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篇 古今正史第二

类别:史部 作者:刘知几(唐) 书名:史通

    【原文】

    《易》曰:“上古结绳以理,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儒者云:“伏羲氏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又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春秋传》载楚左史能读三坟、五典。《礼记》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由斯而言,则坟、典文义,三、五史策,至于春秋之时犹大行于世。爰及后古,其书不传,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然自尧而往,圣贤犹述,求其一二,仿佛存焉。而后来诸子,广造奇说,其语不经,其书非圣。故马迁有言:“神农已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曰:“颛顼之事,未可明也。”斯则坟、典所记,无得而称者焉。

    【译文】

    《易》说:“上古之时,结绳记事以治夫下,后世圣人发明文字以代替结绳。”为《易》作注释的儒士说:“伏羲氏创造了八卦图像与文字,以代替结绳治理国家的方式,于是书籍便产生了。”又说:“伏羲、神农、黄帝之书,称作三坟,谈的是宇宙•社会的大道理。少昊、额项、高辛、唐、虞之书,称为五典,谈的是一般的道理。”春秋传麟楚国左史倚相能读懂三坟、五典。《礼记》说:“外史掌管三皇五帝之书,,J由此来看,三坟、五典到了春秋时,还在广泛地流传着。然而,到了后来,三坟、五典就不传了。尧、舜以后的历史•人们还能讲述。但是,尧时以前的史事,圣人贤者尚熊说起,仿佛还保存着的,也只是十之一二了。而后来的许多人,大肆编造新奇之说,所说的荒诞不经,所著的书籍与圣人所说不一。’所以,司马迁说过:“神农之前的情况,我已经不知道了。”班固也说:“撷琐的情况,已经弄木清楚了于”由此苛见,宜坟、五典所记载的,我们已经不能知道它们的内容了。

    【原文】

    案尧舜相承,已见坟典。周监二代,各有书籍。至孔子讨论其义,删为《尚书》。始自唐尧,下终秦缪。其言百篇,而各为之序。属秦为不道,坑儒禁学。孔子之末孙曰孔惠,壁藏其书二汉室龙兴,旁求儒雅,闻故秦博士伏胜,能传其业。诏太常使掌固晃错受焉。时伏生年且百岁,言不可晓。口授其书,才二十九篇。自是传其学者,有欧阳氏、大小夏侯。宣帝时,复有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与伏生所诵合三十篇,行之于世。其篇所载年月,不与序相符会,又与《左传》、《国语》、《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汉、魏诸儒,谓马融、郑玄、王肃也。咸疑其缪。

    古文尚书者,即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始得之于壁中。博士孔安国以校伏生所诵,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隶古字写之,编为四十六卷。司马迁屡访其事,故迁多有古说,安国又受诏为之训传。值武帝末,巫蛊事起,经籍道息,不获奏上,藏诸私家。刘向取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脱误甚众。至于后汉,孔氏之本遂绝,其有见于经典者,诸儒皆谓之逸书。马融、郑玄、杜预也。王肃亦注《今文尚书》,而大与古文孔传相类,或肃私见其本,而独秘之乎?

    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绩,始以孔传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肃之《尧典》,从“慎徽”以下,分为《舜典》以续之。自是欧阳、大小夏侯家等学,马融、郑玄、王肃诸注废,而古文孔传独行,列于学官,永为世范。齐建武中,吴兴人姚方兴,采马、王之义,以造孔传《舜典》,云于大航购得,诣网以献。举朝集议,咸以为非。梁武帝时,博士议曰,孔叙称伏生误合五篇,盖文句相连,所以或合。《舜典》必有“曰若稽古",伏生虽云昏髦,何容口口。由是遂不见用也。及江陵板荡,其文入北,中原学者,得而异之。隋学士刘炫遂取此一篇,列诸本第。故今人所习《尚书》、《舜典》,元出于姚氏者焉。

    【译文】

    尧、舜是紧联着的两个朝代,彼时的情况被记载于《三坟》、《五典》中。周与之前的夏、商二代,它们亦各有许多书籍问世。到了孔子时,他将之前的典籍详加研讨,删为《尚书》。其书的内容从唐尧开始,至秦穆公结束,有一百多篇,孔子为每篇都写了序。秦朝残暴无道,焚书坑儒,禁止濡学。孔子的末孙孔惠,只得将《尚书》藏于壁中。汉朝一统天下后,征求儒家著作与儒家学说,听说秦时博士伏胜能够传授《尚书》,便诏令太常史掌固晃错去学习。彼时伏生年龄将近百岁,说话已令人难懂,他口述《尚书》的内容,仅得二十九篇。从此以后,传授《尚书》这一学问的,有欧阳生与大小夏侯等人。汉宣帝时,河内又有一妇女,得《泰誓》一篇。该妇女将此书献给了皇帝。朝廷将此篇与伏生口述的二十九篇,合在一起,刊行于世。该篇所载的年月时间,与《尚书》序言不相符合,与《左传》、《国语》、《孟子》所引述的《泰誓》内容也不相同,所以,汉、魏时许多儒学大师,如马融、郑玄、王肃等人,都怀疑它不是原文(指的是马融、郑玄、王肃)。

    古文《尚书》,即是孔惠藏干壁中,用科斗文写的那一种。是鲁恭王毁坏孔子旧宅时,在墙壁中发现它的。博士孔安国以这新发现的《尚书》校核伏生口述的《尚书》,比原来增加了二十五篇,用一行科斗书,一行真书的形式抄写,编为四十六卷。司马迁多次向孔安国询问《尚书》事,所以,在《史记》中多采用古文《尚书》的说法。孔安国按照皇帝的指示,为《尚书》作传疏。正好遇上武帝末期,发生了巫蛊事件,征求经书典籍的传统被废弃,所以孔安国的传疏没有能够奏闻皇帝,而是藏在私人家里。刘向取来欧阳与大小夏侯三家《尚书》进行校勘,发现脱字错误的地方很多。到了后汉,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原本不再存在。其中有些文字见之于其它经典,众儒生都称之为“逸书”(指的是马融、郑玄、杜预)。王肃也曾注解《今文尚书》,然而,其注解与孔安国《古文尚书》相似,难道是王肃见到了孔安国的《尚书》本子,自己藏起来了吗?

    到了东晋元帝时,官居豫章内史的梅啧,献上了《孔传古文尚书》,然而,缺少《舜典》一篇。于是,取王肃《今文尚书注》中的《尧典》篇,从“慎徽五典”以下,分出为《舜典》篇,塞在他所献的《孔传古文尚书》中。自此以后,欧阳、大小夏侯的《尚书》学与马融、郑玄、王肃等人的《尚书》注解被废弃,只有《孔传古文尚书》独自流行,并被列入学官,成为世人长久教学、研读的范本。齐建武中,吴兴人姚方兴,撷采马融、王肃的注解,伪造了一篇孔安国传疏的《舜典》,献给朝廷,说是从大航购得。朝廷召集廷臣审查,都认为是伪造的《尚书》(梁武帝当时担任博士,他发表见解说:孔安国《尚书序》中称伏生误合五篇,这是因为篇与篇文句相连接,故有误合的现象。而这篇《舜典》前面多出了‘日若稽古帝舜,日重华,协子帝’等字。伏生虽然年老昏馈,但怎么能合起来呢。”因此,就不用它)。后来,江南动乱,本篇传入北方的皇宫,中原的学者见后感到很惊异。隋朝学士刘炫见后,采用了这一篇,;并将它收入《孔传古文尚书》之内。所以,今日人们所研习的《尚书•舜典》,最早出之于姚方兴之手。

