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初，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表请编次太宗文章为集。太宗谓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许。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侍中魏征奏曰：“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
【 译文】
贞观初年，太宗对主管撰写国史的房玄龄说：“近来看前后汉史书上载有杨雄的《 甘泉》 、《 羽猎》 、司马相如的《 子虚》 、《 上林》 、班固的《 两都》 等赋，这些文章既然辞藻体裁虚浮华丽，没有勉励警戒人的好处，凭什么写在史册上？如其有上书论述政事，文词直率，道理中肯，对于治国有裨益的，不论我采纳不采纳都要记载下来。”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世隆上表请将太宗的文章编辑成文集。太宗对他说：“我主持国事发出诏令，对人民有好处的，史书已经记上，足可以传于后世。如果办事不效法古代，政治腐败危害人民，虽然有词藻华丽的文章，终究要留给后代耻笑，这不是我需要的。不过像梁武帝父子和陈后主、隋场帝，也大有文集传世，但是他们所作所为大多违反法度，国家都在短时间内灭亡了。大凡君主只在于道德品行，何必要从事文章的写作呢？”太宗始终不允许。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任谏议大夫，兼任起居郎。太宗问他说：“你近来主持起居注，记录了哪些事？大概对皇帝来说可不可以看？我想看这些记载的原因，不过是再看看所作所为的得失，用来警惕告诫自己罢了！”褚遂良说：“现在的起居注，就是古代的左史和右史，用来记录皇帝的言行，好坏都记下来，希望皇帝不作非法的事，未听说皇帝要亲自观看起居注。”太宗说：“我有不好的事，你一定记吗？”褚遂良说：“我听说遵守君臣道义不如忠于自己的职责，我的责任是从事记录，为什么不记呢？”黄门侍郎刘泊进言说：“皇帝有过失，就像日蚀和月蚀一样，众人都看见。即使褚遂良不记，天下的人也都记下来了。”
贞观十四年，太宗对房玄龄说：“我时常观看前代的史书，表扬好的，斥责坏的，足够作为后来的规劝和告戒。不知道自古以来当代的国史为什么原因不让帝王亲自看看？”房玄龄回答说：“国史既然好坏必须写上，是希望皇帝不作非法的事。只是怕有些记载与皇帝的意见相抵触，所以不能让当代皇帝亲自看。”太宗说：“我的想法与古人迥然不同。今天想亲自看看国史，如有好事，固然不必论说；如有坏事，也是想作为鉴戒，使自己得到改正罢了。您可以撰写抄录送进来。”房玄龄等人就把国史删简，按年代次序编写成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呈送给太宗。太宗看到六月四日事件，文字很多隐约不明。就对房玄龄说：“从前周公讨平了管叔、蔡叔的叛乱而周朝安定，季友毒死了叔牙而鲁国安宁，我做的事，其大义与这些事相同，是为了安定国家、有利于百姓的缘故罢了。史官提笔记录，何必劳烦去隐瞒？应立即删除虚饰多余的文字，直截了当把事情写出来。”侍中魏微上奏说：“我听说皇帝处在极尊贵的位置上，没有什么顾虑惧怕，只有国史，用来惩罚坏的勉励好的，记载不真实，后代有什么可看呢？陛下现在命令史官改正文词，很合最公正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