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盖古之史氏，区分有二焉：一日记言，二日记事，而古人所学，以言为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浩，仲旭周任之言，史佚、减文之说，凡有游谈、专对，献策、上书者，莫不引为端绪，归其的准。其于事也则不然，至若少昊之以鸟名官，陶唐之以御龙拜职。夏氏之中衰也，其盗有后界、寒泥，齐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斯并开国承家，异闻奇事。而后世学者，罕传其说。唯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此则记事之史不行，而记言之书见重，断可知矣。
及左氏之为传也，虽义释本经，而语杂他事。遂使两汉儒者，嫉之若睡。故二传大行，擅名后世。又孔门之著述也，《论语》专述言辞，《家语》兼陈事业。而自古学徒相授，唯称《论语》而已。由斯而谈，并古人轻事重言之明效也。然则上起唐尧，下终秦缪，其《书》所录，唯有百篇。而《书》之所载，以言为主。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故令后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
案《论语》日：“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又曰：“成事不说，事已成，不可复解说。遂事不谏，事已遂，不可复谏止。既往不咎。”事已往，不可复迫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用也。可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自此引经四处，注皆全写先濡所释也。夫圣人立教，其言若是。在于史籍，其义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以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故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梁纷不胜其恶。”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种。”汉景帝曰：“言学者不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对。”斯并囊贤精鉴，已有先觉。而拘于辛L法，限以师训，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盖亦多矣。
又按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故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果让汤，武王斩封，其事甚著，而艾夷不存。此事出《周书》。案《周书》是孔子删《尚书》之余。以成其录也。观夫子之定《礼》也，隐、Ik］非命犯，恶、视不终妞，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拭皿。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诸《国风》，皆有怨刺，在于鲁国，独无其章。鲁多淫僻，岂无刺诗，盖夫子删去而不录。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昊，是谓同姓，而司败发问，对以“知礼”．。斯验圣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加以古文载事，其词简约，推者难详，缺漏无补。遂令后来学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聋替。今故评其疑事，以著于篇。凡有十条，列之于后。
【译文】
古代史官有记言与记事的分工。但是，古代人对“言”特别重视，认真地学习史官所记的帝王言语。他们把记言的著作置于记事的著作之上。如记录虞、夏、商、周帝无浩示的典籍，商汤朝、周朝的记言史官仲迪、周任、史佚、藏文撰录的著作，广泛地为人们所引用。人们在闲谈时，讨论问题时，或者向朝廷献策上书时，都用其中的话作为引子，或者用其中的话为依据。然而，对于记事的史书就不是这样的态度了。如少吴帝以鸟名作为官名的事情，陶唐氏因有驯龙的本领而得官的事情，又如夏朝一度衰弱后，出现了篡权夺位的国贼后界和寒泥；齐国初建之时的国君是逢伯陵与蒲姑。上述这些事都是有关开国传业的奇异或重大之事，然而，后代的学者，很少有人传播这些事情。只有十分博学的人，才了解一二。由此可见，在古代，记事的历史著作流行不开来，相反，记言的历史著作倒受到人们的重视。
