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盖三王之受谤也，值鲁连而获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见低。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锉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啧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
【译文】
人的认识有畅通，有滞塞，人的神智有昏馈，有清醒，对同一件事物的低毁赞誉因此而不同，喜爱憎恨因此而有异。三王受到诽谤，遇到鲁仲连得以澄清；五霸大有名望，碰上孔夫子而受到低毁。这就是事物有一定的标准，而鉴别却没有一定的认识，要使评价审核得能够恰如其分，大概千年才能遇到一次吧。何况作为文献的史传，精深广博，假如学者不能探究其中的隐微之处，获取其中深远的含义，如何能够辨析它们的利害得失，分清其中的善恶是非？
【原文】
观《左氏》之书，为传之最，而时经汉、魏，竟不列于学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传。夫以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彼二家者，师孔氏之弟子，预达者之门人，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受者乎！加以二传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育》、《墨守》，乃腐儒之妄述；“卖饼”、“太官”，诚智士之明鉴也。
【译文】
看《左传》其书，是《春秋》三《传》中最好的，而在汉、魏两代，竟然不列入官方教学内容。儒学学者都轻视《左传》一家，而竭力推崇《公羊》、《谷梁》二传。以左丘明身为鲁国史官，在孔子手中接受《春秋经》，论时世，他和孔子处于同一个时代；论才德，他和孔子同样认为某些品德可耻。而另外两家，师从孔子的弟子，跟随显贵的门人，才识本不相同，年代又相互悬隔，怎么能拿那得自传说的二《传》，和这亲受传授的《左传》相比呢！再说二《传》道理有所偏颇，言词多有鄙俗，和《左传》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知，《墨守》、《膏育》，是迂腐儒生的虚妄之作；“卖饼家”、“太官厨”，确实是有识之士的高明评价啊。
【原文】
逮《史》、《汉》继作，踵武相承。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王充谓彪文义侠备，纪事详赡，观者臀甲，以太史公为乙也。张辅，“士优劣论，曰：“世人称司马迁、班固之才优劣，多以班为胜。余以为史迁叙三干年事，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八十万言。烦省不敌，固之不如迁必矣。然此二书，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张晏云：迁没后，亡《龟策》、《日者传》，褚先生补其所缺，言词鄙陋，非迁本意。案迁所撰《五帝本纪》、七十列传，称虞舜见厄，遂匿空而出；宣尼既姐，门人推奉有若。其言之鄙，又甚于兹，安得独罪褚生，而全宗马氏也！刘轨思商榷汉史，雅重班才，惟讥其本纪不列少帝，而辄编高后。案弘非刘氏，而窃养汉宫。时天下无主＠，吕宗称制，故借其岁月，寄以编年。而野鸡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为孺子，史刊摄政之年；厉亡流氦，历纪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传。班氏式遵囊例，殊合事宜，岂谓虽浚发午巧心，反受嗤于拙目也。
【译文】
到了《史记》、《汉书》相继出现，前后相接。王充著书，已经以班固《汉书》为好，司马迁《史记》为差；张辅立论，又以《史记》为优，《汉书》为劣（王充说班彪文义透彻完备，记事详细而丰富，读者把他列第一，把太史公列第二。张辅《名士优劣论》说，人们讨论司马迁、班固的才学优劣，多以班固为高，我认为错了。司马迁叙述三千年事，五十万字；班固记二百年事，八十万字。烦省无法匹敌，班固不如司马迁是一定的了）。然而这两种书，虽然互有长短，有关它们得失的评价递相出现，但是它们大抵上风格相同，可以作为一类。张晏说：“司马迁死后，亡佚了《龟策列传》、《日者列传》，褚先生补上了所缺佚的篇章，言词鄙俗粗陋，不是司马迁的本意。”查司马迁所撰写的《五帝本纪》、七十列传、称说虞舜被困，就说他藏身于井壁空穴中，穿孔而出；孔子死后，门人就推奉有若为师。这些记载的鄙俗，又超过了褚先生的补作，怎么能只是指责褚先生，而完全推崇司马迁呢。刘轨思讨论汉代史书，很看重班固的才能，只是批评他本纪中不列入少帝，反而却编入了高后。考少帝刘弘并不是刘氏的后代，而是别人所生，私下养在汉家宫里。当时国无君主，吕氏行使皇帝权力，所以借她行使权力的岁月，用来编年。而吕后的言行事迹，自有《外戚传》详述。好比周成王尚未成年，史书把周公摄政作为编年；周厉王流亡在氦，历法以共和作为纪日，而周公、召公，又各有《世家》记事。班固仿照过去的惯例，非常合适恰当。难道说虽然是颇费匠心创造出来的东西，反而要受到目光拙劣的人的讥笑吗？
【原文】
刘祥撰《宋书•序录》，历说诸家晋史，其略云：“法盛《中兴》，荒庄少气，王隐、徐广，沦溺罕华。”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但，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斡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缚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以此低诃，知其妄施弹射矣。
【译文】
刘祥撰写《宋书•序录》，－一评说各家晋史，概括地说是：“何法盛的《晋中兴书》芜杂而缺少气质；王隐的《晋书》、徐广的《晋纪》，沉沦而缺乏华采。”史书的叙事，应当明辨而不浮华，质朴而不埋俗，它的文辞正直，它的事情确实，只要这样也就可以了。如果非要像孔文举的文章那样含有特异的气质，和刘公干的文章一样有一股飘逸之气，像扬子云的文章那样内含美质，像司马相如的辞赋那样文采飞扬，这是摆弄聚合华美的词藻，雕刻描绘漂亮的文章，要想称为实录，难道可能吗？以此来低毁指责史书，可见是无的放矢乱加批评了。
【原文】
夫人废兴：时也；穷达，命也。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盖《尚书》古文，《六经》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传》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晋，年逾五百，其书隐没，不行于世。既而梅氏写献，杜侯训释，然后见重一时，擅名千古。若乃《老经》撰于周日，《庄子》成于楚年，遭文、景而始传，值稽、阮而方贵。若斯流者，可胜纪哉！故曰“废兴，时也，穷达，命也。”适使时无识宝，世缺知音，若《论衡》之未遇伯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将烟烬火灭，泥沈雨绝，安有段而不朽，扬名于后世者乎！
【译文】
人的被废黝和兴起，是时机造成的；人的困窘和显贵，是命运造成的。而史书也正是如此。《尚书》占文，为《六经》之首；《春秋左传》，为三《传》之主口而从秦代直到晋代，五百多年，这两种书都被埋没，不在世间流行。经过梅啧将古文《尚书》写本进献朝廷，杜预为《左传》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然后被推重一时，千百年享有大名。至于老子《道德经》写作于周代，庄周《庄子》成书于楚国，遇到汉文帝、汉景帝才开始流传，碰上稽康、阮籍才受到珍贵，像这一类的，不胜记载！所以说“废弃还是兴起，决定于时机；困窘还是显贵，决定于命运。”假使当时没有识宝的人，世上缺乏知音的人，就像《论衡》没有遇到蔡伯嘈，《太玄》不是碰到张平子，一定会烟消火灭，湮没无闻，哪还谈得上死而不朽，扬名后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