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古之述者，岂徒然哉！或以取舍难明，或以是非相乱。由是《书》编典浩，宣父辨其流；《诗》列风雅，卜商通其义。夫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失其指归，则难以传授。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后学，其为谬也，不亦甚乎！
【译文】
古人编述前人的典籍，哪里仅仅是传述呢！或是因为后人难以明白其对史料取舍的含义，或是因为后人难以清楚其对是非的评价。因此《尚书》中汇编典浩，孔夫子辨析其中的类别；《诗经》中编排风雅，卜商疏通其中的含义。前代哲人所著作的东西，给后来人读，假如丢失了作者的意图，就难以传授。而有人毫无根据地穿凿附会，随意地解说著作的本源，这就违背了作者的深刻意图，误导了世人的视听，他所犯的谬误，岂不也是很过分吗？
【原文】
昔夫子之刊鲁史，学者以为感麟而作。案子思有言：吾祖厄于陈、蔡，始作《春秋》。夫以彼幸修，传诸治厥，欲求实录，难为爽误。是则义包微婉，因攫葛而创词；时逢西狩，乃泣麟而绝笔。儒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为自反袂拭面，称吾道穷，然后追论五始，定名三叛。此岂非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之所致耶？
【译文】
当年孔夫子写作鲁国史，学者们都认为是有感于获麟而作。查子思说过：“我祖父在陈、蔡两国之间遇到困窘，开始写作《春秋》。”作为祖父传给孙子，要追求真实记录，难以失误。这就是说，有着曲折地表示褒贬意义的《春秋》，是因为厄于陈、蔡而开始写作，遇到西狩获麟之事，因为感伤于麟出现得不是时候而停止写作。儒者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以为是孔夫子听说麟出现，挥袖擦泪，说“我的学说完了”，然后才动笔编写《春秋》，追记下“五始”，确定“三叛”的名字。这难道不是因为独自学习，不和别人探讨，因而孤陋寡闻所导致的结果吗？
【原文】
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荀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狄而贵诸夏也。案春秋之时，诸国错峙，关梁不通，史官所书，罕能周悉。异乎炎汉之世，四海一家，马迁乘传求自古遗文，而州郡上计，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备也。况彼吴、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鲁邦，尤为迂阔，丘明所录，安能备诸？且必以蛮夷而固略也，若驹支预于晋会，长狄埋于鲁门，葛卢之辨牛鸣，炎卜子之知鸟职，斯皆边隅小国，人品最微，犹复收其琐事，见于方册。安有主盟上国，势迫宗周，争长诸华，威陵强晋，而可遗之者哉？又荀氏著书，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独简胡乡，而偏详汉室。盛既疑丘明之摈吴、楚，遂诬仲豫之抑匈奴，可谓强奏庸音，持为足曲者也。
【译文】
孙盛说《左氏春秋》写到吴国、楚国就很简略，荀悦《汉纪》讲到句奴就简单，是用这种方法表示对夷狄的轻贱。查春秋时期，各个国家相互交错对峙，水陆要道关口不通，史官所记载的，很难周到详备。而汉代则不一样，四海一家，司马迁可以乘骤车到各地搜集自古以来散失的各诸侯国古史，而且各州郡向朝廷上报文书档案及统计材料，都先集中到太史那里。已经可以完备到这种程度了。何况当时的吴楚居于偏僻的南方，和中原在地理上隔着大江高山，和鲁国之间，相隔尤其遥远，左丘明所记录的，哪能完备。而巨如果认为是蛮夷就一定要简略，那么如驹支参与了晋国召集的会议；长狄的头被埋在鲁国子驹门下；葛卢能够辨识牛的鸣叫；郑子知道以鸟名作官名的原因，这一些人都是边远小国的人，地位最为低下，尚且吸收他们的小事，出现的史书里，哪有像吴国和楚国这祥的君主和上等国家结盟，势力能够压迫周王朝，和华夏民族争夺统治权，威迫欺凌强大的晋国，反而能遗弃呢】还有荀悦编著史书，抄摘班固《汉书》。他在对事情的取舍中国、外国同样看待，夷蛮、华夏均等处理，不是只对外族地区简略，而偏偏对汉朝详细。孙盛既然怀疑左丘明排斥吴、楚，于是也无中生有地说刘仲豫贬抑匈奴，可算是为了凑足曲子，硬要弹奏出平庸的音调来。
【原文】
