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元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任官惟贤才。’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诗》曰：‘谋夫孔多，是用不就。’又孔子曰：‘官事不摄，焉得俭？’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此皆载在经典，不能具道。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卿宜详思此理，量定庶官员位。”玄龄等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太宗从之，因谓玄龄曰：“自此倘有乐工杂类，假使术逾侪辈者，只可特赐钱帛以赏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诸衣冠以为耻累。”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因敕尚书省，细碎务皆付左右丞，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关于仆射。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
贞观二年，太宗谓右仆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对曰：“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惭赧而退。
贞观三年，太宗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如晦对曰：“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今每年选集，向数千人，厚貌饰词，不可知悉，选司但配其阶品而已。铨简之理，实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将依汉时法令，本州辟召，会功臣等将行世封事，遂止。
贞观六年，太宗谓魏征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征对曰：“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治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县令既众，不可皆贤，若每州得良刺史，则合境苏息。天下刺史悉称圣意，则陛下可端拱岩廊之上，百姓不虑不安。自古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欲有迁擢为将相，必先试以临人，或从二千石入为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独重内臣，外刺史、县令，遂轻其选。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太宗因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简择；县令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以为左右丞宜特加精简，上疏曰：“臣闻尚书万机，实为政本，伏寻此选，授任诚难。是以八座比于文昌，二丞方于管辖，爰至曹郎，上应列宿，苟非称职，窃位兴讥。伏见比来尚书省诏敕稽停，文案壅滞，臣诚庸劣，请述其源。贞观之初，未有令、仆，于时省务繁杂，倍多于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征并晓达吏方，质性平直，事应弹举，无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肃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伦续任右丞，颇亦厉下。比者纲维不举，并为勋亲在位，器非其任，功势相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虽欲自强，先惧嚣谤。所以郎中予夺，惟事咨禀；尚书依违，不能断决。或纠弹闻奏，故事稽延，案虽理穷，仍更盘下。去无程限，来不责迟，一经出手，便涉年载。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为事了，不究是非；尚书用便僻为奉公，莫论当否。互相姑息，惟事弥缝。且选众授能，非才莫举，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于懿戚元勋，但宜优其礼秩，或年高及耄，或积病智昏，既无益于时宜，当置之以闲逸。久妨贤路，殊为不可。将救兹弊，且宜精简尚书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并得人，自然纲维备举，亦当矫正趋竞，岂惟息其稽滞哉！”