    【原文】

    当周室微弱,诸侯力争,孔子应聘不遇,自卫而归。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自隐及哀十二公行事。经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当世君臣,其事实皆形于传,故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邹氏无师,夹氏有录无书,故不显于世,汉兴,董仲舒、公孙弘并治《公羊》,其传习者有严、颜二家之学。宣帝即位,闻卫太子私好《穀梁》,乃召名儒蔡千秋、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因置博士。平帝初,立《左氏》。逮于后汉,儒者数廷毁之。会博士李封卒,遂不复补。逮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请重立学官。至魏、晋,其书渐行,而二《传》亦废。今所用《左氏》本,即杜预所注者。

    【译文】

    当周朝衰弱时,诸侯都用武力争夺霸权。孔子周游列国,想得到重用,然而没有一个诸侯国聘请他,他只好从卫国返回鲁国。于是,与鲁国一品德高尚的名叫左丘明的人,一起在太史处阅读史书,依靠鲁国的记年史整理修订成《春秋》。该书对已往则肯定了周公的政治制度,对未来则明确地提出了新的社会法则。记事从鲁隐公开始到鲁哀公结束,全面地描写了鲁国十二个君主在位时天下所发生的大事。《春秋》一书修订整理成后,孔子用来教授弟子,然而,弟子从课堂上出来后却作随意解释。左丘明担忧长期以往,失掉历史的本来面目,因而对《春秋》中所略写的历史事件详细叙述,这样做,欲使人们认识到孔子并非是臆造了一部《春秋》,他所说的都是有根据的。《春秋》一书对当时君臣某些言行的贬斥批评,在左丘明的传中都有详细的事情经过的描绘。《春秋》的作者之所以态度陷晦,闪烁其词,那是因为•要避免当权者的责难。

    战国末年,口头讲授、注解《春秋》的形式流行,于是有公羊传、谷梁传、邹传、夹传等,因邹氏无师承,夹氏最终仍然是光有口述而无书,所以,邹传、夹传都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汉代兴起后,董仲舒与公孙弘二人一起研习《公羊传》,后来继承其业的则有严彭祖与颜安乐。汉宣帝登位后,听说卫太子私下里喜欢《谷梁传》,于是召集著名的儒学大师蔡千秋和萧望之等人到殿中议论《公羊传》与《谷梁传》的同异,最后大家倾向于《谷梁传》,于是,列入学官,设置教授此学的博士、汉平帝初年,朝廷又将《左氏春秋传》立于学官。到了后汉,许多研习儒学的人在朝廷上批判攻击《左传》,恰在这时,《左传》学的博士李封死亡,朝廷就不再补充这一空缺的职位了。一直到了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上书朝廷,请求将《左氏春秋传》重新立于学官,才使它在学官中有一席之地。到魏晋时,《左传》渐渐流行,相反,《公羊传》、《谷梁传》却不再为人重视,直至淹没。今日人们所用的《左传》文本,是杜预注解的。

    【原文】

    又当春秋之世,诸侯国自有史。故孔子求众家史记,而得百二十国书。如楚之书,郑之志,鲁之春秋,魏之纪年,此其可得言者。左丘明既配经立传,又撰诸异同,号日《外传国语》二十一篇。斯盖采书、志等文,非惟鲁之史记而已。楚、汉之际,有好事者录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终乎秦末,号日《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后,七雄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太中大夫陆贾,纪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

    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马谈欲错综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迁乃述父遗志,采《左传》、《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麟止,作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百纤篇,邺之,史记,,厥协哗导栋整齐百家杂语,藏诸名山,副在京师,以侯后圣君子。至宣帝时,迁外孙杨挥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录而已。张晏《汉书注协云:“十篇迁没后亡失‘”此说月随;元、成之间忿,褚先生更补其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二《龟策》、《曰者》等传,其《龟策》、《曰者》,辞多鄙陋,非迁本意也。晋散骑常侍巴西谁周,以迁书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诸子,不专据正经,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尽,皆凭旧典,以纠其缪。今则写《史记》并行于代焉。

    【译文】

    春秋的时候,各诸侯国者曦置史官修史。于是,孔子广撰地征求史籍,得到了一百二十国的国史,如其中有人们知道的《楚书》、《郑志》、《鲁春秋》、《魏纪年》等等。左丘明在为《春秋》作传后,又校勘了各国史记在记述历史大事上的同、异之处,然后写成《外传国语》一书,共二十一篇。其材料不仅取自幢鲁春誉》,还有其它诸侯国的,书》代志,等。楚汉之际,有热心于编撰史书的人将记录古代至秦末的帝王、公侯。卿相大夫活动的史料抽取出熟编为一书,名叫《世本》,共十五篇。春秋之后,先是七国争雄,后来秦灭诸侯各国,其间事件的则有《战国策》,该书肴三十主篇、汉代兴起之初,太中大夫陆贾,叙写子楚汉相争的过程与汉开国的功绩,成为《楚汉春秋》卜书,该书有九篇。汉武帝在位时,太史公司马谈想综合整理之前的各种史籍,然后修成一部通史。然而,在愿望未能实现时就宛丢了,他j吁可鸟迁继录交亲的遗志、采撷《左传》、《国语》中的史料,耐《世本))、《战国策扒根据相去不远的楚汉列国时发生的事情,写成十二本结、十表、八书飞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有一百三十篇、定名为《史记》挤己事时间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元狩年。考核《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不同的注解,整合诸子百家的论述,书成后正本藏于名山,副本留在京师,以等待圣明的君子。到了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悍开始讲述《史记》,于是公布于世。由发表的《史记》看出,其中缺了十篇,有目录而无内容(张晏《汉书注》说:“十篇是在司马迁死后丢失的。”这种说法不正确)。元帝、成帝期间,褚少孙先生作了补缺的工作,撰写了《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曰者》等传,词语鄙便少文采,见识粗浅,不是司马迁的本意。

    晋朝散骑常侍巴西人谁周,认为司马迁描述周、秦以上的历史,所用的史料,许多是民间口传与诸子百家之言,而不是完全依据正史的材料,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该书都是根据典籍,一一考核《史记》所述,纠正其错误。今日,它与《史记》并行于世。

    【原文】

    《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网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峋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至建武中,司徒椽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欲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乃起元高皇,终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爹上下通洽,为《汉书》纪、表、志、传百篇,其事未毕,会有上书云固私改作《史记》者,有诏京兆收系,悉录家书封上。固弟超诣网自陈,明帝引见,言固续父所作,不敢改易旧书,帝意乃解。即出固,征诣校书,受诏卒业。经二十余载,至章帝建初中乃成。

    固后坐窦氏事,卒于洛阳狱。书颇散乱,莫能综理。其妹曹大家博学能属文,奉诏校叙。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从大家授读。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犹未克成。多是待诏东观马续所作。而《古今人表》,不类本书。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

    初,汉献帝以固书文烦难省,乃诏侍中荀悦依《左氏传》体,删为《汉纪》三十篇移。命秘书给纸笔,经五、六年乃就。其言简要,亦与纪传并行。

    【译文】

    《史记》记事的时间,到汉武帝时为止。太初以后,不再有史事的记载。之后,刘向、刘欲父子以及其他热心于修撰汉史的人,如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询等,相继撰写空缺的史事,接在《史记》的后面。这样,记事的时间便延伸至汉哀帝建平年间,仍称为《史记》。到了建武中,司徒椽班彪认为后来人补写的历史,言辞鄙理粗俗,未能继承《史记》的笔法,加之扬雄、刘欲歌颂王莽伪朝,迷惑后代,误导群众,不应该让这些所谓史书与《史记》相连接。于是收集过去的史实,采录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的说法,作《后传》六十五篇。他的儿子班固认为父亲所写的史书未能成为一家史书,于是,重新从汉高祖写起,到王莽朝结束,描写了十二代皇帝,历时二百三十年。汇集其间的各种活动与大事,上下贯通衔接,有纪、表、志、传等百篇,成为《汉书》。这项写作工作还未结束,有人上书朝廷,说班固私自改写《史记》。朝廷下令京兆尹逮捕班固,将他家中藏书全部抄录奏上。班固的弟弟班超到宫中陈述班固的写作意图,汉明帝亲自接见了他。班超说:班固只是想继承父亲的未完成的事业,不是改动《史记》。于是,明帝理解了班固的写作动机,让他出任校书郎。之后,班固遵照帝王的指示,继续写作《汉书》,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到汉章帝建初中终于写成。

