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古人云，鬻棺者欲岁之疫，非疾于人，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核理一狱，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课。今作何法，得使平允？”谏议大夫王珪进曰：“但选公直良善人，断狱允当者，增秩赐金，即奸伪自息。”诏从之。太宗又曰：“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由是至四年，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比有奴告主谋逆，此极弊法，特须禁断。假令有谋反者，必不独成，终将与人计之；众计之事，必有他人论之，岂藉奴告也？自今奴告主者，不须受，尽令斩决。”
贞观五年，张蕴古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素有风疾，言涉妖妄，诏令鞠其狱。蕴古言：“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太宗许将宽宥。蕴古密报其旨，仍引与博戏。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斩于东市。既而悔之，谓房玄龄曰：“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如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因诏曰：“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五覆奏，自蕴古始也。又曰：“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以后，门下省覆，有据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录奏闻。”
蕴古，初以贞观二年，自幽州总管府记室兼直中书省，表上《大宝箴》，文义甚美，可以规诫。其词曰：
今来古往，俯察仰观，惟辟作福，为君实难。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故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跸。四时调其惨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为之度，而声为之律。勿谓无知，居高听卑；勿谓何害，积小成大。乐不可极，极乐成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内荒于色，勿外荒于禽；勿贵难得之货，勿听亡国之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荡人心；难得之物侈，亡国之声淫。勿谓我尊而傲贤侮士，勿谓我智而拒谏矜己。闻之夏后，据馈频起；亦有魏帝，牵裾不止。安彼反侧，如春阳秋露；巍巍荡荡，推汉高大度。抚兹庶事，如履薄临深；战战栗栗，用周文小心。
《诗》云：“不识不知。”《书》曰：“无偏无党。”一彼此于胸臆，捐好恶于心想。众弃而后加刑，众悦而后命赏。弱其强而治其乱，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数，物之悬者，轻重自见；如水如镜，不示物以形，物之鉴者，妍蚩自露。勿浑浑而浊，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黈纩塞耳而听于无声。纵心乎湛然之域，游神于至道之精。扣之者，应洪纤而效响；酌之者，随浅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宁，王之贞。四时不言而代序，万物无为而受成。岂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拨乱，戡以智力；人惧其威，未怀其德。我皇抚运，扇以淳风；民怀其始，未保其终。爰术金镜，穷神尽性。使人以心，应言以行。包括理体，抑扬辞令。天下为公，一人有庆。开罗起祝，援琴命诗。一日二日，念兹在兹。惟人所召，自天祐之。争臣司直，敢告前疑。
太宗嘉之，赐帛三百段，仍授以大理寺丞。
贞观五年，诏曰：“在京诸司，比来奏决死囚，虽云三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审思，三奏何益？纵有追悔，又无所及。自今后，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诸州三覆奏。”又手诏敕曰：“比来有司断狱，多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守文定罪，惑恐有冤。自今门下省复有据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录状奏闻。”