疏奏，寻以洎为尚书左丞。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太平后必有大乱，大乱后必有太平。大乱之后，即是太平之运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公等既不知贤，朕又不可遍识，日复一日，无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举，于事何如？”魏征对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长浇竞之风，不可令其自举。”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闻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万国咸宁，一人有庆，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则庶绩其凝，无为而化矣。故尧、舜、文、武见称前载，咸以知人则哲，多士盈朝，元、凯翼巍巍之功，周、召光焕乎之美。然则四岳、九官、五臣、十乱，岂惟生之于曩代，而独无于当今者哉？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马，西旅之獒，或无足也，或无情也，生于八荒之表，途遥万里之外，重译入贡，道路不绝者，何哉？盖由乎中国之所好也。况从仕者怀君之荣，食君之禄，率之以义，将何往而不至哉？臣以为与之为孝，则可使同乎曾参、子骞矣；与之为忠，则可使同乎龙逄、比干矣；与之为信，则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与之为廉，则可使同乎伯夷、叔齐矣。
然而今之群臣，罕能贞白卓异者，盖求之不切，励之未精故也。若勖之以公忠，期之以远大，各有职分，得行其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掩其所短；进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则不严而自励，不劝而自勉矣。故《说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何谓六正？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家国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何谓六邪？一曰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浮沉，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内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妒善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朝廷之乱，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主以佞邪，陷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治。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术也。”《礼记》曰：“权衡诚悬，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然则臣之情伪，知之不难矣。又设礼以待之，执法以御之，为善者蒙赏，为恶者受罚，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尽力乎？
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则出乎公道，行之非，则涉乎邪径。是非相乱，好恶相攻。所爱虽有罪，不及于刑；所恶虽无辜，不免于罚。此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恶弃大善，或以小过忘大功。此所谓君之赏不可以无功求，君之罚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然后取其实，不尚其华，处其厚，不居其薄，则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爱美锦，而不为民择官，有至公之言，无至公之实，爱而不知其恶，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远忠良，则虽夙夜不怠，劳神苦思，将求至理，不可得也。
书奏，甚嘉纳之。
贞观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宫，授司农卿李纬户部尚书。房玄龄是时留守京城。会有自京师来者，太宗问曰：“玄龄闻李纬拜尚书，如何？”对曰：“但云‘李纬大好髭须’，更无他语。”由是改授洛州刺史。