    后来,班固因受到窦宪案件的牵连,死于洛阳狱中。所写的国史散乱无序,无人能够整理。在此情况下,知识渊博并具有写作才能的班固妹妹曹大家,接受皇帝的诏令,整理、校对哥哥的遗著。朝廷又选才学杰出的马融等十人,跟曹大家学习《汉书》。《汉书》中缺少的八表与《天文志》,有目而正文中无内容,则大多由待诏东观马续写成。不过,《古今人表》不象原书的风格。从汉末到南朝陈,为《汉书》作注解的,有二十五家,也有人专门学习研究《汉书》,使得它与五经并行于世。

    在注解《汉书》的风气形成之初,汉献帝觉得《汉书》繁杂难懂,于是令侍中荀悦按照《春秋左氏传》的笔法,将《汉书》删订成《汉纪》,让秘书省提供纸笔,荀悦花了五、六年的功夫才完成,有三十篇。书的内容精炼,与《汉书》一起流行于世上。

    【原文】

    在汉中兴,明帝始诏班固与唯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作《世祖本纪》,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

    【译文】

    汉代中兴之时,汉明帝诏令班固与唯阳县令陈宗、长陵县令尹敏、司吏从事孟异撰写《世祖本纪、》,并撰写功臣列传和王匡的新市兵、陈牧、廖湛的平林兵及公孙述等人的事迹为载记,共有二十八篇。

    【原文】

    自是以来,春秋考纪亦以焕炳,而忠巨义上莫之撰勒。于是又诏史官渴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自建武,讫乎永初,事业垂竟,而珍、尤继卒。复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南单于、西羌传,地理志。

    【译文】

    从此,光武朝三十多年的事情昭然于世,然而,班固等人仅为功臣作传,而忠臣义士的事迹却没有写到史书上。于是,朝廷又令史官渴者仆射刘珍以及谏议大夫李尤,撰写纪、表与忠贤之臣、节操高尚之士、文学家与史学家、皇室外戚等人物传。记事时间从建武开始,到永初止。在这项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刘珍、李尤却相继死去。朝廷便再令侍中状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各位王、王子、功臣、因恩泽而封侯之人的表、以及南单于与西羌的传记和地理志。

    【原文】

    至元嘉元年,复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塞,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入安思等后,《儒林列传》入崔篆诸人。庭、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稗黝及郑众、蔡伦等传,凡百十有四篇,号刚《汉纪》。

    【译文】

    到了元嘉元年,南朝宋文帝又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室、议郎朱穆、曹寿,撰写桓帝祖孝穆皇、父孝崇皇以及顺烈皇后的列传,又将安思皇后阎姬编入《外戚传》、崔篆等人编入《儒林列传》。崔宠、曹寿二人又与议郎延笃撰写《百官表》与顺帝时的功臣孙程、郭愿以及郑众、蔡伦等人的列传。共有一百一十四篇,称作《汉纪》。

    【原文】

    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禅,议郎蔡琶、杨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岂别作《朝会》、《车服》二志多。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会董卓作乱,大驾西迁,史臣废弃,旧文散逸。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记。至于名贤君子,自本初已下网续。

    【译文】

    熹平年间,光禄大夫马日禅与议郎蔡琶、杨彪、卢植在东观修史,对于前人未写完的纪传,在史料完备的情况下,将它们补写完。蔡岂又另外写了《朝会志》与《车服志》。后因案件牵连被充军北方时,他上书朝廷请求让他继续完成《十志必的撰写工作。此时,恰好遇到董卓作乱,皇帝被迫迁都西京,史臣一职被废除,原有的国史及资料散乱丢失。只有在许都的杨彪还保存一些注、记等史料。至于名臣贤士的事迹,从本初以下的质帝、桓帝、灵帝、献帝四代,都没有记载。

    【原文】

    魏黄初中,唯著《先贤表)),故汉记残缺,至晋无成。太始中,秘书垂司马彪始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元光武,终于孝献。录世十二,编年二百,通综上下,旁引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又散骑常侍华娇,删定《东观记》为《汉后书》,帝纪十二、皇后纪二、十典、列传七十,总九十七篇。其中典竟不成而卒。自斯已往,作者相继,为编年者四族,创纪传者五家。推其所长,华氏居最。而遭晋室东徙,三惟一存。

    【译文】

    三国魏黄初年间,史官只撰写了《先贤表》,而没有作汉史的整理工作,故而汉史仍残缺不全。到了晋代之初,此项工作仍然未做,一直到了太始中,秘书皿司马彪才开始汇集各家的史书,进行研究,连缀各种史书中所记载的有价值的事件。从汉武帝开始,到汉献帝结束,记述的历史经历了十二代皇帝,按年、月、日的时间顺序进行编写,历时二百余年。将前后的历史事件综合贯通起来,另外又引入众多的资料,写成纪、志、传共十三篇,名叫《续汉书》。后来又有散骑常侍华娇,将《东观汉记》删改修订为《汉后书》,分为十二篇帝纪、二篇皇后纪,三篇谱、十篇典,七十篇列传,总共为九十七篇。其中典的部分尚未写成就死去了。从此以后,修订汉史的人相继出现,作编年体的有四人,写绍传体的有五家。如要推选最好的,应该以华娇的《汉后书》为首选。可是到了晋朝廷迁移到江南,这些史书三分只存一分了。

    【原文】

    至宋,宣城太守范哗,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会哗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先是,晋东阳太守袁宏,抄撮《汉氏后书》,依荀悦体著《后汉纪》三十篇。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

    【译文】

    到了南朝宋,宣城太守范哗,大量地招收学生,广泛地搜集阅览旧有史籍,对他们进行删艾冗杂,补充漏略的工作,写成《后汉书》。分为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共有一百篇。恰巧范哗因犯罪被捕,被判死刑,而十志还未写成。在范哗之前,有晋朝东阳太守袁宏,摘录各种后汉史籍,模仿荀悦的体例编成《后汉纪》三十篇。人们在说到后汉史书时,只有范哗与袁宏二家而已。

    【原文】

    魏史,黄初、太和中,始命尚书卫凯、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又命侍中韦诞、应壕,秘书监王沈,大将军从事中郎阮籍,司徒右史孙该,司隶校尉傅玄等,复共撰定。其后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

    【译文】

    魏国史书的修撰,开始于黄初、太和中,朝廷令尚书卫凯、缪袭草拟纪、传,历时多年未能成功。于是,又令侍中韦诞、应球、秘书监王沈、大将军从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长史孙该、司隶校尉傅玄等,共同重新撰写。后来,王沈一人独自承担了撰写的任务,写成《魏书》,四十卷。然而,该书许多地方为传主掩饰,不是一部据实记载的史书。

    【原文】

    吴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撰《吴书》。孚、峻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纪录。至少帝时,更救书耀、周昭、薛莹、梁广、华核访求往事,相与纪述。并作之中,推莹为首。当归命侯时,广、昭先亡,耀莹徙黝,史官久网,书遂无闻。核表请耀、莹续成前史,其后耀独终其书,定为五十五卷。

