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朕与卿等可得不慎，无为后所嗤！”
贞观四年，太宗论隋日。魏征对曰：“臣往在隋朝，曾闻有盗发，炀帝令於士澄捕逐。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贼者二千余人，并令同日斩决。大理丞张元济怪之，试寻其状。乃有六七人，盗发之日，先禁他所，被放才出，亦遭推勘，不胜苦痛，自诬行盗。元济因此更事究寻，二千人内惟九人逗遛不明。官人有谙识者，就九人内四人非贼。有司以炀帝已令斩决，遂不执奏，并杀之。”太宗曰：“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君臣如此，何得不败？朕赖公等共相辅佐，遂令囹圄空虚。愿公等善始克终，恒如今日！”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朕又闻桀、纣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魏征对曰：“臣闻鲁哀公谓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于此者，丘见桀、纣之君乃忘其身。’愿陛下每以此为虑，庶免后人笑尔。”
贞观十四年，太宗以高昌平，召侍臣赐宴于两仪殿，谓房玄龄曰：“高昌若不失臣礼，岂至灭亡？朕平此一国，甚怀危惧，惟当戒骄逸以自防，纳忠謇以自正。黜邪佞，用贤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议君子，以此慎守，庶几于获安也。”魏征进曰：“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天下既安，则瓷情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谏。张子房，汉王计画之臣，及高祖为天子，将废嫡立庶，子房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争也。’终不敢复有开说。况陛下功德之盛，以汉祖方之，彼不足准。即位十有五年，圣德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屡以安危系意，方欲纳用忠良，开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齐桓公与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饮，桓公谓叔牙曰：‘盍起为寡人寿乎？’叔牙奉觞而起曰：‘愿公无忘出在莒时，使管仲无忘束缚于鲁时，使宁戚无忘饭牛车下时。’桓公避席而谢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则社稷不危矣！’”太宗谓征曰：“朕必不敢忘布衣时，公不得忘叔牙之为人也。”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闻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然则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礼》云：“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书》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士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然则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非所闻也。
夫君臣相遇，自古为难。以石投水，千载一合，以水投石，无时不有。其能开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内尽心膂，外竭股肱，和若盐梅，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于礼之而已。昔周文王游于凤凰之墟，袜系解，顾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结之。岂周文之朝尽为俊乂，圣明之代独无君子者哉？但知与不知，礼与不礼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韩信，项氏之亡命。殷汤致礼，定王业于南巢，汉祖登坛，成帝功于垓下。若夏桀不弃于伊尹，项羽垂恩于韩信，宁肯败已成之国，为灭亡之虏乎？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于宋；箕子，良臣也，陈《洪范》于周，仲尼称其仁，莫有非之者。《礼记》称：“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欤？’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队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有难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何死焉？