【 译文】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大臣说：“使国家达到治理的根本，只在于精简。衡量人的才能高下，授与适当的官职，务必减少职官的定员。所以《 尚书》 说：‘任用职官，惟在选用贤才。’又说：‘官员不一定要齐备，要紧的是在于任用有德的人。’假若得到贤能之士，人数虽少，也足够了。那些不学无术的，纵然多又有什么用？古人也把选官得不到适当的人，比作在地上画饼子，是不能吃的。《 诗经》 上说：‘谋划事情的庸人虽然很多，但总是办不好事情的。’孔子又说：‘管仲的家人一人一职不兼任别的事，怎么谈得上节俭？’况且，‘一千张羊皮的价值，不如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昂贵。’这些话都记载在经典上，不能都讲出来。应当精简机构，减少官员，使各自担负起所任之职，这样就能作到无为而治了。你应认真思考这其中的道理，衡量决定众官人数的多少。”房玄龄等因此设置文武官员总共六百四十人。太宗同意这一方案，便对房玄龄说：“从此以后，倘若有乐工及从事其他杂务的人，技艺超过同类人的，只能格外多给钱帛，以奖赏他的技能，一定不能超员授给他们官爵，使他们与朝廷中的贤良君子并肩而立，同坐吃饭，给朝廷贤良君子留下羞耻的牵连。”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为我分忧，协助我操劳国事，要耳听得远，眼看得宽，寻求察访贤明有智慧的人。近来听说你们听取和接受诉讼的状子，一天之内竟达数百件。这就是阅读公文已经没有空闲，哪里还能帮助我寻求贤士呢？”于是下了一道诏书命令尚书省，凡是细碎的事务都交付左右皿处理，只有冤屈疑难的重大案件应该上奏的，才交付仆射。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每天夜里常想百姓当中的事情，有时到深更半夜还不能入睡。最担心的是都督、刺史是否胜任安抚百姓的重任。所以在屏风上记下他们的姓名，坐和躺都经常看着，居官如果做了好事，也全写在他的名字下边。我居住在深宫之中，视线与听力都不能达到远处，所委托的只有都督与刺史，这些人实在决定着国家的安危，尤其需要得到称职的人。”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国家达到安定的根本，只在得到人才。近来命你举荐贤才，未曾见你推荐一个人。治理天下，事情极为繁重，你应分担我的忧虑与辛劳，你不举荐人，我将托付给谁呢？”封德彝回答说：“我虽愚昧，怎么敢不尽心去办理。但是，现在还没有发现有特殊才能的人。”太宗说：“前代的圣明君王使用人才就像使用器物一样，用其所长，不向别的朝代借用人才，都是在当代选拔人才。难道能等梦见傅说、遇到吕尚然后再治理国家？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能的人，只是担忧我们遗漏而不了解罢了。”封德彝很羞愧地退下。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近来看见吏部选拔官员，只是选那些能说会写的人，不了解他们是否有高尚德行。几年之后，邪恶的行迹开始显露出来，虽加以惩罚斩杀，然而百姓已深受其害。怎样才能得到品行端正的人？”杜如晦回答说：“两汉时候选拔的人才，都是德行称著于乡间和间里的人，先由州郡推荐上来，然后才选入任用，所以当时号称贤良人才多。现在每年选人，候选的会集一处，将近数千人，这些人表面忠厚，又以言词伪装，不可能完全了解他们，选拔人才的官署只是负责配给他们一定的官品罢了。量才择官、选拔人才的道理，实在没有精通，所以不能得到人才。”太宗就打算依照汉代选拔官吏的办法，命令各州、郡征召举荐，适遇功臣等将进行世袭封爵，这事就停下来了。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魏微说：“古人说，作为国君，一定要在任官这个问题上选择人才，不能草率就用。我现在每做一件事，就被天下人看到；说出一句话，就被天下人听到。任用官吏能够得到正直的人，做好事的都得到勉励；错误地使用了坏人，不好的人就争相钻营。奖赏要与他的功劳相当，没有功劳的人就会自动退下；惩罚要符合他的罪恶，干坏事的就会警戒畏惧。所以，我知道奖赏与惩罚都不能随便施行，用人就更加需要谨慎地选择。”魏徽回答说：“全面地了解人这件事，自古以来就是很难的，所以要考核官吏的成绩来决定贬斥与升迁，考察他们是好是坏来决定取弃。现在想寻找人，一定要仔细查访他们的品行。如果知道他好，然后任用他，假令这个人不能把事办好，只是能力达不到，不会造成大的祸害。错误地任用坏人，假使这个人的能力强，很能干，所造成的灾难一定非常多。但是，天下混乱的时候，只有选择他们的才能，不考虑他们的品行。国家处于太平的时候，就一定要才能与德行都具备，才可以任用。”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向太宗上奏疏说：“治理天下的人要把百姓看作根本。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在于选好刺史、县令。县令人数多，不可能全是贤良的人，如果每一个州能配备一个贤良的刺史，那整个州境之内都得到复苏休息。天下所有的州刺史都符合陛下的心意，那陛下可以拱手端坐于朝廷之上，百姓也不会忧虑不能安居乐业了。