    【译文】

    吴大帝孙权登帝位后的第二年,开始让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撰写《吴书》。然而,丁孚、项峻都不具备史家的才能,他们的史学与文字水平使他们不能胜任记录史事的工作。到了少帝孙亮时,重新命韦耀、周昭、薛莹、梁广、华核察访调查过去的历史大事,按照时间的先后进行记载。在上述这些人所撰写的史书中,薛莹所写的质量最高。在归命侯孙皓即位时,梁广、周昭先于他人而亡,韦耀犯罪,薛莹流放远处充军,史官散逸,再没有人递补上来,修写史书的事自然停滞不前。这时,右国史华核上疏朝廷,请求让韦耀、薛莹继续撰史的工作。朝廷批准。之后,韦耀独自一人结束了全书的撰写工作,该书共有五十五卷。

    【原文】

    至晋受命,海内大同,著作陈寿,乃集三国史撰为《国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时亦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草而罢。及寿卒,梁州大中正范额表言《国志》明乎得失,辞多劝诫,有益风化,愿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就家写其书。

    【译文】

    到了晋代,天下统一。著作郎陈寿,汇集三国时的官私历史著作,重新撰写,名为《三国志》,有六十五篇。当时人夏侯湛也在撰写《魏书》,见到陈寿的作品后,毁掉自己的草稿而停止了写史的工作。陈寿死时,梁州大中正范额上表朝廷,说《三国志》能正确地分析历史上政治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劝导人们忠君爱民,各守本分,此书有益于教化民众、淳正风俗。他请求朝廷采纳此书。于是,朝廷指示河南尹到他家中誊抄《三国志》。

    【原文】

    先是,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其后孙盛撰《魏氏春秋》,王隐撰《蜀记》,张勃撰《吴录》。异闻间出,其流最多。宋文帝以《国志》载事,伤于简略,乃令中书郎裴松之兼采众书,补注其阔。由是世言《三国志》者,以裴注为本焉。

    【译文】

    在陈寿之前,魏国京兆人鱼豢,私下里撰写了《魏略》,记事时间到明帝结束。在陈寿之后,又有孙盛撰写了《魏氏春秋》、王隐撰写了《蜀记》、张勃撰写了《吴录》。各种史书纷纷问世,不胜枚举。宋文帝认为《三国志》记述历史事件,过于简略,于是今中书郎裴松之作注。松之博采群书一百四十余种,又搜集传说逸闻,以补述《三国志》的缺漏之处。从此以后,人们只要谈到《三国志》,都根据裴注本。

    【原文】

    晋史,洛京时,著作郎陆机始撰三祖纪,佐著作郎束哲又撰十志。会中朝丧乱,其书不存。先是,历阳令陈郡王栓有著述才,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未就而卒。子隐,博学多闻,受父遗业,西都事迹,多所详究。过江为著作郎,受诏撰晋史。为其同僚虞预所诉,坐事免官。家贫无资,书未遂就,乃依征西将军庚亮于武昌镇。亮给其纸墨,由是获成,凡为《晋书》八十九卷。咸康六年,始诣网奏上。隐虽好述作,而辞拙才钝。其书编次有序者,皆锉所修;章句混漫者,必隐所作。时尚书郎领国史干宝,亦撰《晋纪》,至宣讫憨七帝,五十三年,凡二十二卷。其书简略,直而能婉,甚为当时所称。晋江左史官,自邓集、孙盛、王韶之、檀道莺已下远则偏记两帝,近则唯叙八朝。至宋湘东太守何法盛始撰《晋中兴书》,勒成一家,首尾该备。齐隐士东莞减荣绪又集东、西二史,合成一书。

    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救史官更加纂录。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兼引伪史十六国书,为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序例、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

    【译文】

    关于晋朝史书。西晋时,有著作郎陆机首先撰写了《宣帝纪》、《景帝纪》和《文帝纪》。后来,佐著作郎束哲又撰写了《十志》。西晋末,战争频起,动乱不宁,这些著作都散佚不存。在陆、束之前,历阳县令陈郡人王锉,富有写作、修史的才能,他曾私下里撰写《晋书》与功臣的事迹,然而,事业未成时就已死去。他的儿子王隐,继承了他父亲未完成的事业。他对于西晋所发生过的历史大事,大都进行过考核研究。朝廷移到江南后,他任著作郎,接受诏令撰写晋史。后因同僚虞预结党排斥他,使他在一次案件中受牵连而被免官。王隐因家中贫困,没有撰史的物质条件,所以,撰写工作不能完成。后来到武昌依附于征西将军庚亮,庚亮供给纸墨,这样,才写成了国史。著作名叫《晋书》,有八十九卷。咸康六年,才献给朝廷。王隐虽然喜爱写作,然而,才思滞塞,辞不达意。所以,《晋书》一书,其线索清晰,叙述有条不紊之处,都是他父亲王锉写的。章节错乱,意思不明的地方,一定就是王隐写的。其时,尚书郎兼领国史的干宝,也撰写了《晋纪》,该书记事从宣帝开始,到憨帝结束,五十三年,共有二十二卷。该书内容简略,既能直书史事,又能将自己的褒贬态度寓含于字里行间,委蜿地表现出来,该书得到了当时人的赞扬。

    江南东晋的史官邓集、孙盛、王韶之、檀道莺等人,相继写作国史。有的只撰写东晋初的元帝、明帝纪,有的则撰写从明帝到安帝八朝的帝纪。到了南朝宋,湘东太守何法盛,开始撰写《晋中兴书》,独家完成,首尾全备。南朝齐隐士东莞营县人减荣绪又汇集了西晋与东晋的史书,合成一书,名曰《晋史》。

    本朝贞观年间,太宗认为十八家东、西晋史,著作虽然很多,但是没有一家尽善尽美,于是,令房玄龄等人重新修撰。史官们收集、采纳几十部正史与野史的材料,又引伪十六国史的史料,编纂成十卷纪、二十卷志、七十卷列传、三十卷载记。另外加上序言、凡例、目录,共计为一百三十二卷。从此以后,研习晋代历史的人,都放弃旧的晋代史书,竞相根据新撰写的《晋史》。

    【原文】

    宋史,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创纪传。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请山谦之补承夫残缺。后又命裴松之续成国史。松之寻卒,史佐孙冲之表求别自创立,为一家言,孝建初,又救南台侍御史苏宝生续造诸传,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宝生被诛,大明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爱踵成前作。爱因何、孙、山、苏所述,勒为一书,其减质、鲁爽、王僧达诸传,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虚,难以取信。自永光已后至禅让十徐年中,网而不载。至齐,著作郎沈约更补缀所遗,制成新杂史。自义熙肇号,终乎升明三年,为纪十、志三十、列传六十,合百卷,名曰《宋书》。永明末,其书既行,河东裴子野更删为《宋略》二十卷。沈约见而叹曰:“吾所不逮也。”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为上,沈书次之。

    【译文】

    南朝宋国史的修撰,始于元嘉中,从著作郎何承天撰写纪、传与《天文志》、《律历志》开始,何承天之外的撰写任务,全由奉朝请山谦之承担。不久,山谦之病亡,朝廷又令裴松之继续国史的修写工作。不多时松之又死。在此情况下,史佐官孙冲之上表请求由他重新撰写,成一家之言。孝建初,朝廷又令南台侍御史苏宝生继续前人未完成的纪传的撰写工作,元嘉时名臣传记,都是出于他的手笔。宝生因罪被杀后,在大明六年,朝廷又命著作郎徐爱承接前人的事业,完成修史工作。徐爱凭依着何承天、孙冲之、山谦之、苏宝生的著作,汇聚后进行整合,修订成一书。然而,减质、鲁爽、王僧达等起兵造反者的传记,都是孝武帝亲自写的,在叙述事情时却不实事求是,虚假的成份较多,所以,人们难以相信。自永光之后到宋顺帝让位的十多年里,国家大事缺而未录。