谏而见纳，终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是妄死也；谏不见纳，出亡而送，是诈忠也。”《春秋左氏传》曰：“崔杼弑齐庄公，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为己亡，非其亲昵，谁敢任之？’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孟子曰：“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虽臣之事君无二志，至于去就之节，当缘恩之厚薄，然则为人主者，安可以无礼于下哉？
窃观在朝群臣，当主枢机之寄者，或地邻秦、晋，或业与经纶，并立事立功，皆一时之选，处之衡轴，为任重矣。任之虽重，信之未笃，则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则心怀苟且。心怀苟且，则节义不立。节义不立，则名教不兴。名教不兴，而可与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闻国家重惜功臣，不念旧恶，方之前圣，一无所间。然但宽于大事，急于小罪，临时责怒，未免爱憎之心，不可以为政。君严其禁，臣或犯之，况上启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溃，其伤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则君开一源，下生百端之变，无不乱者也。《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然则古人之震怒，将以惩恶，当今之威罚，所以长奸。此非唐、虞之心也，非禹、汤之事也。《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故唐、虞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虑之乎？
夫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为国之常也，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至治，岂可得乎？又政贵有恒，不求屡易。今或责小臣以大体，或责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据，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过获罪，小臣或以大体受罚。职非其位，罚非其辜，欲其无私，求其尽力，不亦难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责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承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惟谷，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大臣苟免，则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则矫伪成俗。矫伪成俗，则不可以臻至治矣。
又委任大臣，欲其尽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则为不尽。若举得其人，何嫌于故旧。若举非其任，何贵于疏远。待之不尽诚信，何以责其忠恕哉！臣虽或有失之，君亦未为得也。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礼》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当今群臣之内，远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臣窃思度，未见其人。夫以四海之广，士庶之众，岂无一二可信之人哉？盖信之则无不可，疑之则无可信者，岂独臣之过乎？夫以一介庸夫结为交友，以身相许，死且不渝，况君臣契合，寄同鱼水。若君为尧、舜，臣为稷、契，岂有遇小事则变志，见小利则易心哉！此虽下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怀不信，待之过薄之所致也。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圣明，以当今之功业，诚能博求时俊，上下同心，则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汉，夫何足数！”