到左丘明为《春秋》作传，虽然解释了经文大意，但掺杂进其他它方面的事情，使得两汉的儒学学士们，恨他若仇敌。所以，在汉代，流行的是《公羊传》与仗谷梁传》，这两部著作广为人知。又如孔子学生所写的两部著作，一是《论语》，专门记录孔子的言语，另一是《家语》，在记录孔子的言辞时，又记录了一些事情。然而，从古至今，老师传授给学生的，只有《论语》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出来，古人重视记言的历史著作而轻视记事的。但是，这祥的认识态度显然有很大的害处。从唐尧到秦缪，这一段历史情况可见于书籍的，仅有《尚书》等•而《尚书》，只有一百多篇，而有关帝，王的废兴、帝王的事迹则挂一漏万，要说起它的缺漏来，哪里说得尽。难怪后代有人说，尧舜以下的历史，是很难搞得清楚的。按：《论语》说：“君子总是帮助人取得成功，而不促使人向罪恶的方向发展。”又说：“已经做了的事不再解释（事情已经做成，不可再去解释）；已经完成的事不再去挽救（事情已经做完，不可能再去阻止和挽回了）；已经过去了的事不再追究（事情已经过去，不便再作追究）。”又说：“老百姓只可以被驱使，而不可以让他们懂得道理（由，役使的意思。可以役使老百姓，而不可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役使。这里引用的四句经文，注释全采用先前儒学大师的注释）。圣明的人创制道德规范以教育人，他们说的话就是这样的啊。史书记载历史，其功用也是这样。所以，一个具有美德的人会因自己的品质得到更多的项扬，虽然他们身上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犯有错误，但是，不会受到指责。一个犯有罪恶的人会因所犯罪恶而为人们所憎恶，即使有一些优点，人们也不会颂扬他。孟子曾说过；“尧、舜已承担不了人们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赞誉，禁、封也已无法再背动人们堆在他们身仁的种种罪恶。”魏文帝在登位仪式结束时说：'”我已经知道舜与禹得到政权是怎么一回事了。”汉景帝说：“学者不谈论汤、武接管前朝政权的事，并不是愚昧无知的表现。”这些都表明，前代的贤明之士，已经觉察到了史书与史实有距离了。然而，受礼法的拘束与不敢违忏老师的教导，嘴里不说，但是心里叽白史书不能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样的人，是很多的。
又按：鲁国的史书《春秋》，对于国外的贤明之士与对于有关本国荣誉的事，不论大小，是凡不利的，都含糊其辞，或避而不说。这本来是周公提出的做人格言。然而，为什么要将这格言曲意运用到《春秋》一书的修撰上呢？不但《春秋》如此，六经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汤灭夏柴，夺取了夏朝的政权，周武王造反，讨伐殷封，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此事出自《周书》。案《周书》是孔子删编《尚书》之余，编成一书）。然而，孔子在删订《尚书》时，都将它们删去了。鲁国的隐公、阂公都死于篡权夺位的贼子手中。更有甚者，有人为了抢班夺权，竟杀死了仍是孩童的太子恶与他的弟弟视。然而，孔子在修订《礼记》时，竟在上面赫然写着“鲁国没有拭君篡位的事。”又如看孔夫子删订的《诗》，是凡《国风》，不论哪一个国家，都有讽刺怨恨当政者的歌谣，然而，独有鲁国，却没有怨刺诗（鲁国国君有很多淫僻之事，难道会没有讽刺的诗篇，大概是孔夫子删去而不录了）。我们再看《论语•述而》的一段记载：鲁国的国君娶了吴国的公主，而鲁、吴两国都姓姬，这是不符合礼法的。臣子陈司败问孔子：“国君这样做算知礼吗？”孔子居然说：“知礼。”这些都能证明圣人也常动用他们的智慧来愚弄别人，对事情的评价完全出于自己的爱憎态度，而不是根据事实。另外，占人记叙事情，用词非常少，简单精炼。但后）、却无法由这些简洁的文字看到当时事情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貌，因时间推移，也无法称补记叙的缺漏。这祥使得后代的学者，无法探究事情的起因，对过去的史实，糊里糊涂，无法审察，有如聋子和瞎子。为了更好地说明这种情况，我提出历史著作中十个值得怀疑的史事。下面，将它们－一摆列出来。
【原文】
盖《虞书》之美放勋也，云：“克明峻德。”而陆贾《新语》，又曰：“尧舜之人，比屋可封。”盖因《尧典》成文，而广造奇说也。按《春秋》传云：高阳、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谓之元、凯，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帝鸿氏、少昊氏、撷项项氏各有不才子，谓之浑沌、穷奇、祷机，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络云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谓之警餐，以此三族，俱称四凶。而尧亦不能去。斯则当尧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齐列，善恶无分，贤愚共贯。且《论语》有云。舜举咎蒜，不仁者远。是则当咎蒜未举，不仁甚多，弥验尧时群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谓之“克明峻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