    到了南朝齐时,著作郎沈约重新撰写《宋史》,并对旧史的缺漏之处进行补充。记事时间从义熙开始到升明三年结束。有十卷《纪》、三十卷《志》、六十卷《列传》,共有一百卷。名叫《宋书》。永明末年,该书问世。之后,河东裴子野在此基础上删订为《宋略》,变成二十卷。沈约见到《宋略》后,感叹地说:“我赶不上裴子野啊!'’自此以后,人们谈论宋史,都将裴子野的《宋略》摆在第一位,将沈约的《宋书》摆在第二位。

    【原文】

    齐史,江淹始受诏著述,以为史之所难,无出于志。故先著十志,以见其才。沈约复著《齐纪》二十篇。梁天监中,太尉录事萧子显启撰《齐史》,为纪八,志十一,列传四十,合成五十九篇。表奏之,诏付秘阁。起升明之年,尽永元之代。纪八、志十一、列传四十,合成五十九篇。时奉朝请吴均,亦表请撰齐史,乞给起居注,并群臣行状。有诏:“齐氏故事,布在流俗,闻见既多,可自搜访也。”均遂撰《齐春秋》三十篇。其书称梁帝为齐明佐命,帝恶其实,诏播之。然其私本竟能与萧氏所撰,并传于后。

    【译文】

    南朝齐的国史,其修撰工作由江淹开始。他接受朝廷的诏令后,先撰写了《十志》。因为在整个修史工作中,志书是最难的。江淹想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才华。后来,沈约又写了《齐纪》,有二十篇。梁天监中,萧子显又开始写作《齐史》,有八篇《纪》、十一篇《志》、四十篇《列传》、共计为五十九篇。著作完成后,他上书朝廷,奏告其事。朝廷令秘阁收藏。

    当时,任奉朝请一职的吴均,也上表请求撰写《齐史》,并请求借给他齐朝《起居注》与《群臣行状》。皇帝说:“齐朝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民间多有传说,你既然耳闻目睹过很多,可以自己去搜集嘛。”于是,吴均撰写了《齐春秋》一书,有三十篇。因该书说梁武帝曾任齐明帝时的佐命小官,故而,武帝对这种据实记载的书非常反感,命令烧掉。然而,吴均私下里保存的副本却能与萧子显所撰的《齐史》在世上一起流行。

    【原文】

    梁史,武帝时,沈约与给事中周兴嗣、步兵校尉鲍行卿、秘书监谢昊相承撰录,已有百篇。值承圣沦没,并从焚荡。庐江何之元、沛国刘播以所闻见,究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纪传之书,未有其作。陈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工,施功未周。但既当朝务,兼知修国史,至于陈亡,其书不就。

    【译文】

    南朝梁的国史,在梁武帝时就已着手撰写。先后有沈约撰写过十四卷的《高祖纪》,给事中周兴嗣撰写过《皇帝实录》、《皇德记》与《起居注》等,步兵校尉鲍行卿撰写过+三卷的《皇定仪》等著作,秘书监谢昊又撰写过四十九卷的《梁书》,总加起来,有一百多卷。然而,这些史料在侯景之乱中或被焚毁,或散佚,荡然无存。庐江何之元、沛国刘播回忆自己的所见所闻,又仔细调查了每件事情的起始到结束的过程,合作撰写r仅梁典》,共三十卷。然而,帝纪与列传,却没有人写。陈朝祠部郎中姚察有心想重修梁史,然而,他未能全身心地进行撰写工作一面承担朝廷政务,一面领导修撰国史的工作,直到陈亡国时,该书也未能完成。

    【原文】

    陈史,初有吴郡顾野王、北地傅滓各为撰史学士,其武、文二帝纪,即顾、傅所修。太建初,中书郎陆琼续撰诸篇,事伤烦杂。姚察就加删改,粗有条贯。及江东不守,持以入关。隋文帝尝索梁、陈事迹,察具以所成每篇续奏,而依违茬再,竟未绝笔。

    皇家贞观初,其子思廉为著作郎拐,奉诏撰成二史。于是凭其旧稿,加以新录,弥历九载,方始毕功。定为《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今并行世焉。

    【译文】

    南朝陈国史,开始由撰史学士吴郡人顾野王、北地人傅掉修撰,《武帝纪》与《文帝纪》就是他们二人写的。太建初年,中书郎陆琼接着撰写了许多卷,然而,记事不简炼,拖拉庞杂。于是.姚察对陆书加以删改整理,变得稍有条理一些。到了陈代灭亡时,姚察便将史书带入新朝。隋文帝常常向姚察索要关于记载梁、陈二代的史册,姚察便每修订好一卷就献给文帝,但是,在反复斟酌、迟疑不决之际,光阴迅速地消逝而去,直到他死时,也未能完成该书。

    唐朝贞观初年,姚察的儿子姚思廉任著作郎。他遵照皇帝的诏令,撰写梁、陈二代的史书。于是,依凭旧的书稿,加进新撰的内容,耗费了九年时间,才完成这项工作。一名叫《梁书》,有五十六卷,一名叫《陈书》,有三十六卷。今天,这两部著作都在世上流行。

    【原文】

    十六国史:前赵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或撰《高祖本纪》及功臣传二十人,甚得良史之体。凌修谱其汕谤先帝,聪怒而诛之。刘耀时,平舆子和苞撰《汉赵记》十篇,事止当年,不终耀灭。

    【译文】

    西晋末年之后相继建立的十六国国史.起始于前赵刘聪在位时。在这期间,任左国史的公师或撰”万了《.高祖本纪》与二十位功臣的传记,所写的著作很符合良史的体例与规范因为凌修诬告他讥嘲、诽房先帝刘渊,刘聪大怒,杀J’公师或。刘耀当空帝时,平舆子和苞撰写了十篇《汉赵记》,其记事时间仅IL于写咋那一年,没有连续记载到刘耀灭亡之日

    【原文】

    后赵石勒命其臣徐光、宗厉、博畅、郑惜等撰《L党国记》、《起居注》、《赵书》川。其后又令王兰、陈宴、程阴、徐机等,相次撰述。至石虎,并令刊削,使勒功业不传。其后燕太傅长史田融、宋尚书库部郎郭仲产、北中郎参军王度追撰石事,集为《邺都记》、《赵纪》等书。

    【译文】

    后赵皇帝石勒命令臣子徐光、宗历、傅畅、郑惜等人撰写《上党国记》、《起居注》与《赵书》,后来,又命令王兰、陈宴、程阴、徐机等,相继撰写有关后赵的史事。到了石虎登上帝位后,他下令删削有关内容,目的是使石勒的功绩不能传世。后来,燕太傅长史田融、宋尚书库部郎郭仲产、晋北中郎参军王度等人在修撰后赵史书时,才补撰上石勒事迹,并将其汇入到所修撰的后赵史书中,这些史书分别为《邺都记》、《赵记》等。

    【原文】

    前燕有起居注,杜辅全录以为《燕纪》。后燕建兴元年,董统受诏草创后书,著本纪并佐命功臣、王公列传,合三十卷。慕容垂称其叙事富赡,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述过美,有惭董、史之直。其后申秀、范亨各取前后二燕,合成一史。

    【注释】

    杜辅全录以为《燕记》:杜辅全,生平不详。隋、唐《志》都未著录前燕《起居注》与杜辅全所撰《燕记》。

    董统受诏草创后书:后书意为后燕史书。然隋、唐二《志》均未著录。董统事迹略见《十六国春秋辑补》引《初学记》二十七云:“建兴元年(公元386年)正月,董统上言于垂(慕容垂)曰:‘臣闻陛下之奇有六焉,厥初之奇,金光耀室。”,统为劝慕容垂即皇帝位之人。