贞观九年，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坐违李靖节度，又诬告靖谋逆，减死徙边。时有上言者曰：“甑生旧秦府功臣，请宽其过。”太宗曰：“虽是藩邸旧劳，诚不可忘。然理国守法，事须画一，今若赦之，使开侥幸之路。且国家建义太原，元从及征战有功者甚众，若甑生获免，谁不觊觎？有功之人，皆须犯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为此也。”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闻《书》曰：“明德慎罚”，“惟刑恤哉！”《礼》云：“为上易事，为下易知，则刑不烦矣。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矣。”夫上易事，则下易知，君长不劳，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无二心，上播忠厚之诚，下竭股肱之力，然后太平之基不坠，“康哉”之咏斯起。当今道被华戎，功高宇宙，无思不服，无远不臻。然言尚于简文，志在于明察，刑赏之用，有所未尽。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贵贱亲疏而轻重者也。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乎喜怒；遇喜则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则刑斯滥矣；毛羽可出，则赏因谬矣。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
且夫暇豫清谈，皆敦尚于孔、老；威怒所至，则取法于申、韩。直道而行，非无三黜，危人自安，盖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风已扇。夫刻薄既扇，则下生百端；人竞趋时，则宪章不一。稽之王度，实亏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楚国之法遂差；张汤轻重其心，汉朝之刑以弊。以人臣之颇僻，犹莫能申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将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圣之聪明，无幽微而不烛，岂神有所不达，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为念；乐其所乐，遂忘先笑之变。祸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顷者责罚稍多，威怒微厉，或以供帐不赡，或以营作差违，或以物不称心，或以人不从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实恐骄奢之攸渐。是知“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非徒语也。
且我之所代，实在有隋。隋氏乱亡之源，圣明之所临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资储，以隋氏之甲兵况当今之士马，以隋氏之户口校今时之百姓，度长比大，曾何等级？然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然鲜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车之辙，何哉？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乱，自谓必无乱；隋氏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于将受戮辱，竟未悟其灭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
夫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故《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之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知存亡之所在，节嗜欲以从人，省游畋之娱，息靡丽之作，罢不急之务，慎偏听之怒；近忠厚，远便佞，杜悦耳之邪说，甘苦口之忠言；去易进之人，贱难得之货，采尧舜之诽谤，追禹汤之罪己；惜十家之产，顺百姓之心，近取诸身，恕以待物，思劳谦以受益，不自满以招损；有动则庶类以和，出言而千里斯应，超上德于前载，树风声于后昆，此圣哲之宏观，而帝王之大业，能事斯毕，在乎慎守而已。
