黍为赤，纵置太长，横置太短，新赤横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则大其空径四厘六毫，是以乐声太高，皆由谈以一黍一分，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实管中，随其长短断之为黄钟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长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径，数合则律正，是度由量起。温公据《汉书》正本谓律法以一黍之广定为度之九十分，得黄钟之长，是度由律起。予谓先王吹ㄍ竹以听凤鸣，六律六吕生焉。天地未尝无自然之中声，复惧其中声之不传，于是因十二以制律，而验之于气，气之应有浅深，管之入地有长短，验子于黄钟，验未于林钟，验寅于太簇，气至则灰飞，管差则不验，律建而天地之中声有所考。复起于黄钟之长，取子谷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凡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寸、尺、丈、引定而度生焉，度立而黍之长短有所考。复起于黄钟之龠，以子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升、斗斛定而量生焉，量立而黍之小大有所考。复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斤、钧、石定而衡生焉，衡立而黍之轻重有所考。四者具存，或自源而徂流，如先王以律起度、量、衡可也。或自流寻源，因度、量、衡以起律，亦可也。四者既亡，周汉之议已为不同，司马迁、刘歆、班固以为一上一下，刘安、京房、郑康成以蕤宾为重上生，吕不韦以大吕为重下生，或代律以准，或代律以钟，或代律以笛，卒无一定之论。况二公当汉唐五代之后，欲争《律历志》之全脱，以定一代之制，人固知其为难。然主蜀公之说者，但当辨子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之有合于度与否，不必曰度之起律非也。主温公之说者，但当辨一千二百黍积实管中为九寸，取其三分以为空径，果有合于量与否，不必曰量之起度非也。天文局观天而验历，太史局算历以测天，所得苟精，未尝不合。倘温公因《律历志》之元本取为度以作律，验之于气灰飞，苟应则度可为律。蜀公因《律历志》之古本取为量以作律，验之于气灰飞，苟应则量可为律。盖有天地之中土，则有天地之中气，而中声应焉。律、度、量、衡者，起于黄钟，《月令》于中央土有律中黄钟宫之说，是律吕之出于自然，岂有古今之殊，不能求律于人而求律于天，气验则律验，度、量、衡亦于是而论定矣。正不待较古本、今本之异同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