    “其后”二句:隋、唐二《志》均云:《燕书》二十卷,记慕容隽事.伪燕尚书范亨撰。申秀事略见于《晋书•冯跋载记》,云官散骑常侍,“给事冯豁.以倾俊有幸。”

    【译文】

    前燕原有《起居注》,是杜辅全将其抄录整理后定名为《燕纪》。后燕在建兴元年,朝廷令董统着手撰记后燕的国史,董统撰写了帝王本纪与辅佐帝王的功臣以及王公的列传,共计为三十卷。慕容垂称赞这部著作叙事细腻,内容丰富,形成了一家的观点。然而其书对人物过于褒美,难以符合南史、董狐所传下来的直笔的传统。后来,申秀、范亨将杜辅全的《燕记》与董统的著作,整合成一部前燕史。

    【原文】

    南燕有赵郡王景晖,尝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超亡,仕于冯氏,官至中书令,仍撰《南燕录》六卷。

    【译文】

    南燕的史书,由赵郡人王景晖撰写。王景晖在南燕慕容德、慕容超朝中做官,撰写德、超两位君主的《起居注》。慕容超死后,他到北燕冯氏朝廷做官,一直做到中书令。他到了北燕后,就撰写了《南燕录》,该书有六卷。

    【原文】

    蜀初号曰成,后改称汉。李势散骑常侍常墟撰《汉书》十卷。后入晋秘阁,改为《蜀李书》。壕又撰《华阳国志》,具载李氏兴灭。

    【译文】

    蜀国,开始叫成,后又改名叫汉。后主李势在位时,散骑常侍常豫撰写十卷《汉书》,该书后来藏于东晋的秘阁,改为《蜀李书》。常墟还写过《华阳国志》,该书记载了成汉李氏由兴到亡的过程。

    【原文】

    前凉张骏十五年,命其西曹边浏集内外事,以付秀才索绥,作《凉国春秋》五十卷。又张重华护军参军刘庆在东苑专修国史二十余年,著《凉记》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晖、从事中郎刘晒,又各著《惊书》。

    【译文】

    前凉国在忠成公张骏执政第十五年时,命令西曹边浏搜集朝廷内外所发生过的大事资料,付给秀才索绥。于是,索绥撰写出了五十卷的《凉国春秋》。之后,敬烈公张重华执政时,他的护军参军刘庆在东苑专门撰修国史,花费了二十多年时间,写成十二卷的《凉记》。另外,建康太守索晖、从事中郎刘晒,又各自写成过《凉书》。

    【原文】

    前秦史官,初有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著述。符坚尝取而观之,见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灭其本。后著作郎董谊追录旧语,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关,曾访秦国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问诸仇池,并无所获。先是,秦秘书郎赵整参撰国史,值秦灭,隐于商洛山,著书不辍,有冯诩车频助其经费。整卒,翰乃启频纂成其书,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罢,定为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伦。河东裴景仁又正其讹僻,删为《秦记》十一篇。

    【译文】

    前秦的历史,先是有该国的史官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撰写过。世祖符坚尝拿过来看看,当看到其中记载着母亲苟太后与李威的男女关系事时,大怒,将它们全部烧毁。后来,著作郎董谊追忆以前的旧事,记载下来,所记内容连原来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了。到了宋武帝刘裕出兵关中,消灭后秦时,曾访问秦国的史事。后来又命令梁州刺史吉翰到氏族聚住地仇池去寻问,都没有收获。在此之前,秦国秘书郎赵整曾参与国史的修撰,在秦灭亡时,他隐居于商洛山,继续撰写秦国史。在他写作时,得到了冯诩人军频的帮助。赵整死后,吉翰请车频把该书编纂成。编纂工作从元嘉九年开始,到二十八年才结束,有三卷。然而,书中时间混乱,前后体例不一。于是,河东人裴景仁纠正该书的讹误之处,删去不重要的内容,定名叫《秦记》,有十一篇。

    【原文】

    后秦扶风马僧虔、河东卫隆景并著秦史。及姚氏之灭,残缺者多。涨从弟和都仕魏为左民尚书,又追撰《秦纪》十卷。

    【译文】

    后秦的史书,由扶风人马僧虔、河东人卫隆景同时撰写。然而,在姚氏被灭亡的过程中,史书散佚很多。后来,姚乱的堂弟姚.和都在北朝魏任左民尚书时,又重新撰写了十卷《秦纪》。

    【原文】

    夏,天水赵思群、北地张渊,于真兴、承光之世,并受命著其国书。及统万之亡,多见焚烧。

    【译文】

    夏,天水人赵思群、北地人张渊在真兴、承光之时,一起接受朝廷的命令,撰写夏朝的国史。等到夏的首都统万被占领后,所写的国史大部分被焚烧了。

    【原文】

    西凉与西秦,北燕,其史或当代所书,或他邦所录。段龟龙记吕氏,宗钦记沮渠氏,失名记秃发氏,韩显宗记冯氏。唯有三者可知,自余不详谁作。

    【译文】

    西凉国、西秦国与北燕国的国史,有的是本朝的人撰写的,有的是别的王朝撰写的。凉国著作佐郎段龟龙记载了吕氏的后凉国史事,先仕北凉、后又仕北魏的宗钦撰写沮渠氏的北凉国史;不知名者撰写秃发氏的南凉国史;北魏中书侍郎韩显宗修撰了冯氏北燕的史书。只有这三家尚可知,其它的史书就不知为谁所作了。

    【原文】

    魏世黄门侍郎崔鸿,乃考核众家,辨其同异,除烦补网,错综纲纪,易其国书日录,主纪曰传,都谓之《十六国春秋》。鸿始以景明之初,求诸国逸史,逮正始元年,鸡集稽备,而以犹网蜀事,不果成书。推求十有五年,始于江东购获,乃增其篇目,勒为十卷。鸿没后,永安中,其子缮写奏上,请藏诸秘阁。由是伪史宣布,大行于时。

    【译文】

    北朝魏黄门侍郎崔鸿,在上述诸史的基础上,考察、研究各家的记载,看看哪些记载是一致的,哪些记载有出入。删削繁杂的内容,补充缺漏的地方。将“国史”改名叫“录”,将所谓帝王的纪改为“传”,总称叫《十六国春秋》。崔鸿搜集各国史书的工作开始于景明初年,到了正始元年,搜集与考核工作基本上完成,唯缺少蜀国史,不能编辑成书。这样,又经过十五年的寻觅,才在江南购买到。于是增加了篇幅,编成十卷。崔鸿死后,他的儿子誊抄后献给皇帝,请求将该书收藏在秘阁。从此以后,伪十六国王朝的历史公布于世,并在当时得到广泛地流行。

    【原文】

    元魏史,道武时,始令邓渊著国记,唯为十卷,而条例未成。泊乎明元,废而不述。神窿二年,又诏集诸文士崔浩、浩弟览、高说、邓颖、晃继、范亨、黄辅等撰国书,为三十卷。又特命浩总监史任,务从实录。复以中书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并参著作,续成前史书。叙述国事,无隐恶,而刊石写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自是遂废史官。至文成帝和平元年,始复其职,而以高允典著作,修国记。允年已九十,手目俱衰。时有校书郎中刘模,长于辑缀,乃令执笔,而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岁。所成篇卷,模有力焉。初,国记自邓、崔以下,皆相承作编年体。至孝文太和十一年,诏秘书垂李彪、著作郎崔光始分为纪传异科。宣武时,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既而崔光、弄遵业补续,下讫说孝明之世。温子升复修《孝庄纪》,桥阴王晖业撰《辨宗室录》。魏史官私所撰,尽于斯矣。