太宗深嘉纳之。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进魏征曰：“朕克己为政，仰企前烈。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四者常以为称首，朕皆庶几自勉。人苦不能自见，不知朕之所行，何等优劣？”征对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则内平祸乱，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诸黎元，各有生业，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与仁，愿陛下自强不息，必可致也。”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司空房玄龄曰：“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太宗曰：“公意推过于主，朕则归咎于臣。夫功臣子弟多无才行，藉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颠而不扶，岂能无乱？隋炀帝录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于高位，不思报效，翻行弑逆。此非臣下之过欤？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家国之庆也。”太宗又曰：“化及与玄感，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孙，皆反，其故何也？”岑文本对曰：“君子乃能怀德荷恩， 玄感、 化及之徒，并小人也。古人所以贵君子而贱小人。”太宗曰：“然。”
【 译文】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国君与臣子本来就是一起治理乱世，共享安危的，如果君主采纳忠诚的规劝，臣子又能进正直的意见，这固然是君臣相投合，自古以来所推重的。如果国君自以为贤明，臣子又不匡正国君的过失，要想国家不危亡，是不可能的。国君丧失了国，臣子也不能单独保全自己的家。至于像隋炀帝残暴淫虐，臣子都闭口不言，终于使他不能知道自己的过失，于是走到了灭国亡身的境地，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杀死。前朝的事情相去不远，我与你们能不谨慎行事？不要被后人讥笑。”
贞观四年，唐太宗谈论隋朝时候的情况。魏微回答说：“我以往在隋朝时，曾听说发生了一桩盗窃案，隋场帝下令叫放士澄去追捕罪犯。放士澄只要怀疑谁像贼，就严加拷打，含冤承认自己是贼的达两千多人，隋场帝便下令将这两千多人在同一天斩首。大理丛张元济认为这个案件奇怪，就试探询问作案人的情况，就有六七个人在发生盗窃案的当天，已先被监禁在另外的狱中，才被释放出狱，也遭到推究勘问，由于忍受不了酷刑的苦痛，自己屈认参加了盗窃。张元济因此更加认真地追究询问，结果，两千人中，只有九个人在盗窃案发生的那天行踪不清。官吏中有熟悉的，知道九人中有四人根本不是贼。负责行刑的官署因隋场帝已下令处决，就不再以实情上奏，将两千人全部杀掉。”太宗说：“不仅隋场帝无道，他的臣子也不尽心办事，一定要匡正规谏，不怕诛杀，怎能专干馅媚奉承，苟且讨得国君的欢心与称赞。君臣全这样，哪能不失败？我仰仗你们共同辅佐，从而使牢狱空虚，希望你们善始善终，常像今天一样！”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周、秦两朝，最初取得天下没有两样。然而周朝建国后就专门兴办好事，积累功业和仁德，所以能够保持七百年的基业。秦朝就放纵自己的奢侈淫逸，喜好用刑罚，没有超过两代就灭亡了。难道不是作善事的帝业绵延长久，干恶事的天年不长？我又听说，莱与封是帝王，把一个普通人与他们相比，普通人还感到是耻辱；颜渊与阂损，是普通百姓，把帝王与他们相比，也还认为是荣耀的。这是帝王深感羞耻的事。我常把这些事引以为戒，常常怕比不上颜、阂这些贤人，被人讥笑。”魏微回答说：“我听说鲁哀公对孔子讲：‘有一个健忘的人，搬家后就忘记了自己的妻子。’孔子说：‘还有健忘超过这个人的。我看夏莱、商封这样的国君，竟忘记了自己的身躯。’但愿陛下常常把这些事想想，免受后人笑话！”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因平定了高昌国，召见侍臣，在两仪殿设宴招待，太宗对房玄龄说：“高昌的国君如果不失掉臣下的礼仪，怎么会走到灭亡的地步？我平定了这样一个国家，心中更加感到危惧，只有力戒骄奢淫逸来自己提防，采纳忠直之言来匡正自己。罢黯奸债，选用贤良，不拿小人的话来议论君子，用这种办法来谨慎守业，也许可以让国家获得安宁吧。”魏徽进言说：“我看自古以来的帝王，他们在拨乱创业的时候，必定很谨慎，随时警戒自己，善于采纳平民百姓的意见，听从忠诚正直的建议。天下已安定，他们就态意放纵欲望，喜欢听馅谗阿谈的奉承话，厌恶刚正的规谏。张子房是汉王刘邦的出谋画策的大臣，到刘邦当了皇帝时，打算废掉嫡子刘盈而立庶子刘如意为太子，子房说：‘今天的事，不是凭口舌可以争辩的。’始终不敢再有话去开导汉高祖。何况陛下功业、德义的盛大，用汉高祖来相比，他是比不上的。陛下即位至今已有十五年，圣明的德泽像灿烂的光芒照耀四海，如今又消灭了高昌，还多次将国家的安危记挂心里，刚才又说想进用忠直贤良的人，大开直言规谏之路，这是天下的最大幸运。过去齐桓公曾与他的臣子管仲、鲍叔牙、窝戚在一起饮酒，齐桓公对鲍叔牙说：‘为何不向我祝福呢？’