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七年，太宗谓侍臣曰：“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智者不肯为恶，愚人好犯宪章。 凡赦宥之恩， 惟及不轨之辈。古语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凡‘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人’。昔‘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又蜀先主尝谓诸葛亮曰：‘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之间，每见启告理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故诸葛亮治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数赦，卒至倾败。夫谋小仁者，大仁之贼。故我有天下以来，绝不放赦。今四海安宁，礼义兴行，非常之恩，弥不可数，将恐愚人常冀侥幸，惟欲犯法，不能改过。”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审细，毋使互文。”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侍臣曰：“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周易》称‘涣汗其大号’，言发号施令，若汗出于体，一出而不复也。《书》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为反。’且汉祖日不暇给，萧何起于小吏，制法之后，犹称画一。今宜详思此义，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
长孙皇后遇疾，渐危笃。皇太子启后曰：“医药备尽，今尊体不瘳，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祐。”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者；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赦者国之大事，佛道者，上每示存异方之教耳，常恐为理体之弊。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不能依汝言。”
【 译文】
贞观七年，太宗对侍臣说：“天下无知的人多，聪明的人少，聪明的人不会作恶，无知的人常触犯法令。凡宽青赦免的恩典，只给了不遵守法令的人。古话说：‘小人的幸运，就是君子的不幸。’‘一年两次赦免，好人就默不作声。’凡培养害草就伤害禾苗，施恩给犯法作乱的人就是伤害好人，过去‘文王作违教之罚，对乱伦的人惩治不赦。’还有蜀国先主刘备曾对诸葛亮说：‘我反复读陈元方和郑康成二人的书，看他们阐述治国的办法很完备，不曾说到赦免。’所以诸葛亮治理蜀国十年不赦而蜀国大治。梁武帝每年大赦几次，最终倾覆败亡。施小恩惠的人伤害大德，所以我自从有天下以来，绝不发布赦令。现在天下太平，礼义盛行，特别的恩典，到处不可计数。恐怕无知的人常存侥幸之心，只顾触犯法令，不能改正过错。”
贞观十年，太宗对侍臣说：“国家法令，必须简明扼要，不应该一罪有几种条文。规格形式多了，官吏不能都记下来，愈会发生欺诈违法之事，如想开脱罪恶就引用刑轻的条文，如想构成罪行就引用刑重的条文。多次改变法令，实在于治国之道没有好处，应该对法令仔细审定，不要有重复相通的条文。”
贞观十一年，太宗对侍臣说：“朝廷发布的命令、文告等格式，如不长久固定，人心就多迷惑不解，奸诈更加发生。《 周易》 上说‘涣汗其大号’，是说发号施令，如像人体出汗，一经出来就收不回去了。另外，《 尚书》 上说：‘出令要慎重，令出必行，不得更改。’再说汉高祖政事繁忙，时间不够用；亚相萧何又是小吏出身，他们制定的法令，尚且称得上是整齐划一。现在应该详细地想想这个道理，不可轻率发出诏令，必须审查决定，作为永久的格式。”
长孙皇后生病，日渐濒于死亡。皇太子向皇后桌告说：“医药都用尽了，现在您的贵体仍然没有恢复健康，我请求报告父皇赦免罪犯，并让人出家奉佛，希望得到神灵的保佑赐福。”皇后说：“生和死是命中注定的，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干预的。如果做善事可以延寿，我从来不作恶事；如果做善事无效，有什么福可求呢？赦免罪犯是国家大事，而佛教本身，皇上往往指示只不过是保留一种从异域传来的宗教罢了，还时常顾虑成为治国大道的弊病，怎么能因为我一个妇人而混乱国家大法？不能依照你说的话去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