自古以来，郡守、县令，都要精心选拔那些贤良有德的人来担任，打算提拔来担任大将、皿相的人，一定要先让他们试作地方官，或者就直接从傣禄为二千石的郡守中挑选入朝担任皿相、司徒及太尉的人选。朝廷一定不能只重用朝内的臣子，另眼看待刺史、县令，轻视刺史、县令的人选。百姓之所以不能安定，大概原因在这里。”太宗因此对侍臣说：“刺史的人选，我应亲自选拔，县令的人选，责令在京任职的五品以上官员各自推举一人。”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泊认为：尚书省左右二垂的人选，应特别注意精心选拔，上疏说：我听说，尚书省日理万机，实在是处理国家事务的关键部门，寻求尚书省的人选，授予官职，实在不容易。所以把左右仆射、六部长官比作天上文昌宫内的众星，把左、右二皿比作锁上的管，车上的辖。尚书省的重要长官乃至各曹郎中，都与天上的列宿相应和，如果不称职的人占据了职位，就会产生讥议。近来，我看见尚书省的诏救等总是拖延停留，不能及时处理，公文奎积留滞在案桌上。我的确是个平庸低劣的人，但请求陛允许我谈谈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贞观初年，国家没有设尚书令、左右仆射等职官，那时候，尚书省的事务极为繁杂，比现在多一倍以上。当时任左垂的戴胃、任右皿的魏徽，都是通晓官吏事务的人，他们心怀坦然，品性刚正，凡遇到应该弹幼检举的事，没有一件回避，陛下又施予恩惠与慈爱，所以自然促使百官庄重严肃。各个官署都不懈怠，这是任人得当的原故,到杜正伦继任右皿，也很能勉励下属。近来国家的重要法纪已经不能正常施行，都因功臣国戚居摄高位，才能不胜任其职，彼此又依仗功勋权势互相倾轧。凡在职的众官，也不遵循国家的法律准则，有的虽想奋发努力，先就害怕谗毁讥谤。所以事情都由郎中来定夺，只有遇事请示上级；尚书又模棱两可，不能果断决定。有的纠察弹勃上奏，故意拖延，案件的事理已经全部知道，仍然再向下级询问，下去没有路程圳限，回来又不责备他们的迟延，公文一经出手，就历时一年半载。有的事为了迎合上面的心意，就不按实际情况处理；有的事为了回避嫌疑，就压制正当理由。办案官员只要把案子办完就当作事情了结，不去追究对与不对。尚书把迎逢献媚当作守法奉公，不过问是否恰当。互相无原则地宽容，唯一办的是掩盖行事的网失。况且从众人中选拔人才，是为了授官给那些有才能的人，没有才能的就不能举任，天上的职官由人来代理，怎么可以随便授给没有才能的人呢？至于皇室至亲和开国功臣，只适宜在礼仪傣禄上优厚。有的年纪高达八十岁，有的长期患病，神智不清，既然对现时的事没有好处，就应让他们休息，安闲舒适地度过晚年。长期妨碍进贤的道路，很不应该。要消除这些弊病，就应精心选拔尚书省的左右垂及左右郎中，如果这些重要职务都得到适当的人来担任，国家的重要法纪就会全部得以施行，也当然矫正小人趋相竞争的风气，难道只是改变诏救拖延停留的现象吗！奏章上奏后，不久就任刘泊尚书左巫。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国家太平过后一定会出现大乱，大乱之后一定出现太平。继大乱后就是太平的气数了。能够安定天下的人，在于得到贤才来使用。你们既然不知道贤才在哪里，我又不可能遍识天下的人，这样一天又一天地过去，没有得到贤才的办法。我现在打算让人自己举荐，这件事你们看怎样？”魏徽回答说：“能够了解别人的人，是有智慧的人；能够知道自己的人，是聪明的人。了解别人既然是困难的，自知之明确也不容易。何况愚昧昏庸的人，总是自以为贤能，夸耀自己的长处，让人自己举荐，恐怕会滋长浮薄竞争的风气，不能让人自己举荐。”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徽上奏疏说：我听说，了解臣子的莫过于国君，了解儿子的莫过于父亲。父亲不能了解他的儿子，就无法使一家人和睦；国君不能了解他的臣子，就无法使天下协调一致。天下安宁，国君有善，必定靠忠诚贤良的人辅佐。贤能的人在朝作官，那各种功业都会取得成功，国君不用更多操劳就使民风淳化了。所以尧、舜、文王、武王被前代称颂，都是因为了解臣子，成为英明的君主，众多贤士充满朝廷。八元、八恺辅佐舜功业显赫，周公、召公的业绩焕发绚丽光彩。那么“四岳”、“九官”、“五臣”、“十乱”这样的贤臣，难道只生长在过去的朝代，而唯独今天没有吗？在于国君寻求与不寻求，喜好不喜好罢了！为什么这样说呢？那美玉、明珠、孔雀、翡翠、犀角、象牙，大宛的汗血马和西夷国的猛犬，有的没有脚，有的没有感情，它们都出产在八方荒远之地，路途遥远在万里之外，异国的人在路途上要经过辗转翻译才能到中国进贡，那遥遥万里的路途上，献宝人络绎不绝，这是为什么呢？这由于中国喜好这些东西啊。何况为官的人，心里想到国君给予的荣华，吃着国君给予的棒禄，用大义来统率他们，他们哪里不能到达呢了我认为，施以“忠”的教育，就可使他们成为龙逢、比干那样的忠臣；施以“孝”的教育，就可使他们成为曾参、子鸯那样的孝子，施以“言”的教育，就可使他们成为尾生、展禽那样格守信约的人；施以“廉”的教育，就可以使他们成为伯夷、叔齐那样廉洁的人。