    齐天宝二年,救秘书监魏收博采旧闻,勒成一史。又令刁柔、辛元植、房延佑、睦仲让、裴昂之、高孝干等助其编次。收所取史官,惧相凌忽,故刁、辛诸子,并乏史才,唯以仿佛学流,凭附得进。于是大征百家谱状,斟酌以成《魏书》。上自道武,下终孝靖,纪、传与志,凡百三十卷。收馅齐氏,于魏室多不平。既党北朝,又厚诬江左。性憎胜己,喜念旧恶,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迁怒所至,毁及高曾。书成始奏,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论讨。前后列诉者百有余人。时尚书令杨遵彦,一代贵臣,势倾朝野,收撰其家传甚美,是以深被党援。诸讼史者皆获重罚,或有毙于狱中。群怨谤声不息。孝昭世,救收更加研审,然后宣布于外。武成尝访诸群臣,犹云不实,又令治改,其所变易甚多。由是世薄其书,号为秽史犯。

    至隋开皇,救著作郎魏澹与颜之推、辛德源更撰《魏书》,矫正收失。澹以西魏为真,东魏为伪,故文、恭列纪,孝靖称传。合纪传论例总九十二篇。场帝以澹书犹未能善,又救左仆射杨素别撰元,学士潘徽、褚亮、欧阳询等佐之嘛。会素芫而止。今世称魏史者,犹以收本为主焉。

    【译文】

    元魏朝的国史,在道武帝拓跋硅在位时,就诏令邓渊撰写了十卷《国记》,然而,没有整理成有条理的符合体例的著作。到了魏太宗拓跋嗣时,就停止编撰了。神窿二年,太武帝诏集崔浩、浩之弟崔览、高说、邓颖、晃继、范享、黄辅等文士撰写国书,成书三十卷。又特别命令崔浩领导修史的工作,要求严格按照实际情况来写。又命令中书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一起参加撰写工作,接着完成前书。在修撰时,对于朝廷的过失不隐瞒,写好后,将内容刊刻在石碑上,以让行路人阅读。崔浩因为这样做而被灭三族,同时被处死的僚属有一百二十八人。从此以后,朝廷废除史官,直至到了成帝和平元年才恢复这一职位,委任高允掌管著作事,领导修撰国史的工作。高允年龄有九十多岁,握笔看书都很吃力。当时有一校书郎中刘模,在编辑工作方面是个行家,于是,高允让他执笔,记录自己口述的内容。这样的工作方式持续了五六年。可以说,在高允所完成的史书中,刘模起了很大的作用。早期的元魏国史,从邓渊、崔浩之后一直到孝文帝太和十一年,都是用编年体的形式来写史的,到了太和十一年,秘书垂李彪、著作郎崔光才奏告皇帝,请求仿照《史记》与《汉书》的体例,皇帝批准了这一请求。宣武帝元烙在位时,命令邢峦追记孝文帝的《起居注》。不久,崔光、王遵业一同补充《起居注》缺漏的地方,记事的时间也延伸到孝明帝在位时。后来,温子升又撰写了《孝庄纪》、济阴王晖业撰写了《辨宗室录》。北魏官方与私人所撰的史书.,都在这里了。

    北齐天宝二年,朝廷指示秘书监魏收广泛地搜集关于前朝的史事,撰写成一部史书。同时,又命令刁柔、辛元植、房延佑、睦仲让、裴昂之、高孝干等帮助魏收做编史的工作。魏收对于帮助他工作的史官,害怕他们凌辱轻视自己,所以只依赖奉承他的人。故而,刁柔、辛元植等人,都没有多少修撰国史的才能,只是因为他们似乎是学者,而依附于他人,得以进身。就这样,他们广泛地征集名士、显宦、功臣等家族的谱喋,斟酌取舍其中的内容,编成《魏书》。记事时间上自道武帝拓跋硅,下至孝武帝元修结束,纪、传与志,共有一百三十卷。此书,既偏爱北朝,又对江南的王朝大肆诬蔑。魏收憎恶胜过自己的人,念念不忘与自己有过矛盾的人,一些名门望族虽然德行高尚,但是因为曾与他有仇,他一概说他们的坏话,埋没他们的善行与功绩。他对人的仇恨,甚至延及对方的高祖、曾祖辈。书写好奏上皇帝时,皇帝令魏收在尚书省与所写人物的子孙讨论该书,前后有一百多人向皇帝投诉。当时的尚书令杨遵彦,是贵宠一代的权臣,其势力影响朝廷内外。魏收撰写他的家传时,加上了许多溢美之辞,所以,魏收得到了杨遵彦的庇护。杨遵彦给予上诉的人严厉的惩罚,有的竟在狱中被杀害,因此,怨骂之声接连不断。到了孝昭帝高演时,诏令魏收对该书重新研究审核,然后公布于世。到了武成帝高湛时,武成帝曾经就这本书向许多大臣询问看法,大臣们仍然说该书所记不符合史实。于是,又命令魏收修改,修改后的内容比起原来的有许多不同。因此,世上的人轻视此书,称它为“秽史”。到了隋文帝开皇年间,朝廷指示著作郎魏澹与颜之推、辛德源重新撰写《魏书》,纠正魏收的错误。魏澹以西魏为正统,东魏为伪朝,所以将文帝、恭帝的事迹列为本纪,将东魏孝靖帝仅列名为传。此书纪传、凡例等加在一起,总共为九十二篇。到隋场帝杨广执政时,认为魏澹的著作,还不是很完善的、于是,指示左仆射杨素,让学士潘徽、褚亮、欧阳询等人帮助他。此事因杨素去世而停止了。今天社会上研习的魏史,仍然以魏收的本子为主。

    【原文】

    高齐史妇泛统初,太常少卿祖孝征述献武起居,名日《黄初传天录》。时中书侍郎陆元规常从文宣征讨,著皇帝实录,惟记行师,不载他事。自武平后,史官阳休之、杜台卿、祖崇儒、崔子发等相继注记。逮于齐灭,隋秘书监王助、内史令李德林并少仕邺中,多识故事,王乃凭述起居注,广以异闻,造编年书,号日《齐志》,十有六卷。其序云二卜卷,今世间传者唯十六卷焉。李在齐预修国史,创记传书二十七卷。至开皇初,奉诏续撰,增多齐史三十八篇,以_L送官,藏之秘府。皇家贞观初,救其子中书舍人百药仍其旧录,杂采他书,演为五十卷。今之言齐史者,唯王、李二家云。

    【译文】

    北齐的国史,撰写工作开始于天统初年,太常少卿祖孝征追录齐高祖高欢的起居注,书名叫《黄初传天录》。当时,曾经跟随文宣帝征讨的中书侍郎陆元规,也撰写皇帝实录,不过,他只记皇帝带兵打仗的事,而不涉及其它方面。从武平年之后,史官阳休之、杜台卿、祖崇濡、崔子发等相继记录起居注。到了齐朝灭亡以后,隋朝的秘书监王韵、内史令李德林年青时都曾在北齐做过官,了解北齐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于是王韵凭借《起居注》,又增补大量不同于《起居注》的说法,按年编纂,名叫《齐志》,共计十六卷(该书序中说有二十卷,但世间流传的仅有十六卷)。李德林在北齐时曾参加修撰国史的工作,写过纪与传二十七卷。到了开皇初年,受皇帝的指示,继续修撰北齐史,比起之前所著的,增多了三十八卷。写好后献给朝廷,为秘府收藏。本朝贞观初年,皇帝命令李德林儿子中书舍人李百药依凭他父亲所写的北齐史书,再从其它书中采集史料,演述为五十卷。今日人们谈论齐史,都以王韵与李德林父子所写的为本。

