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1)，万民之所欲(2)，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见王公(3)。史记十二公之间，皆衰世之事，故门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4)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贡(5)、闵子、公肩子，言其切而为国家资也。其为切而至於杀君亡国，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览於《春秋》也。故卫子夏(6)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胁穷失国，揜杀於位，一朝至尔。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故世子(7)曰：“功及子孙，光辉百世，圣人之德，莫美於恕。”故予先(8)言《春秋》详己而略人，因其国而容天下。《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故曾子、子石(9)盛美齐侯安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10)以天心。爱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吴，鲁得意于齐，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迩，敌国不可狎，攘窃(11)之国不可使久亲，皆防患为民除患之意也。不爱民之渐乃至於死亡，故言楚灵王、晋厉公生弑于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春秋》贵之，将以变习俗而成王化也。故子夏言《春秋》重人，诸讥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愤怨，或暴虐贼害人，终皆祸及身。故子池言鲁庄筑台，丹楹刻桷，晋厉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寿终。上(12)奢侈，刑又急，皆不内恕，求备於人，故次以《春秋》缘(13)人情，赦小过，而《传》明之曰：“君子辞也。”孔子明得失，见成败，疾时世之不仁，失王道之体，故缘人情，赦小过，《传》又明之曰：“君子辞也。”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号以正人伦，因其成败以明顺逆，故其所善，则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恶，则乱国行之终以败，故始言大恶杀君亡国，终言赦小过，是亦始於粗粗，终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泽大洽(14)，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过矣，亦讥二名之意也。
【注释】
(1) 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正”字应当在“王公”二字之前，即“上探天端正王公之位”。 (2) 欲：应为“始”字．开始。 (3) 见王公：“王公”二字有误，应为“见王心”。即表现君王的思想。 (4) 行事：往事。 (5) 子贡：姓端木，名赐。春秋卫国人，孔子学生。善辞令，曾在齐、吴等国游说，并在鲁、卫两国做官。 (6) 子夏：姓卜，名商。春秋晋国人，一说卫国人，孔子学生。主张国君要学习《春秋》，还提出“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等观点。 (7) 世子：名硕，周人，是七十子的弟子，作有《养书》等。 (8) 予先：“予”为“子”之误。子先：人名，不详。 (9) 子石：公孙龙，字子石，孔子弟子。 (10) 次：排列。 (11) 攘窃：偷窃。攘：窃取，夺取。 (12) 上：同“尚”，崇尚。 (13) 缘：依照。 (14)洽：遍及，普偏。
【译文】
孔仲尼写作《春秋》，往上探索上天的开端，次记王正月王公继位，和百姓政教之起始，往下说明得失，启用贤能之人，而等待圣人的出现。理清往事，端正是非，表现君王的思想。史书所记十二君主的事迹，全为衰落时代的事，所以孔子弟子感到迷惑不解。孔子说：“我依据历史往事而从事表明君王达到治理天下的想法的事情。”认为表现清空洞古圣明王的言谈，不如办事广博精深，明辨是非。所以子贡、闵子、公肩子，谈到《春秋》认为所记切要而成为治国的资本。它记载真切而直到杀死国君灭亡国家，逃亡在外不能保守社稷，这些君主所以到达这种地步，全是不明瞭为君之道，不认真阅读《春秋》的原因。所以卫子夏说，有国有家的君主、大夫不能不学习《春秋》，否则不能发现前后身旁的危险，不知晓国家的权柄和君主的重任。因此有的丢失亲近失去国家，在君位上被杀的情况，很快在某天就会到来。如果能够讲述《春秋》的行事规则，进一步实行它的原则，哪里仅仅是消除祸患呢？本是尧舜的德行。所以世子硕说：“功业影响到子孙后代，光芒照耀到百代，圣人的美德，没有比‘恕’道更美好的。”所以子先说到《春秋》记事对自己周详而对别人简略，借着自己的国家而包容天下。《春秋》的记事原则，最高的获得是称王天下，最小的收获是称霸。所以曾子、子石盛赞齐侯能安抚诸侯，尊奉周天子。称王称霸的道理，全以仁为本。仁是上天之心，因此将天心和《春秋》排列在一起。爱人当中最大的，没有比担心忧患并加以预防更大的，所以蔡国从吴国得到满意，鲁国从齐国得到满意，《春秋》全不记载，所以将谈论仇恨之人不可亲近排在仁爱之后，敌对国家不可亲近，偷窃别人的国家不能与之长久亲近，这些全是防备忧患为百姓铲除忧患的思想。不爱护百姓行为逐渐发展就发展到死亡，所以说楚灵王，晋厉公在位时被杀死，是不行仁政招来的结果。所以以宋襄公不使别人陷入困境为善，不按正道取得胜利，不如按正道办事而失败，《春秋》肯定宋襄公，将要用它改变习俗并成就王道的教化。所以子夏说《春秋》重视人，各种批评都由此产生。有的因奢侈使百姓愤恨，有的残暴伤害百姓，全部是灾祸危及自身。所以子池讲到鲁庄公修筑高台，用红色的大柱和刻饰花纹的椽子，晋厉公的刑罚严苛，这些人全不能在正常寿命情况下死去。崇尚奢侈，用刑严苛急切，对内全不行恕道，对别人的要求是求全责备，所以排列在《春秋》依照人的本性，赦免小的过错之后，在《公羊传》上明确写着：“是君子之用语。”孔夫子明瞭什么是得，什么是失，能发现成败的原因，嫉恨社会上的不仁爱，失去仁道的根本，所以能依照人之本性，赦免小的过错。《公羊传》又明确地写着：“这是君子的用语。”孔夫子说：“我依照周礼做事，进一步表现我尊王之心。”借助人的地位、称呼来端正人与人的关系，依据人的成功与失败，表明是顺仁义还是逆仁义，所以《春秋》所称赞的，齐桓、晋文二公做便有成功的结果，它所否定的，按动乱国家的原则去做最终要失败，所以由记载大的恶事如杀国君，灭亡国家开始，说到赦免小的过错结束，这也是从粗疏开始，以精微而告终。教化得到流传实行，恩德十分广泛，天下的人，人人都有君子样的行为而很少有过错，也是批评有两个名号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