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戴，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而后生不能i氏诃其过，又更文饰其非，遂推而广之，强为其说者，盖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毖。”案史之于书也，有其味f则记，无其事则网。寻迁之驰鹜今占工，卜下数千载，存秋已往，得其遗事者，盖唯首阳之二子而已。然适使儿、齐生于秦世弓，死于汉日，而乃升之传首，庸谓有情。今者考其先后，随而编次，斯则理之恒也，乌可怪乎？必谓子长以善而无报，推为传首，若伍子肯、大夫种、孟柯、墨翟、贾谊、屈原之徒元，或行仁而不遇，或尽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类，简在一科几，而乃异其篇目，各分为卷称。又迁之纸缪，其流甚多。夫陈胜之为世家，既云无据；项羽之称本纪，何必有凭。必谓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书违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黄、老而后《六经》，进奸雄而退处士始，此之乖刺，复何为乎？
【译文】
即使是明月珠，也不会没有瑕疵，即使是夜光璧，也不会没有瘫纹。所以作者著书，或许会有毛病。而后来之人不能指斥池的毛病，反而掩饰他的错误，于是就推演开来，硬要为作者解释。这样做的人也有很多啊。如葛洪说：“司马迁发愤著作《史记》一百三十篇，把《伯夷列传》放在列传的最前面，用来表明行善的人得不到回报；把项羽列入本纪，用以表明身居高位的人不一定是有德之人。”查考《史记》的编写，是有事迹的人就记载，没有事迹的人就空缺。司马迁驰骋于古今，上下几干年，春秋以前，得到遗事的，大概只有首阳山这两个人罢了。假如是伯夷、叔齐生在秦代，死在汉代，却往上排列在列传的前面，或许可以说是司马迁有那个意思。如今是考查人物的年代先后，按顺序编排，这就是理所当然了，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如果定要说司马迁是因为伯夷为善而得不到回报，把他放在列传之首，那么像伍子青、大夫文沙种、孟柯、墨翟、贾谊、屈原等人，有的是奉行仁义却没有人重视，有的是为君主尽忠却受到杀戮，为什么不根据他们的品行分类，编在一起，却是篇目不同，各自为卷呢。还有，司马迁的缆漏谬误之处，种类很多。既然把陈胜列为世家，已经没有根据，那么把项羽列为本纪，又何必有什么理由。如果说他因为遭受了腐开」，怨恨汉武帝，所以书中就违背了凡例，心里就有了偏激．那么像重视黄、老而轻视《六经》，提升奸雄而抑降处士，这种错误，又是为的什么？
【原文】
隋内史李德林著论工，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党蜀而抑魏。刊之国史，以为格言。案曹公之创王业也，贼杀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汪，祸千王莽。＿文帝临戎不武，为国好奢，忍害贤良，疏忌骨肉。而寿评皆依违其事，无所措言扮。刘主地居汉宗贾，仗顺而起，夷险不挠，终始无瑕。方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忿：譬以侯泊，宜辈秦缪、楚庄。而寿评抑其所长，攻其所短通。是则以魏为正朔之国，典午枚承，；蜀乃潜伪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安有背曹而向刘，疏魏而亲蜀也？陈寿《上书（诸葛亮集）》云孔：二陛下迈踪古圣玲，荡然无忌，故虽诽谤之言，咸肆其词，而无所革也碑”。夫无其文而有其说，不亦凭虚亡是者耶？
【译文】
隋朝内史李德林写文章，说陈寿是蜀人，他撰写《三国志》，偏袒蜀国而贬低魏国。这种说法被载入国史，作为让后人信从的话。考曹公开创帝王的事业，杀害皇后，囚禁君主，犯下的罪过百倍于田常，造成的祸害千倍于王莽；魏文帝曹工作战没有武略，治国喜好奢侈，残酷杀害忠良，疏远忌恨同抱。而陈寿的评语都是模棱两可，不加褒贬。蜀先主刘备门第是汉室宗族，顺应了道义而兴起，无论顺利还是险阻，都不屈不挠，从头至尾都没有毛病好挑。和帝王相比，可比夏少康、汉光武这样的中兴之君；和诸侯相比，可比秦缪公、楚庄王这样的一代霸主。而陈寿的评语压抑他的长处，专攻他的短处。如此说来，是把被司马氏的晋朝所继承的魏作为有正统地位的国家，把蜀作为受中原正朝的嫉恨的冒名的伪政权。所以他要千方百计地称美曹魏，无中生有地非难刘蜀。那里会背离曹氏而偏向刘氏，疏远魏国而亲和蜀国呢（陈寿《上书诸葛亮集》中说：“陛下继承古代圣人的业绩，心胸坦荡无所顾忌，所以即使书中有诽谤的言论，我也放任它们而不作修改）？陈寿没有那样的文字，李德林却有这样的说法，不是凭空虚构的错误论调吗？
