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洽字阳土,汝南西平人也。举孝廉,大将军辟,皆不就。袁绍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独以"冀州土平民强,英桀所利,四战之地。本初乘资,虽能强大,然雄豪方起,全未可必也。荆州刘表无他远志,爱人乐士,土地险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与亲旧惧南从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从本初,辟争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黜近,久而阽危,必有谗慝间其中者。"遂南度武陵。
太祖定荆州,辟为丞相掾属。时毛玠、崔琰并以忠清干事,其选用先尚俭节。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与人,不可以一节俭也。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节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仪,吏有著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长吏过营,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
魏国既建、为侍中。后有白毛玠谤毁太祖,太祖见近臣,怒甚。洽陈玠素行有本,求案实其事。罢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谤吾也,乃复为崔琰觖望。此损君臣恩义,妄为死友怨叹,殆不可忍也。昔萧、曹与高祖并起微贱,致功立勋。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顺,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后世也。和侍中比求实之,所以不听,欲重参之耳。"洽对曰:"如言事者言,玠罪过深重,非天地所覆载。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伦也,以玠出群吏之中。特见拔擢,显在首职,历年荷宠,刚直忠公,为众所惮,不宜有此。
然人情难保,要宜考核,两验其实。今圣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两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对曰:"玠信有谤主之言,当肆之市朝;若玠无此,言市者加诬大臣以误主听;二者不加检核,臣窃不安。"太祖曰:"方有军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阳处父于朝,此为君之诫也。"
太祖克张鲁,洽陈便宜以时拔军徙民,可省置守之费。太祖未纳,其后竟徙民弃汉中。出为郎中令。文帝践阼,为光禄勋,封安城亭侯。明帝即位,进封西陵乡侯,邑二百户。太和中,散骑常侍高堂隆奏:"时风不至,而有休废之气,必有司不勤职事以失天常也。"诏书谦虚引咎,博咨异同。洽以为'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故废一时之农,则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务蠲烦费,以专耕农。自春夏以来,民穷于役,农业有废,百姓嚣然,时风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复之术,莫大于节俭,太祖建立洪业,奉师徒之费,供军赏之用。吏士丰于资食,仓府衍于谷帛,由不饰无用之宫,绝浮华之费。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劳烦之役,损除他余之务,以为军戎之储。三边守御,宜在备豫。料贼虎实,蓄士养众,算庙胜之策,明攻取之谋,详询众庶以求厥中。若谋不素定,轻弱小敌,军人数举,举而无庸,所谓'悦武无震',古人之诫也。"
转为太常,清贫守约,至卖田宅以自给。明帝闻之,加赐谷帛。薨,谥曰简侯。子禽嗣。禽弟适,才爽开济,官至廷尉、吏部尚书。洽同郡许混者,许助子也。清醇有鉴识,明帝时为尚书。
【译文】