然而，现在的臣子，很少有品德廉洁、才能卓越的人，大概是对他们要求不严，磨炼他们不精细的原故吧。如果用大公无私、忠心为国来勉励他们，用远大理想来要求他们，使他们各有职责，就能施行自己的主张。显贵要观察所举荐的人，富有要观察所积蓄的物，平居要观察所喜好的事，学习要观察所说的话，贫困要观察所接受的东西，卑贱要观察所不愿干的事。然后按他们的长处择取，审查他们的才能来任用，用他们的长处，避开他们的短处。再以“六正”来勉励他们，以“六邪”来告戒他们，就会不严厉督察也能自己振奋，不加劝勉也能每日自勉。所以《 说苑》 说：“臣子的行为，有‘六正’和‘六邪’的区别。按照‘六正’去做，就光荣，犯了‘六邪’就耻辱。什么是‘六正’？一是事情的苗头还未萌生，形体的先兆还未出现，就独自清楚地看到存亡的迹象，得失的机要，预先把祸害消灭在未形成之前，使国君高立于显荣的地位，这样的臣子，就是圣臣。二是竭尽心力操劳国事，每天进献好的意见，用礼义来劝勉国君，将良策告诉国君，国君有好的想法就顺势助成，国君有过失就及时匡正，这样的臣子，就是良臣。三是早起晚眠，举荐贤才不懈怠，经常称赞古代前贤的行为处事，用它来激励国君的意志，这样的臣子，就是忠臣。四是能清楚地看到事情的成败，提早防备并设法补救，堵塞漏洞，切断祸源，转祸为福，使国君始终没有忧愁，这样的臣子，就是智臣。五是奉守典章法度，居官处事，不接受馈赠，不追求棒禄，主动辞让赏赐，饮食节约简朴，这样的臣子，就是廉洁的臣子。六是国君昏庸，国家发生了混乱，没有阿谈奉承的行为，敢于件犯国君严厉的脸色，当面议论国君的过失，这样的臣子，就是刚正不阿的臣子。以上六种，总的叫作‘六正’。什么是‘六邪’呢？一是安于作官，贪图傣禄，不办公事，随波逐流，遇事左右观望，毫无主见，这样的臣子，就是聊备充数的臣子。二是国君说什么话他都说好，国君干什么事他都说对，暗中注意寻求国君所喜好的东西献给国君，用它来使国君耳目欢快，用苟且迎合国君的手法，来保住自己的官职，与国君一起作乐，根本不管这样做的后害，这样的臣子，就是阿谈奉承的臣子。三是内心充满奸险邪恶的念头，表面上却小臼谨慎，满口花言巧语装做讨好别人的脸色，暗地里妒嫉贤良。他想举荐谁，就大肆赞扬那人的优点，掩盖那人的短处，他想排挤谁，就大肆张扬谁的过失，隐瞒谁的优点，使国君赏罚都不当，号令不能执行，这样的臣子，就是奸臣。四是狡黯足以用来掩盖过错，诡辩足以用来游说，在内离间骨肉之亲的关系，在外于朝廷上制造乱事，这样的臣子，是谗债的臣子。五是手握大权，专横跋肩，颠倒是非，私门结党，使自己家富，擅自伪造圣旨，用来使自己显达尊贵，这样的臣子，是叛逆的臣子。六是用花言巧语哄骗国君，使国君陷为不义，私结党羽，狼狈为奸，蒙蔽国君的眼睛，使国君不能分辨黑白，是非没有界限，使得国君的恶名流传国内，四邻之间也能听到，这样的臣子，是亡国的臣子。以上六种，总的叫做‘六邪。贤良的臣子立足于‘六正’，不搞‘六邪’那套奸术，所以朝廷安定而天下大治。这种人当他在世时，被百姓喜爱，去世以后，被百姓怀念，这就是臣子应具备的治国才能。”《 礼记》 说：“秤悬挂在那里，不可以用轻重去欺骗它；木匠画直线的工具已陈设在那里，不可以用曲直去欺骗它；规与矩已设置在那里，不可用圆方去欺骗它；君子明悉礼义，不可用奸诈欺哄他。”既然这样，那么臣下的情况，知道它就不困难了。再加上按照礼的规范对待他们，用法律的准则约束他们，做善事的受到赏赐，干坏事的给予惩罚，怎敢不希望上进呢？怎敢不尽力为国呢？
国家想要提拔忠耿贤良的人，罢免没有才能的人，已经有十多年时间了，但仅仅听到这样的话，看不到这样的人，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说的话对了，但做的事错了。说的对，就是出于公允的道理；做的错，就是走上了邪路。对与错相互混杂，好与坏互相指责。国君所喜爱的人虽然有罪，也不会受处治；厌恶的人虽然没有这失，也免不了受惩罚。这就是所说的喜受的人希望他活着，憎恨的人盼他死去。对有的人因有小小的过失就抛开他的大善，因小小的过失而忘了他的大功。这就是所说的国君的赏赐不可以无功求取，国君的惩罚不可以有罪而减免的话了。赏赐不是用来鼓励人们为善，处罚不是用来惩治恶人，而希望坏人与好人不混淆，这可能吗？如果赏赐不遗漏疏远的人，处罚不偏坦宗亲贵臣，把公平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将仁义作为区别善恶的准绳，通过考察官吏的是非功过来确定他们任职的名分，按照所担任的职务去了解官吏的工作优劣，这样，奸邪和正直都不会被隐瞒，好与坏自然分清。然后选取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不重用作风浮华的，安排那些忠厚的，不留那些浅薄的，那么，不说话就能天下淳化，一年之内就可知道结果了！如果只爱徒有外表并无内才的人，而不为百姓选择好官吏，有很公允的话，没有很公允的行动，对所爱的人不知道他的恶行，对所憎恨的人就忘记他的优点，只从个人恩怨出发去亲近邪债的人，违背公正的原则而疏远忠正贤良的人，那么，即使从清晨忙到深夜，耗费精神，苦苦思虑，想求得国家的安定与富强，是得不到的。奏章呈上后，太宗非常称赞，采纳了这些意见。
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在翠微宫任命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房玄龄当时在京城留守。遇到有从京城来的人，太宗就问：“房玄龄听到我任命李纬当户部尚书的消息后，有什么意见？”来人回答说：“玄龄只说：‘李纬的一把大胡子生得好。’另外没有其他话说。”太宗因此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