【原文】
习凿齿之撰《汉晋春秋》，以魏为伪国者工，此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耳。而檀道莺称其当桓氏执政，故撰此书，欲以绝彼瞻乌，防兹逐鹿。历观古之学士，为文以讽其上者多矣。若齐同失德，《豪士》于焉作赋宾；贾后无道，《女史》由其献哉。斯皆短什小篇，可率尔而就也。安有变三国之体统，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传诸千载，而藉以权济物议，取诫当时。岂非劳而无功，博而非要，与夫班彪《王命》，一何异乎？求之人情，理不当尔皿。
【译文】
习凿齿撰写《汉晋春秋》，以曹魏政权为伪政权，这是确定了道路之正邪，道理之顺逆。而檀道莺却说他写书时正是东晋桓氏执政的时候，所以撰写此书，想要杜绝恒温不忠心事晋的念头，防止他凯觑帝位，争夺天下。一一考察古代的饱学之士写文章婉言讽谏其主上的有很多。如齐王同不检点德行，陆机因此作《豪士赋）)；贾后荒淫无道，张华因此献《女史敲》。这些都是短篇小文，可以轻易写成。哪有改变了三国的地位，改变了正统的归属，编成一部要干百年流传的史书，却借助它暂且提供议论，以劝诫当时人呢。这岂不是费力却没有功效，广博却并不重要，与班彪的《王命论》又有什么区别呢？以情理来推究，不应当是这样。
【原文】
自二京板荡，五胡称制，崔鸿鸡诸伪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鸿世仕江左，故不录司马、刘、萧之书，又恐识者尤之，未敢出行于外。案于时中原乏主，海内横流，迅彼东南，更为正朔。适使素王再出界，南史重生，终不能别有异同，件非其议。安得以伪书无录，而犹罪归彦莺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吴朝艾，故情私南国，必如是，则其先徙居广固，委质慕容，何得书彼南燕，而与群胡并列！爱憎之道，岂若是邪？且观鸿书之纪纲，皆以晋为主，亦犹班《书》之载吴、项，必系汉年，陈《志》之述孙、刘，皆宗魏世。何止独遗其事，不取其书而已哉！但伯起躬为《魏史》，传列《岛夷》，不欲使中国著书，推崇江表，所以辄假言崔志，用纤魏羞。且东晋之书，宋、齐之史元，考其所载，几三百篇，而伪邦坟籍，仅盈百卷。若使收矫鸿之失，南北混书，斯则四分有三，事归江外。非唯肥膺非类，众寡不均；兼以东南国史，皆须纪、传区别。兹又体统不纯，难为编次者矣。收之矫妄，其可尽言乎！
【译文】
自从西晋政局大乱，五胡建国称帝。崔鸿收集各伪政权的史书，聚成《春秋》，它所编列的只有十六家。魏收说：崔鸿的先辈世代在江南为官，所以他的书中不编入司马氏的晋和刘氏的南宋、萧氏的南齐的史书，又怕有识之士责难，不敢公布于世。考当时中原没有统一的君主，天下大乱，那遥远的南方政权，成为正统王朝。就是让孔子再世，南史重生，终究也还是不能有别的说法，与此不同。怎么能把伪国史都不加记录的，反而怪罪崔彦莺呢？而且如果认为崔氏祖先在南朝为官，因此而偏担南朝，那么他的祖先首先迁居广固，委身于慕容氏，为什么记载慕容氏的南燕政权，却与众胡族并列，爱憎的道理哪有这样的？再看崔鸿书的原则，都是以普为主，也就像班固《汉书》中记载吴广、项羽．必定以汉朝年号纪年；陈寿《三国志》记述孙吴、刘蜀，都以曹魏为主。他哪里只是遗漏南朝的史事，不取南朝的史书而已川自只不过是魏收自己撰写魏史，把南朝政权列为《岛夷传》，不希望中原所著的史书推崇江南，所以就借着批评崔书，来消除自己的羞愧。再说东晋、宋、齐的史书，考察所记载的数量，达将近三百篇，而伪政权的史籍，仅满百卷。如果让魏收来纠正崔鸿的“失误”，南、北史书混编，这样就有四分之三是江南的事。不仅肥瘦不等，多寡不均，更兼以东南的国史，都要纪、传有所区分。这又体例不纯，难以编排了。魏收的矫情虚妄，能说尽吗！
【原文】
于是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怀，枉申探颐；或一妄加向背，辄有异同。而流俗腐儒，后来末学，习其狂捐，成其佳误，自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铭诸舌端，以为口实。唯智者不惑，无所疑焉。
【译文】
于是考证各家的不同说法，参验作者的本意，有的出自自己的想法，空有探究之名芝有的不切实际地加以指责或赞扬，特为表示自己的不同。而流俗的迁腐儒生，后起的肤浅学者，学习他们的偏激，受其影响而造成错误，自以为见到了别人所未见到的，听到了别人所未听到的，把这些异说挂在嘴上，作为谈话资料。只有明智的人不会被迷惑，无所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