夫守之则易，取之实难。既能得其所以难，岂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则骄奢淫泆动之也。慎终如始，可不勉欤！《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诚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减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若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矣，固无得而称焉。
太宗深嘉而纳用。
贞观十四年，戴州刺史贾崇以所部有犯十恶者，被御史劾奏。太宗谓侍臣曰：“昔陶唐大圣，柳下惠大贤，其子丹朱甚不肖，其弟盗跖为臣恶。夫以圣贤之训，父子兄弟之亲，尚不能使陶染变革，去恶从善。今遣刺史，化被下人，咸归善道，岂可得也？若令缘此皆被贬降，或恐递相掩蔽，罪人斯失。诸州有犯十恶者，刺史不须从坐，但令明加纠访科罪，庶可肃清奸恶。”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大理卿孙伏伽曰：“夫作甲者欲其坚，恐人之伤；作箭者欲其锐，恐人不伤。何则？各有司存，利在称职故也。朕常问法官刑罚轻重，每称法网宽于往代，仍恐主狱之司，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钓声价。今之所忧，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务在宽平。”
【 译文】
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古人说：卖棺木的人，希望每年发生瘟疫，并不是仇恨人，只不过是有利于他卖棺木罢了。现在掌管刑狱的人办理讼案，审案务必从严，想借来应付考核，得到提升。现在用什么办法，能使办案公平恰当呢？”谏议大夫王硅说：“只要选择很公正善良的人，断案公允恰当的，增加棒禄，赏赐黄金，奸诈邪恶自会停止。”太宗下诏同意这个办法。太宗又说：“古时候审理讼案，要询问三槐、九棘这些官员，现今三公、九卿就是这样的职务。从今以后，判死罪的，都要中书省、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员，以及尚书九卿等议论，这样做，希望能避免冤案和量刑过度。”由于这样，到贞观四年，判死刑的，全国只有二十九人，几乎使刑法搁置不用。
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近来有奴仆告发主人谋反的，这是极有害的办法，特别须要禁绝。假使有谋反的人，决不会单独策划，定要和人商量；众人商量的事情，必有其他人讲出来，怎么依靠奴仆告发主人呢。从今起有奴仆告发主人的，都不要受理，将告发的奴仆一概处死。”
贞观五年，张蕴古任大理寺垂。相州人李好德向来有疯病，说了些荒谬逛惑人的话，太宗下令审问这件案子。蕴古向太宗说：“李好德患疯病有证据，依法不应治罪。”太宗答应打算宽恕赦免，蕴古秘密地将太宗的意旨告诉给李好德，又招来李好德与他下棋。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劫张蕴古，太宗大怒，下令将张蕴古在长安东市处斩。不久即后悔，对房玄龄说：“你们接受君主给的傣禄，必须以君主的忧虑为自己的忧虑，事情不论大小，都应当留心。现在不问你们，你们就不说，看到不合理的事情也不劝阻争论，还有什么帮助呢？如张蕴古身为法官，与囚犯玩局戏，泄漏我的话，这样的罪行是严重的，但按正常法律，不至于判死刑。我当时大怒，就下令处决，你们竟没有说一句话，主管官署又不再奏就杀了，难道这是治国之道？”因此下诏说：“凡判处死刑，虽下令立即处决，都要五次回奏。”这种办法是从张蕴古开始的。又说：“遵守条文定罪，还恐怕有冤屈。从今以后，门下省复审，有按照法令应该判死刑而情有可怜的，应该记录下来上奏。”蕴古，最初在贞观二年由幽州总管府记室兼中书省的职务，向太宗呈奏《 大宝篇》 ，文词、意义都很好，可作为对君主的规劝警诫。其文说：从古到今，上下观察；只有国君专擅赏罚，当好国君实在困难。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贡赋进献国君的需求，群臣附和国君的旨意。所以谨慎恐惧之心日渐松弛，邪恶不正的情欲转而放纵。哪里知道事变在忽略时兴起，灾祸在意外时发生。本来让帝王承受天命，使落水的人得到拯救，使处境困难的人能够亨通；过错归于自己，爱心施给人民。最光明就不会偏照，最公正就没有私亲；所以用一人治理天下，不用天下侍奉一人。礼节用来禁止他的奢侈，音乐用来防止他的放荡。左史记下言论，右史记下行事，外出就清除道路，入内就加强警卫。