    【原文】

    宇文周史,大统年有秘书垂柳虫L兼领著作,直辞正色,事有可称。至隋开皇中,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有八篇,略叙纪纲,仍皆抵怜。皇家贞观初,救秘书垂令狐德巢、秘书郎岑文本共加修缉,定为《周书》五十卷。

    【译文】

    宇文氏的北周史,西魏文帝大统年间,有秘书垂柳蛇兼任著作之职,记事录言,非常严肃,做到言必有据。他的工作值得称道。到了隋朝开皇年间,秘书监牛弘追撰成《周纪》十八篇,但只是描述轮廓大概,有些地方还自相矛盾。本朝贞观初年,皇帝命令秘书皿令狐德菜、秘书郎岑文本一起进行修订编辑,定名为《周书》,共有五十卷。

    【原文】

    隋史,当开皇、仁寿时,王劫为书八十卷,以类相从,定其篇目。至于编年、纪传,并网其体,场帝世,唯有王胃等所修《大业起居注》。及江都之祸,仍多散逸。皇家贞观初,救中书侍郎颜师占、给事中孔颖达汽,共撰成《隋书》五十五卷,与新撰《周史》,并行于时。初,太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事具于上。仍使秘书监魏微总知其务,凡有赞论,征多预焉。始以贞观三年创造,至十八年方就。唯姚思廉贞观二年起功,多于诸史一岁合为《五代纪传》,并目录凡二百五十二卷。书成,下于史阁。唯有十志,断为三十卷,寻拟续奏,未有其文。又诏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同撰兑。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菜重预其事。太宗崩后,刊勒始成。其篇第虽编入《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

    【译文】

    隋朝的史书,在开皇、仁寿之时,由王韵撰写成《隋书})/又十卷。该书将同类的内容归在一处,并由类的性质来定篇目。但未示采用编年、纪传体。隋场帝执政时,问世的历史著作只有王胃等人写的《大业起居注》。然而,在隋朝被灭亡期间,大部分都散失了。本朝贞观初年,太宗命令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一起撰写《隋书》。他们写成了五十五卷,与新写成的《周史》,一起在世上流行。起初,太宗认为,梁、陈与齐、周以及隋朝,都没有一部完善的史书,于是指示许多学士分头修撰。具体情况见于前面的叙述。又让魏征总的负责这项工作。诸史中的论、赞,魏征大多参了了写作。此项工作开始于贞观三年,到贞观十八年方取得成功、只有姚思廉的《梁书》、《陈书》从贞观二年开始撰写,比其它史书早一年编写)。五个朝代的纪、传以及目录,合计共有二百五十二卷。书写成后,颁下于史馆。只有十志没有写成,拟分三十卷,准备写好后奏上,但其内容一直没有写好。于是,朝廷又指示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一起撰写。在这次撰写工作中,上次参加撰史的人,只有令狐德萦再次参预了。唐太宗死后,其书才刊刻问世。它虽然也编入到《隋书》中,但实际上,它单独流行,人们称它为《五代史志》。

    【原文】

    惟大唐之受命也,义宁、武德间,工部尚书温大雅首撰《创业起居注》三篇。自是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次自立编年体,号为“实录”。迄乎三帝,世有其书。

    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粗成三十卷。至显庆元年,太尉长孙无忌与于志宁、令狐德菜、著作郎刘撤之,杨仁卿、起居郎顾撒等,因其旧作,缀以后世,复为五十卷。虽云繁杂,时有可观。龙朔中,敬宗又以太子少师总统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纪夯及永徽名臣、四夷等传,多是其所造。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终。敬宗所作纪、传,或曲希时旨,或狠饰私憾,凡有毁誉,多非实录。必方诸魏伯起,亦犹张衡之蔡琶焉。其后左史李仁实续撰于志宁、许敬宗、李义府等传,载言纪事,见推直笔。惜其短世,功业未终。至长寿中,春官侍郎牛凤及又断自武德,终于弘道,撰为《唐书》百有十卷。凤及以暗聋不才,而辄议一代大典,凡所纂录。皆素责私家行状,而世人叙事,罕能自远。或言皆比兴,全类咏歌,或语多鄙朴,实同文案,而总入编次,了无厘革。其有出自胸臆,申其机抒,发言则嗤鄙怪诞,叙事则参差倒错。故阅其篇第,岂谓可观,披其章句,不识所以。既而悉收姚、许诸本,欲使其书独行。由是皇家旧事,残缺殆尽。长安中,余与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封郎中徐坚、左拾遗吴兢,奉诏更撰《唐书》,勒成八十卷。神龙元年,又与坚、兢等重修《则天实录》,编为三十卷。夫旧史之坏,其乱如绳。错综艰难,期月方毕。虽言无可择,事多遗恨,庶将来削稿,犹有凭焉。

    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盖属词比事,以月系年,为史事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尽于斯矣。自余偏记、小说,则不暇具而论之。

    【译文】

    大唐王朝受天命而治理天下后,在义宁、武德年间,工部尚书温大雅首先撰写了三卷的《创业起居注》。从此以后,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继用编年体的形式撰写当时的大事,名叫“实录”。所记录的是高祖、太宗、高宗三个帝王的言行,今日世上还有这些书。

    贞观初年,姚思廉开始写纪、传,写成草稿三十卷。到了显庆元年,太尉长孙无忌与于志宁、令狐德萦、著作郎刘撒之、杨仁卿、起居郎顾j9L等,依凭此前的著作进行整理、加工,又补充后世的史事与人物,共成书五十卷。内容虽然繁多庞杂,但有许多精彩之处。龙朔年间,许敬宗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领导史书的修撰工作,对之前的国史又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达到了百卷之多。如《高宗本纪》以及《永徽名臣传》、《四夷传》等,大多是他写的。除此之外,他又撰写了十志,不过,还未写到一半就死了。许敬宗所作的纪、传,或是有意迎合帝王的旨意,或是用个人的爱憎去看待人和事,是凡他赞扬的和贬抑的,大多不实事求是。如果把他与魏收相比,犹如汉代的蔡琶和张衡一样。后来,左史李仁实。续编于志宁、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的列传,其记述言语,叙述事情,都被人推许为直笔。可惜他寿命太短,没能够最终完成修史之业。到了长寿年间,春官侍郎牛凤及又撰写了一百一十卷的《唐书》。时间上自武德,下止弘道。牛凤及是聋哑无才之人,而轻率地撰写一代国史。他所纂录的内容,都是根据他平常索取官,宦家庭所记录的材料,叙述事情或给人物作的传,很少能站在史学家的高度上,而只是用世俗的眼光看待人和事。他所利用的私家记录的内容,有的用比、兴的手法,语言象诗歌一样;有的粗鄙不雅,完全象公文一样。其中有的内容是牛凤及自己写的,出自他的内心,用他自己的叙述方法,那就是说出来的话鄙傀怪诞,让人可笑;叙事则头尾不清,颠三倒四。所以,看他的这部书,无精采之处不说,还不知所云。不久,又全部收缴了姚思廉与许敬宗等人所撰的史书,想让他的书独自流行于世。从此,皇家史料残缺不全到了几乎不存的地步。

    长安年间,我与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封郎中徐坚、左拾遗吴兢,接受朝廷的指示重新撰写《唐书》,编成八十卷。神龙元年,我又与徐坚、吴兢等人重新修撰《则天实录》,编成三十卷。旧的史书,毫无条理可言,犹如乱麻,整整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将它们整理得井然有序。虽然对语言的记载没有可供选择的余地,对事情的记载也有很多缺漏的遗憾,或许将来编写正史时,可以有所依据。

    自古以来史臣撰录正史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连缀文辞,排列史事,以时间为线索,这是史家的基本方法,世人了解历史的途径,大略全在这里了。其余偏记小说之类的杂史,这里就无暇详细论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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