和洽，字阳士，汝南郡西平县人。曾被当地吏民举荐为孝廉，并受到大将军的征召，但都被他婉言谢绝。袁绍在冀州之时，曾派使者前去迎接汝南的士大夫，士大夫都欣然前往，惟独和洽认为：冀州地势平坦开阔，百姓富足强壮，且四面可以应敌，必成各地英雄豪杰争割之地。袁绍凭借着这种优势，虽能逐渐强大起来，但当今天下群雄并起，他未必能得到圆满的结局。荆州刘表虽无甚远大志向，却能爱护百姓，爱惜人才，再加上地势险阻，山贫民弱，是个容易依靠的地方。于是与亲朋故友一同南下归附了刘表，刘表以上宾之礼对待他们。和洽说：“我之所以没去投奔袁绍，是为了避开那个是非之地。昏世之主，是不能够轻易接近的，时间一长就会面临险境，因为必然会有小人混在朝廷之中挑拨离间。”于是南渡武陵。
曹公平定荆州后，征聘和洽为丞相掾属。当时毛、崔琰都以忠正、清廉与否作为评判人的标准，他们对于人才的选用也着重看他是否节俭。和洽说：“天下重要的事情，是要职位与个人的才能大小相当，而不能以是否节约作为首要的标准。俭素过度，对于修身养性自然可以，但以此来检验评价人和事，就会失之偏颇。如今朝廷里议论人，看到有的官员穿件新衣服，坐辆好马车，就说他不清廉；看到当长官的经过自己的营所，衣服破旧，仪容不整，就说他很清廉，以致士大夫们故意弄脏了衣服，把好车马、好穿戴都藏起来。朝廷的大臣们，甚至有的自己带着水壶、食物来到官属。要说树立政教，看待俗务，都贵在中庸，才能被人接受、继承，如今却崇尚一切令人难堪的行为以检验高下。即使勉强为之，早晚也会令人疲惫。古代大的教化，必须顺通人情，大凡过激过异的行为，就容易隐藏着虚伪。”
魏国建立后，和洽官居侍中。有人举报毛诽谤曹操，曹操十分震怒，把近臣都召过来。和洽认为毛一向本分忠厚，请求查明实情。下朝以后，曹操说：“今有人说毛不但诽谤还为崔琰抱怨。这种有损君臣恩义、妄为死友怒叹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当年萧何、曹参和高祖刘邦虽都出身卑微，却能屡建奇功，高祖每次身处逆境时，二人仍能恭顺相随，为臣之道才更加彰明，因此能够名传后世。你替毛请求查实此事，我所以不听，就是想以后慢慢再考验他。”和洽回答说：“如果真像举报者说的那样，那么毛的罪，实在是天地不容。臣下并非敢为毛强词夺理以致歪曲君臣之理，只是因为毛在群臣之中出类拔萃，受到您特殊的提拔，以至官居显赫，位在首职，历年蒙宠，难免遭人嫉妒，何况他的为人刚直品正，为人所惧惮，似乎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情。然而人情难保，重要的是应当通过调查，验证事实。如今您怀着蒙污受垢的仁德，不忍心将他们按理明察，更易使曲直不分，是非不明。”曹操说：“我之所以不主张调查，是想让毛和举报者双方都得以保全。”和洽说：“如果毛真有谤上的言论，就应当处死，陈尸于市朝；如果毛没有这回事，举报者就犯了诬陷大臣以误主听的罪行。二者若不加以核查，臣下心中不安。”曹操说：“眼下正值战事，怎能听了几句话就大肆调查？从前狐射姑在朝堂上刺杀阳处父就是对君者的告诫。”
曹操打败张鲁，和洽建议应该适时地撤军移军，以节省布防守卫的费用。曹操不但不采纳，反而还移民汉中之外，和洽后来又担任过郎中令。曹丕称帝后，任命他为光禄勋，封安城亭侯。明帝曹睿即位后，晋封他为西陵乡侯，食邑两百户。
明帝太和年间（227一232），散骑常侍高堂隆奏告说：“时风不至，而有体止废弃的现象，一定有不勤于职位而丧失天道常规的事情。”明帝于是下诏，谦虚地引咎自责，并广泛征求意见。和洽认为：“现在人少，耕种的人更少，只吃不种的人更多。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性命。如果荒废一时之农耕，就可能失去养活性命之根基。故此，先王毅然排除其他烦杂琐事，专门治理农耕，国家才得以殷实。自春夏以来，百姓疲困于劳役，农业有所荒废，不少人饥饿难当。时风不至，未必不是由此而产生。解决的办法，莫过于节俭。太祖建立宏业以后，除保证供给军队士兵及封赏的费用外，官吏士人资丰食足，仓库之中谷帛充盈，这都是因为太祖从不过于修饰宫殿，免去用于浮华享乐的费用。如今最要紧的是固然在于停止或减省繁重的劳役和其他多余的杂务，以补充军队的储备。边境的守卫防御，也应早作准备。了解推断敌人的虚实，养精蓄锐，明攻取之谋，算必胜之策。虚心详尽地听取众人的意见，运筹帷幄，决不可轻敌弱小，否则骄兵必败，所谓‘悦武无震’，这可是古人曾经警告过的呀。”
和洽以后又转任主管宗庙礼仪兼掌选试人才的太常，他清贫守约，以至于卖掉田宅才勉强自给。明帝听到这种情况，就赐给他一些布帛。和洽死后，谥号简侯。其长子和离继承了他的爵位。次子和黄很有才干，官至廷尉、吏部尚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