春夏秋冬调和他的忧虑和舒畅，日、月、星的明暗如同他的得失。所以自身合符法度，声音合符钟律。不要说不知道，处在高位要了解下情；不要说没有祸害，积小害可以成大害。快乐不可达到极点，乐极生悲；情欲不可放纵，纵欲成灾。在内扩大豪华宫室，所居之处不过很小一部分；那些暴君不明这道理，竟用美玉来修筑楼台宫室。面前陈列八种珍贵的食品，所吃的不过是适合口味的那一点；而一味放纵的暴君却贮酒为池，酒糟堆成山。不要在内沉迷美色，不要在外沉迷狩猎，不要看重难于得到的财宝，不要欣赏亡国的靡靡之音。在内沉迷美色会匡害人性，在外沉迷田猎会扰乱人心；难于得到的财宝是奢侈浪费，亡国的音乐何其淫靡。不要自认为尊贵就态度傲慢，侮辱有才能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就拒绝规劝，夸耀自己。听说夏禹王在政事繁忙时，吃饭也不得清静；还有魏文帝，谋臣规劝时，竟扯着他的衣袖不放。安定那些不顺从的人，要像春天的阳光和秋天的露水那样温和；胸怀宽广，随时想到汉高祖的豁达大度。处理政事，要像脚踏薄冰，面临深渊那样紧张和高度重视，需要周文王那样的谨慎小心。
《 诗经》 上说：“不认识不知道，却遵守着上帝的法则。”《 尚书》 上说：“不亲私，不阿党，帝王之道多么宽广。”胸中不分彼此，心中抛弃爱憎。众人都厌恶的然后判刑，众人都喜爱的然后奖赏。使强悍的被削弱，混乱得到治理；使委屈得以伸张，弯曲得到币直。所以说：如像秤和石，不决定物的重量，悬挂上去的东西轻重自己具备；如像水和镜，不显示物的实情，去照的东西美和丑自己显露。不要以浑浑为污浊，不要以洁白为清明，不要以，｝昏婚为愚昧，不要以苛察为精明。虽然冕冠上的旎遮住了眼睛，仍然能够看出没有显露出来的形象；虽然靛鱿挡住了耳朵，仍然能听到没有振响出来的声音。思想驰骋在清澈明净的境界，精神遨游在大道的精华之中。敲击的东西，不论大小都有响应；盛酒的器皿，不论深浅都能装满。所以说：天有道就清明，地有道就安宁，君王有道天下就公正。春夏秋冬没有讲话而按时更替，万物不自作主张而自然生成，哪里知道帝王有力量而天下却很太平。陛下平定隋未之乱，靠才智取胜，老百姓只惧怕你的威严，还没有感念你的恩德。陛下掌握了国家的命运，倡导敦厚纯朴的风化，老百姓感到了好的开端，还未能保持到最终。于是陈述大道，显示陛下无不洞察。以诚心役使百姓，用行动回答语言。根本大道要包含，语言辞令要褒贬。天下成为公有，皇帝有美好德行。像商汤那样放开罗网祝告，像舜帝那样弹琴歌诗；一天又一天，念念在于此。在于人的感召，上天自然保枯。作为谏净的臣子履行职责，敢于奏告前面的疑惑。太宗称赞他，赏赐帛三百段，因而任命他为大理寺臣。
贞观五年，太宗下诏说：“在京城的各执法官署，近来奏请处决犯了死罪的犯人，虽说复奏五次，但一天之内就进行完毕，都没有时间认真思考，五次复奏有什么用呢？纵然有了追悔，也来不及了。从今以后，在京城的主管机关，请求处决死囚，应该在三日中五次复奏，天下各州三次复奏。”又亲自写诏书告诫说：“近来执法官吏审判案件，都按照条文，虽情有可原的也不敢违背法律，完全按条文定罪。有的恐怕还有冤屈。自今起门下省再有按照法律该判死刑，而情有可原的，应记下情况上奏。”
贞观年间，盐泽道行军总管、山民州都督高颤生违背李靖的调度犯罪，减免死刑流放到边远地方。当时有人上书给太宗说：“高颤生过去是秦王府的功臣，请从宽处理他的罪过。”太宗说：“高颤生违背李靖调度，又诬告李靖谋反，他过去在王府的功劳，实不应忘记。但治理国家遵守法制，处理事情必须一致，现在如果赦免他，就开创了企图意外免去惩罚的先例。况且国家从太原起兵以来，一开始就响应以及在战争中立下功劳的人很多，如果颤生获得赦免，哪个不存侥幸的想法？这样有功劳的人，都要犯法了。我决不赦免的原因，正是考虑到这个情况。”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徽上奏章说：我听《 尚书》 上说：“文王以俊德治理天下而谨慎使用刑罚”, “舜帝忧念用刑恐有滥失，使其能不偏颇。”《 礼记》 上说：“做国君的以正理驾驭臣下，臣子侍奉君主就容易，臣子无奸诈，君主对下情就容易知道，君行正理，臣无奸诈，就能使刑罚止息。君主多疑，老百姓就迷惑，对臣下不了解，君主就烦劳了。”君主容易侍奉，臣下容易知道，那么君主不会烦劳，百姓也不迷惑。所以君主有纯一的美德，臣下事君就没有二心，君主广布忠厚的诚意，臣下就会竭尽辅佐的力量，然后国家太平的根基不会崩坠，《 康哉》 的歌咏就兴起。陛下仁道覆盖中华和四夷，功勋高过天地万物，没有谁不归服，远方的人没有不来到的。但言论崇尚选择美好的文词，心志在于小事的苛察，惩罚和赏赐的使用还有不周到的地方。刑罚赏赐的根本，在于勉励善的而惩罚恶的，帝王使用刑赏之所以天下一致，是不按亲疏贵贱来决定轻重的缘故。今天的惩罚赏赐，却不都是这样。或以好恶来决定屈伸，或由喜怒来决定轻重。碰到高兴即使依法该惩也认为情有可原，碰到发怒就在本案之外去找罪行。自己喜爱的就钻开肉皮找羽毛；自己厌恶的就洗净污垢找疤块。疤块可以去找，那么惩罚就过度了；毛羽可以钻出来，那么赏赐就荒谬了。惩罚过度，小人的胡作非为就增多；赏赐荒谬，君子的正确主张就受损害。小人的罪恶不惩罚，君子的好处不勉励，而希望国家安宁，刑罚止息，臣下还没有听到过呢。