【译文】
《虞书》对尧大加歌项，说他“发挥了超人的才智美德。”汉代陆贾的《新语》又说：“尧舜时代，家家都有德行，人人都被族表。”这些都是因为《尧典》凭空虚构尧的功绩而带来的，后人不过是迷信了《尧典》罢了。按：《春秋》上说：高阳氏有才子八人，称为“八元”；高辛氏也有才子八人，叫作“八凯”。这十六个人的后代，世上的人们都称赞他们高尚的德行，他们的名字则有口皆碑，一直传播到尧的时代，然而尧却不用他们，不让他们发挥作用。帝鸿氏，少昊氏、撷项氏各有无德无才的儿子，他们是浑沌、穷奇、祷机。这三人的后代，和他们先祖一样为非作歹，人们深深地僧恶他们，咒骂他们的罪恶，使他们臭名昭著，一直到尧的时代。然而尧却不能惩罚他们。络云氏也有个无德无才的儿子，社会上的人叫他为餐餐。他的后人与上述三人的后代，合称叫“四凶”。尧对他们都不能进行惩罚。这样，在尧的时代，邪恶的小人与德行高尚的君子，生活在一起，善恶不分，贤愚混杂。《论语》说，舜举荐咎薪担任重要职务，使得社会上的不仁者通过教化都成为仁者。由这一点也可以证明，咎蒜未被举荐之前，社会上不仁的人是很多的，当时在位执政的都是奸邪小人。这又哪里谈得上尧“发挥了超人的才智美德”呀，又哪里谈得上尧的时代“家家都有德行，人人都被族表”呀？这是第一点疑问。
【原文】
《尧典》序又云：“将逊于位，让于虞舜。”孔氏注曰：“尧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禅位之志。”按《汲家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某地有城，以囚尧为号。识者凭斯异说，颇以禅授为疑。然则观此二书，已足为证者矣。而犹有所未睹也。何者？据《山海经》谓放勋之子为帝丹朱，而列君于帝者，得非舜虽废尧，仍立尧子，俄又夺其帝者乎？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默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樱。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其疑二也。
【译文】
《尚书•尧典》又说：肠尧打算将帝位禅让给舜。”孔安国注说；“尧知道儿子丹朱是个道德败坏的人，所以想把帝王的位置禅让给别人”。然而．《汲家琐语》却说：“舜将尧囚禁在平阳：”竹书上又说，某地有一城，叫作囚尧城。有见识的人根据这种不同于一般的说法，对尧禅位于舜这件事非常怀疑。那么根据这两部书的内容，己经足可证明禅让之可疑厂。可是．还有前人所没有看到的证据。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山海经》上说：尧的比子帝丹朱。把他放在帝王之列．莫非是舜虽然剥夺了尧的帝王权力．但仍然将他的儿子立为帝王，不久，再从他儿子的手中将王位夺过来了吗？回顾近古的历史，不是常有一些奸维在谋取帝位时，故意打着保卫帝王的旗号而出兵，最后废除了帝王而立帝王的儿子，或者将兄长赶下台而拥立弟弟的吗？他们开始向国人表示出拥戴新帝王的态度，最终，还是自己夺取了帝位。这种情况，历代都有。用古代的情况比照今日，干百年来的改朝换代的方式是一样的。由此看来，尧让位给舜的事情，很难弄清楚一定说是禅让，实在是没有多少根据的空话。这是第二点疑间。
【原文】
《虞书•舜典》又云：'’五十载．险方乃死了。”《注》云：“死苍梧之野，因葬焉。”按苍悟者，于楚则川号泪罗，在汉则邑称零桂。地总百越，山连五岭，人风媒划，地气敲瘴。虽使百金之子，犹惮经履其途；况以万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国，且舜必以精华既竭，形禅告劳，舍兹宝位，如释重负。何得以垂段之年，更践不毛之地？兼复二妃不从，怨旷生离，万里无依，孤魂溢尽，让王高蹈，岂其若是者乎？历观自古人君废逐，若夏莱放于南巢，赵嘉迁于房陵，周王流氦，楚帝徒郴，语其艰棘，未有如斯之甚者。斯则险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其疑三也。
【译文】
《虞书•舜典》又说：“舜在帝位五十年，最后在巡狩南方时去世。”孔安国《注释》说：“舜死在苍悟的荒野，就在那里被埋葬了。”苍悟，在先秦的楚国，那里的一条江叫泪罗江。汉朝在那里所建的郡邑叫作零陵郡与桂阳郡。该地笼括南方各族，山则与五岭相连。那里的风俗是人喜欢纹身，而地方则烟瘴弥漫。一般情况下，即使有人出以百金的高价，也不敢到那个地方去，何况是一国的国君，他怎么能够到那里去，忍受那里的艰苦呢？而且，舜在此时，必然是精力衰弱，身体疲劳，放弃帝位，如释重负。那么，他又为什么在这垂死之年，踏上那荒凉、贫痔的地方呢？而且，娥皇，女英两个妃子并没有随他一起去，夫妻分离，成了旷夫怨女。舜在万里之外的苍悟，无依无靠，最后在那里命丧黄泉，孤魂飘荡。禅让帝位后远避他乡，难道真是这样的吗？考察自古以来国君被废除、被放逐的情况，如夏柴被流放到南巢，赵迁被放逐到房陵，周王被迁到氦地，楚义帝被移到郴县，虽然，说他们处境艰难，生活困顿，但是，有谁的艰难程度超过了舜的呢？由此可见，所谓巡狩南方，最后又死于该地，大概是禹的用心吧？这是第三点疑问。