叔牙举起酒杯站起来说：‘但愿君王不要忘记当年出奔在营国时的情景，管仲不要忘记在鲁国被捆绑时的状况，窝戚不要忘记喂牛于车下时的境遇。’齐桓公听完叔牙的话，离开坐席感谢叔牙说：‘我与两位大夫都能够不忘记先生的话，那么，国家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太宗对魏徽说：“我一定不敢忘记当老百姓时候的情景，你也不要忘记叔牙的为人啊！”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徽向唐太宗上了一道奏章说：我听说，国君是人的首脑，臣子便是人的四肢，首脑与四肢协调同心，就形成一个完整的身体。作为一个整体，倘若有的器官不具备，就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那么，首脑虽处于至尊重要的地位，必须借助四肢才能成为整体，国君虽然明察通晓，一定要借助臣子的辅佐才能达到治理好国家的目的。《 礼记》 说：“百姓把国君作为自己的心胸，国君把百姓视为自己的躯体，内心端庄躯体就舒坦，内心严肃面容就恭敬。”《 尚书》 说：“国君英明啊，臣子贤良啊，万事康宁啊！” “国君行事细碎无大略啊，臣子就松懈懒惰啊，万事就毁坏搞不成功啊！”那么，丢弃四肢，单单使用心胸，使整个国家达到治理，不是我听说过的。国君与臣子之间意气相投，自古以来就是难得的。让石头去顺从水，千年之间出现一次，让水去顺从石头，没有哪个时候没有。那些能倡导最公正的道义，表明天下人才均可任用，内部尽到心胸脊骨的力量，外部竭尽四肢的能力，协调得像汤里的盐与梅，团结得像金石一样坚固的朝代，不是靠赐给臣子的高官厚禄，而在于以礼相待罢了。过去周文王巡游于凤凰之墟，袜带散了，他看左右没有一个可以使唤的人，就自己将袜带结上。难道周文王时的人全是有才德的人，而现在处于圣明的朝代唯独缺乏贤良的人吗？只是了解与不了解，礼遇不礼遇罢了。伊尹是有萃氏的陪嫁家奴，韩信是项羽的逃亡臣子。商汤尽礼相待伊尹，在南巢实现了帝王之业，汉高祖刘邦登坛拜韩信为大将，在该下击败项羽而成就了帝业。如果夏柴不抛弃伊尹，项羽加恩于韩信，难道一定会毁掉已建成的国家而变成灭国亡身的人吗？另外，微子是商封的庶兄，在宋接受了周武王的封土；箕子是商封的贤臣，却向周武王陈述《 洪范》 ，孔子称他们是仁人，没有谁说他们不对。《 礼记》 上说：“鲁穆公向子思问道：‘放逐之臣返回来为原来的国君服丧，古来就有的吗？’子思说：‘古代的有德行的君主，任用人能按照礼节，斥退人也能按照礼节，所以有被斥退的臣子回来为旧时的国君服丧的礼仪。现在的君主，任用人时，如像把他抱在膝上，斥退人又如像把人坠入深渊。那些被斥退的人不作攻打本国的谋主已经很好了，哪里还有返回本国为旧君服丧的？夕”齐景公问晏子说：“忠臣是怎样侍奉国君的？”晏子回答说：“国君有灾难不为他去死，国君出国逃亡不为他送行。”齐景公说：“分割土地来封赐他，分出官爵来授给他，国君有难不为国君死，国君出逃不送行，是何道理？”晏子说：“臣子进言而被采用，终身没有灾难，臣子怎么去死呢？臣子规谏而被国君采纳，终身不会逃亡，臣子又怎么会给他送行呢？如果臣子进言不被采用，国君有难而去为他死，这是枉死；臣子规谏不被国君采纳，国君出逃又去相送，这是假忠。”《 春秋左氏传》 说：“崔抒就齐庄公，晏子站立在崔杆的家门外，崔杆的门人问晏子：‘你是来为国君殉死吗？夕晏子说：‘只是我一人的国君吗！我去死？’门人说：‘逃走吗？’晏子说：‘国君死是我的罪吗1 我逃走？死去的国君如果是为国家而死，我就为他而死；国君是为国家而逃亡，我就跟着他逃亡。如果是为自己而死，为自己而逃亡，不是他最亲近的人，谁敢担当这些事。夕崔杆家的门开了，晏子就走进去，把齐庄公的头放在自己的大腿上，抱着尸体大哭，然后站起来，往上跳了三下就走了。”孟子说：“国君把臣子看作是自己的手足，臣子就把国君看作是自己的心腹；国君把臣子看作犬马，臣子就把国君看作普通的人；国君把臣子看作粪土，臣子就把国君看作仇敌。”虽然臣子侍奉国君没有二心，至于离开还是留下的原则，应当依据受恩的多少而定。那么，作为百姓之主的国君，怎么可以对自己的臣民无礼呢！
我观察在朝的所有大臣，担负着主管国家重要部门任务的人，有的奉命在边关驻防，有的在朝参与处理国家大事，大家为国建功立业。这都是一时选拔出来的贤能之士，处在至关重要的地位，担负的任务重大。委给他们的职任虽然重，对他们的信赖却不深，信赖他们不深，就使人有时产生疑虑。人生疑虑，就会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内心有得过且过的想法，就不会树立臣子的节操义行。节操义行不树立，那么名教也不会兴起。名教不能兴起，而能够与他们一起巩固太平基业，保持七百年的王位，是没有这种事的。又听说，国家器重爱惜有功的臣子，不追究旧时的罪过，比之于前朝的圣君，没有一点差别。然而只宽恕大事，对小罪就严厉，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谴责发努，不去掉偏爱与憎恨的心，是不可能用来治国的。国君严厉地推行法令，臣子中还有人触犯它，何况上边开了违法的头，下边一定更加放肆。河床奎塞而河堤崩溃，它伤害的人一定很多，将要使天下百姓到哪里安身！这就是国君开了一个头，下边就生出百种不测的变化，国家没有不乱的。《 礼记》 说：“自己喜爱的人，要知道他们的短处，自己憎恨的人，也要看到他们的长处。”