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七年，授吴王恪齐州都督。太宗谓侍臣曰：“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我百年后，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也。”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汉、晋以来，诸王皆为树置失宜，不预立定分，以至于灭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于私爱，故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也。今诸王承宠遇之恩有过厚者，臣之愚虑，不惟虑其恃恩骄矜也。昔魏武帝宠树陈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闭，有同狱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从而畏之也。此则武帝之宠陈思，适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贵，身食大国，封户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须？而每年别加优赐，曾无纪极。俚语曰：‘贫不学俭，富不学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圣创业，岂惟处置见在子弟而已，当须制长久之法，使万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赐物百段。
贞观十三年，谏议大夫褚遂良以每日特给魏王泰府料物，有逾于皇太子，上疏谏曰：“昔圣人制礼，尊嫡卑庶。谓之储君，道亚霄极，甚为崇重，用物不计，泉货财帛，与王者共之。庶子体卑，不得为例，所以塞嫌疑之渐，除祸乱之源。而先王必本于人情，然后制法，知有国家，必有嫡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徒承机而动，私恩害公，惑志乱国。伏惟陛下功超万古，道冠百王，发施号令，为世作法。一日万机，或未尽美，臣职谏诤，无容静默。伏见储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见闻，不以为是。《传》曰：‘臣闻爱子教以义方。’忠、孝、恭、俭，义方之谓。昔汉窦太后及景帝并不识义方之理，遂骄恣梁孝王，封四十余城，苑方三百里，大营宫室，复道弥望，积财镪巨万计，出警入跸，小不得意，发病而死。宣帝亦骄恣淮阳王，几至于败，赖其辅以退让之臣，仅乃获免。且魏王既新出閤，伏愿恒存礼训，妙择师傅，示其成败。既敦之以节俭，又劝之以文学。惟忠惟孝，因而奖之道德齐礼，乃为良器。此所谓圣人之教，不肃而成者也。”太宗深纳其言。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当今国家何事最急？各为我言之。”尚书右仆射高士廉曰：“养百姓最急。”黄门侍郎刘洎曰：“抚四夷急。”中书侍郎岑文本曰：“《传》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由斯而言，礼义为急。”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为非，但太子、诸王，须有定分，陛下宜为万代法以遗子孙，此最当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既以长子守器东宫，诸弟及庶子数将四十，心常忧虑在此耳。但自古嫡庶无良佐，何尝不倾败家国。公等为朕搜访贤德，以辅储宫，爰及诸王，咸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岁久。岁久则分义情深，非意窥窬，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寮，勿令过四考。”
【 译文】
贞观七年，太宗任命吴王李悟为齐州都督。太宗对侍臣说：“从父子的感情来说，岂有不希望时常互相见面的么！但是家事和国事，事体轻重不同，他必须出任地方官屏蔽京城。而且让他早点有一定的名分，断绝非分的念头，我死以后，使他们兄弟没有危亡的灾难。”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奏章说：“从汉代、晋代以来，历代分封的诸侯王都因为封授不当，没有预先确立一定的名分，所以导致灭亡。当国君的很清楚这种情况，但是他们沉溺在偏爱之中，因而前面的车已经翻覆，后面的车却不改道，重蹈覆辙，不吸取教训。如今诸王受到宠爱，有过于厚重的情况，臣的忧虑，不仅是忧虑他们仗恃皇上的宠爱而骄傲自大。从前魏武帝宠爱陈思王曹植，到魏文帝即位，陈思王被禁闭防守，如同狱中的囚犯一样，是因为先皇帝给他的宠爱太多，所以继位的君王也就畏惧他了。这就是魏武帝宠爱陈思王，恰恰是害他受苦的原因。况且帝王的子弟何用担心不富贵，他们享受封国的供奉，封赐的食户不少，好衣服好食物，还再需要什么？但是每年特别给予优厚的赏赐，竟然没有规定的限制。俗话说：‘贫穷不学而俭节，富贵不学而奢侈’，是说自然地那样。现在陛下用极端的圣智创立事业，岂只是安置现有的子弟就算完事，还应当制定长远的制度，让世世代代遵照执行。”奏章呈上以后，太宗很赞许，赏赐他许多财物。
贞观十三年，谏议大夫褚遂良因为每天格外供给魏王李泰府中的各种物资，超过了皇太子，上疏劝谏说：“从前圣人制定礼节，尊重嫡子，轻视庶子。称嫡子是储君，他德行接近君王，非常推崇尊重，使用物资不加限制，钱货财物和君王共同享受。庶子出身卑微，不能拿嫡子来比照，用这样来阻止嫌疑的增加，清除祸乱的根源。先王必定是根据人的常情，然后制定法令。懂得有国有家，必然有嫡子庶子。但是即使宠爱庶子，也不能超过名分，嫡子是正体，必须特别尊崇。如果不能明确一定的名分，就会使该亲近的人却被疏远，该尊重的人却被轻视，那么阿谈奉承的人乘机活动，用私爱损害公道，迷惑心志，扰乱国家。陛下功业超越万古，德行盖过历代君王；发号施令，为天下制定法规。每天处理纷繁的政务，有的未能十分妥善。臣担任规谏的职责，不允许对此保持沉默。见到供应太子的物资，反而比魏王的少，朝廷大臣和民间人士知道的，都认为不恰当。臣听到《 左传》 说：‘宠爱子女要用行事的规矩去教育他。’忠诚、孝友、恭谦、俭节，便是行事的规矩。过去汉朝窦太后和汉景帝都不懂得以行事规矩教育子弟的道理，于是放纵梁孝王，封赐给他四十多座城邑，苑囿方圆三百里，大规模营建宫室，复道相通，举目可见，大量聚积数以万计的钱财，进出僧用皇帝的警哗仪式。但是后来稍不如意，就发病死了。汉宣帝也放任庶子淮阳王，后来淮阳王谋反作乱，几乎造成国家败亡，全靠有谦逊风度的大臣辅佐，才仅得免于灾难。而魏王泰既是新近出就藩封，希望时常用礼义教导他，妥善选择老师，用国家成败的道理启示他；既用节俭的美德敦督他，又用文章学问勉励他。使他尽忠尽孝，用德行礼义引导、要求自己，从而才能成为贤材。这就叫做圣人施行教化，不用态度严厉就使人成器。”太宗完全接受他的意见。
贞观十六年，太宗对侍臣说：“当前国家什么事情最要紧？你们各自给我说说。”尚书右仆射高士廉说：“养息老百姓最要紧。”黄门侍郎刘泊说：“安抚四境少数民族要紧。”中书侍郎岑文本说：“《 左传》 说：‘拿德行引导他，拿礼义要求他。’由此说来，施行礼义要紧。”谏议大夫褚遂良说：“目前四方瞻仰圣德，不敢为非作歹，只是太子和诸王必须有一定的名分。陛下最好制定万代可行的法规留给子孙，这是当今最要紧的事。”太宗说：“这话正确。我年近五十，已经觉得衰弱倦怠。既然立了长子为东宫太子，诸位兄弟以及庶子约有四十人，我心里常常忧虑这件事。不过自古以来嫡子庶子如果不成材，何尝不使国家倾败！你们为我寻求贤德的人，用来辅佐太子以及诸王，都要找正直的人士。而且官吏侍候诸王，不宜时间太久。时间久了情义深厚，常常由此产生非分的企图。那些王府的官吏，不要让他们任职超过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