再说，悠闲逸乐时空谈，都崇尚孔子和老子的学说；发怒逞威之时，就向申不害和韩非求办法。正直工作的人，往往被撤职不用，害人而自安的人，大概也太多了吧。所以道德的旨意没有弘大，刻薄的风气却炽盛起来。刻薄的风气既然炽盛，下面就弊病百出，人人竞相追赶时尚，于是典章制度不统一，用帝王的德行法度来衡量，实在有损于做国君的道德。过去伯州犁玩弄作弊的手段，楚国的法令就混乱了；张汤以自己的心意作为量刑的轻重，汉朝的刑法也就产生出弊病。臣子的邪僻不正，尚且不能揭露他的欺骗蒙蔽，何况当国君的有了不当，那又有什么办法处理里以皇帝那样的聪明，没有什么隐微的不明了，难道思想还有不通达，知识还有不明白的吗？自安于天下太平，不再考虑慎重刑罚；自乐于欢乐之中，就忘记了命运的变化。祸与福是互相转化的，吉和凶是连在一起的，只在于个人招来，怎么可以不考虑呢？近来责罚较多，发怒逞威也渐渐厉害，有时是因为陈设的东西不充裕，有时是因为宫室营造不如意，有时是用的物品不称心，有时是臣下不听从命令，但都不是治国所急需的事情，实在怕是骄纵奢侈滋长起来了。由此可知“贵不和骄傲约定而骄傲自来，富不和奢侈约定而奢侈自至”，才不是空话。
再说我们所取得的天下，实来自隋朝，隋朝灭亡的根源，圣明的陛下是看得清楚的。拿隋朝的库藏比我们今天的物资储备，用隋朝兵力比我们今天的军队，以隋朝的户口比今天我们的百姓，衡量强弱，比较大小，难道比得上吗？然而隋朝以富强而败亡，因为隋场帝横征暴敛、摇役不止，使百姓不能安居乐业；我们以贫穷而得到天下安宁，因为陛下清静无为，实行休养生息，使百姓安静。百姓安静，国家就安宁，百姓浮动，天下就大乱，人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并不隐晦而难以看见，并不微小而难以观察。但很少有人走平坦易行的道路，大多随着翻车的轨道走去，为什么呢？就在于安宁的时候不想着危险，太平的时候不想着混乱，存在的时候不想着败亡所造成的。过去隋朝未乱时，自以为一定不会乱；在没有覆亡时，自以为一定不会覆亡。所以经常发动战争，摇役不止，到了将要受到杀身之辱时，竟然不知道自己覆亡的原因，岂不可悲吗！照形态的美丑，一定要走到静止的水边；借鉴国家的安危，定要拿被灭亡的国家做教训。所以《 诗经》 上说：“殷朝作为鉴戒的事不远，就在夏代的朝廷上。”又说：“砍斧柄呀砍斧柄，其法则就在你的旁边。”我希望现在的动和静，一定要想到隋朝的灭亡以作借鉴，那么存亡治乱就可以知道了。如果能想到隋朝危险的原因，国家就平安了；想到隋朝混乱的原因，国家就治理了；想到隋朝灭亡的原因，国家就得以生存了。知道了存亡的原因在哪里，节制自己的嗜好和欲望而顺从众人，减少打猎的娱乐，停止营建奢侈华丽的宫室，停办不急需办的事情，谨慎偏听时的发怒。亲近忠诚善良的人，疏远花言巧语之辈，禁止听悦耳的邪说，喜欢反复规劝的忠言。离开苟且进取的人，不看重难于得到的财宝，采取尧舜的竖诽谤木，效法禹汤归罪于自己，爱惜人民的财产，顺从百姓的心意。就近从自身作起，宽恕接待别人，想着勤谨谦虚能得到益处，不要骄傲自满招来损害。有行动则天下万民拥护，说话千里之外响应，超过前代极高的道德，树立风格声望给后人。这是圣人的宏大规划，是帝王的伟大事业，能够完全作到这些，就在于谨守圣王之道罢了。
谨守圣王之道容易，实行圣王之道困难。既然能够实行困难的，怎么不能谨守容易的？如其守得不稳固，那是骄傲奢侈荒淫放纵动摇了它。要像开始时那样谨慎直到最后，能不这样尽力去做吗？《 易经》 上说：“有道德的人，安逸时不忘记危险，太平时不忘记混乱，存在时不忘记灭亡，所以自身平安而国家又能保住。”这话说得真好，不应该不认真思考。我想陛下治好国家的愿望，比过去没有减少；听到过失就一定改正的作风，并不比过去差。如果利用现在天下太平的时机．厉行过去的恭敬俭约，那就尽善尽美，没有什么人能和陛下相匹敌了。太宗认为很好而采纳了这些意见。
贞观十四年，鼓州的长官贾崇因为下属有人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被御史向皇帝告发。太宗对侍臣说：“过去帝尧是大圣人，柳下惠是大贤人，但帝尧的儿子丹朱不成器，柳下惠的弟弟踢又罪大恶极。凭圣贤的训诲．父子兄弟的情谊，尚且不能薰陶感化使他们改变，去恶从善现在派一名州灼长官刺史去感化一州的人都走正路，怎能做得到呢。如果因为所管之地有人犯罪就被贬官降职，恐怕会‘个接一个地把事情掩盖起来，真正的罪人就漏网了。各州有犯十恶不赦大罪的，不得牵连州的长官，只须命令州长官认真查访、判刑也许可以肃清奸诈作恶的坏人。”
贞观十六年，太宗对大理卿孙伏伽说：“作恺甲的希望恺甲坚固，泊人受伤；作箭的希望箭锋利，怕射不伤人。为什么呢？因为各有职责，有利于他胜任本职工作的缘故。我询问法官判刑的轻重，往往都说刑法比过去的朝代宽大。我仍然顾虑办案的主官，以杀人为有利，危害他人而使自己显贵，用来沽名钓誉，今天忧虑的，正是在于此呢J 应大力禁止，用刑务必宽大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