如果自己憎恨的人，不能看到他的长处，那做好事的人一定感到恐惧。自己喜爱的人，不知他们的短处，那作恶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诗经》 上说：“君子如果对谗择的小人责怒，作乱的事大概会很快停止。”那么，古代人的震怒，是用来惩罚恶人，现在的严厉惩罚，却是用来助长奸邪的，这不是唐尧、虞舜的本意，也不是夏禹、商汤所作的事了。《 尚书》 说：“安抚我的就是我的国君，虐杀我的就是我的仇敌。”荀子说：“国君是船，百姓是水。水可以浮载船，也可以翻船。”所以孔子说：“鱼失掉水就会死，水失掉鱼仍然是水。”所以唐尧、虞舜总是战战栗栗，一天比一夭谨慎。怎么可以不深思这些道理呢？怎么可以不反复考虑这些事情呢？
将重任委托给大臣，将小事交给小臣，这是处理国事的常情，治理国家的办法。现在委任他们官职，则重视大臣而轻视小臣；到有事发生，又轻信小臣而怀疑大臣。相信自己所轻视的，怀疑自己所重视的，想用这种办法把国家治理得很好，怎么可能呢？另外，治国贵在稳定，不要求多变。现在，或者对小臣委以重任，或者对大臣任以小事，小臣占据不应有的高位，大臣又失去他们应担任的职位，大臣或者因小小的过失而获罪，小臣或者因大事而受惩罚。官职与地位不相称，受罚不是他们的罪过，想要他们没有私心杂念，希求他们各尽其力，不是很难的吗？小臣不可把大事交给他，大臣不可因小罪受罚。委任大臣以大官又去追查他的小过，那执书刀削竹简，拿着笔杆子的文官便顺从旨意，窥测风向，挥舞文笔，玩弄法律，歪曲事实来构成大臣的罪名。大臣辨白吧，又怕国君认为内心不服罪；不说吧，皇上又会认为所犯的罪都是事实。说与不说都构成罪过，不能辨明自己的冤屈就采取侥幸免祸的态度。大臣侥幸免祸，就会使奸诈的事萌发滋生。奸诈的事萌发滋生，就会使诈伪形成风气；诈伪形成风气，国家就达不到治理了！
另外，委任大臣，想使他们尽力为国，每当任官时有所避忌不说，就叫不尽心。如果举荐的人适当，何必对故人旧友避嫌；如果举荐的人不称职，何必以疏远的人为贵。对待大臣不真心实意，用什么来要求他们做到忠恕！臣子虽然有时有失误的地方，国君也不是都对。国君不信赖臣下，必然认为臣子中没有可以信赖的。如果一定认为臣子中没有可信赖的，那国君也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吧！《 礼记》 上说：“国君多疑，百姓就迷惑。对臣下不了解，国君就忧愁了。”国君与臣子互相猜疑，就谈不上使国家得到大治了。现在群臣之中，有的远在一方，流言蜚语三次传来，不像曾参母亲那样丢掉织布机的梭子而逃走的人，我暗自思量，没有看到这样的人。天下这么辽阔，士人百姓这样众多，难道没有一两个可以信赖的人吗？能信赖臣下，就没有不可信赖的，猜疑臣下，就没有可以信赖的，怎么只是臣子的过失呢？况且一个平庸的普通的人与别人结为好友，也会以生命相许诺，至死尚且不变，何况君臣之间意气相投，互相依傍，如同鱼水。如果国君能当尧、舜，臣子能作程、契，怎么会遇到小事就移志，见到小利就变心呢！这虽是臣下树立忠心还未明显，也是由于国君心中不信赖臣下，对待他们过于刻薄造成的。难道这是国君以礼使臣，臣子以忠事君冯？依靠陛下的圣明，凭借当今的功业，如果能广泛地寻求当世的俊杰，上下同心落那么三皇可以增为四皇，五帝可以添为六帝了。夏、殷、周、汉，怎么足以相提并论。
太宗很赞赏地采纳了魏微的意见。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问特进魏微说：“我约束自己，一心一意地治理国家，仰慕前代雄才大略的君主，盼望赶上他们。积累美德、增加仁义、建立伟业、为民谋利这四件事，我常认为是首要的事，我都希望用来勉励自己。人苦于不能察觉自己的过失，不知我的所作所为，优劣如何？”魏微回答说：“积累美德、增加仁义、建立伟业、为民谋利，陛下都兼顾施行了。那么，国内平定祸乱，国外征服戎狄，是陛下的功业；安抚所有百姓，使他们各自都有谋生的职业，是陛下所谋的利。从这说来，立功、谋利的事做得多，只是德行、仁义这两件事，愿陛下奋发不止，一定是可以达到的。”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开创基业的君主，传位到子孙时，多发生祸乱，这是什么原因？”司空房玄龄说：“这是幼主生长在深宫之中，从小就享受荣华富贵，不了解人世间人情真伪，不懂得治理国家的安危，所以执政后多发生祸乱。”太宗说：“你的意见是把过错推给国君，我的意见是要归过于臣子。功臣的子弟多数没有才能德行，他们靠祖父、父亲功勋的荫庇当上大官，不培养道德礼义，奢侈放纵，是其所好。国君既已幼弱，臣子又缺乏才能，国家倾危而不扶助，怎么能不发生祸乱呢？隋场帝记下宇文述在他未任储君时辅佐他的功劳，提拔宇文化及任将军，宇文化及不思量报效，相反去作叛逆就君的事，这不是臣子的罪过吧？我说这些话，是希望你们警戒勉励自己的子弟，使他们不要违背教导而犯罪，就是国家的庆幸了。”太宗又说：“宇文化及与杨玄感是受国恩最深的大臣的子孙，后来都反隋，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岑文本回答说：“君子才能感恩戴德，杨玄感、宇文化及这样的人都是小人。这便是古人尊重君子而鄙视小人的缘故。”太宗说：“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