【原文】
《汲家书》云：“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诛。”又曰：“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凡此数事，语异正经。其书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按舜之放尧，文丁杀季，无事别说，足验其情，已于此篇前言之详矣。夫惟益与伊尹受戮，并于正书犹无其证。推而论之，如启之诛益，仍可覆也。何者？舜废尧而立丹朱，禹黝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机权，势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禄。其事不成，自贻伊咎。观夫近古篡夺，桓独不全，马仍反正。若启之诛益，亦犹晋之杀玄乎？若舜禹相代，事业皆成，惟益覆车，伏辜夏后蕊，亦犹桓效曹、马，而独致元兴之祸者乎？其疑四也。
【译文】
《汲家书》中说：“舜将尧放逐囚禁在平阳，大臣伯益被启杀死。”又说“太甲杀死了伊尹，文丁杀死了周公。”所说的这几件事情，与正史所记载的都不相同。《汲家书》是后人从墓中发掘出来的，所以，世上的人对书中所记的大多不相信。按舜囚禁尧、文丁杀死季历，不需要别的根据，已经足以证明其事了，这在上文中已详细地阐述过。只有伯益与伊尹被杀的事，在正史上还找不到一点证据。推而论之，启杀死益的事情，仍然需要进一步核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舜在谋取帝位时是先废除尧而立丹朱的，禹是先罢黝舜而立商均的，伯益掌握着国家的大权，其势力等同于即位前的舜、禹，如果他也想沿袭舜、禹的做法，他可以不劳而获天赐的福禄。结果，他没有象舜、禹那样取得帝位，就是说他本人给自己带来了灾难。考察近古历史上篡权夺位的事情，只有桓玄没能取得成功，而且丢了性命，司马氏仍然掌握了政权。是不是夏启杀伯益，就象晋帝杀桓玄呢？舜、禹取代前任帝王的事，都取得了成功，惟有伯益翻了车，失败了，并且受到夏启的惩处，这是不是又象桓玄效法曹氏、司马氏篡权夺位，而唯独桓玄自己招致祸殃呢？这是第四点疑问。
【原文】
《汤誓•序》云：“汤伐荣，战于鸣条。”又云“汤放莱于南巢。唯有惭德。”而《周书•殷祝》篇称“柴让汤王位”云云。此则有异于《尚书》。如《周书》之所说，岂非汤既胜莱，力制夏人，使柴推让，归王于己。盖欲比迹尧、舜，袭其高名者乎？又案《墨子》云：汤以天下让务光，而使人说曰：汤欲加恶名于汝。务光遂投清冷之泉而死。汤乃即位无疑。然则汤之饰让，伪迹甚多。考墨家所言，雅与《周书》相会。夫《书》之作，本出《尚书》，孔父截剪浮词，裁成雅谙，去其鄙事，直云“惭德”，岂非欲灭汤之过，增柴之恶者乎？其疑五也。
【译文】
《尚书•汤誓序》说：“汤讨伐梁，与梁在鸣条的郊外开战。”又说：“汤将莱流放到了南巢，想到自己作为一个臣子如此对待国君，心里感到很惭愧。”而《周书•殷祝》篇说是“柴把王位让给汤”等等。这就和《尚书》所记不同。按照《周书》所说，岂不是汤打败了架，以武力制服了夏朝廷，迫使架将帝位禅让给自己吗。或许是想要模仿尧、舜得到禅让的样子，借以获得如他们一样的高尚的名声吧？又《墨子》中说：“汤欲将天下让给务光，而又派人对务光说：‘汤杀死了君王，他想让你顶替他狱君的恶名，所以，故意将天下让给你。”于是，务光投身于清冷的泉水中自杀而死。汤做帝王是不用怀疑的事实，但是，古籍中关于汤故意推让、有心作假的痕迹还是很多的。考察《墨子》所说，与《周书》正好相合。而《周书》本出自于《尚书》，是孔子删削《尚书》后余下的文字。孔子在删削《尚书》时，裁去埋俗多余的话，提炼成简洁典雅的语言，又删去鄙陋的史事，他直接说汤有“惭德”，岂不是想掩盖汤的过失而增加莱的罪恶吗？这是第五点疑问。
【原文】
夫《五经》立言，千载犹仰，而求其前后，理甚相乖。何者？称周之盛也，则云三分有二，商封为独夫；语殷之败也，又云封有臣亿万人，其亡流血漂柞。斯则是非无准，向背不同者焉。又按武王为《泰誓》，数封过失，亦犹近代之有吕相为晋绝秦，陈琳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无辞乎？而后来诸子，承其伪说，竞列封罪，有倍《五经》。故孔子曰：某、封之恶不至是。君子恶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据妇人临朝？刘向又曰：世人有拭父害君，柴封不至是，而天下恶者，皆以柴封为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将非厚诬者乎？其疑六也。
【译文】
《五经》所载的言论，一千多年后仍然是人们所信奉的。然而，考察它们的内容，却发现经常前后矛盾。有什么根据呢？譬如，称颂周的强盛，就说周据有了天下的三分之二，商封是独夫民贼；说殷被周打败时，又说封拥有亿万臣民，死者无数，血流漂柞。这说明经书没有一个是非标准，倾向性不是一定的。又如武王在讨伐殷时所作的《泰誓》，历数了封的过失，也就象近古吕相为晋国与秦国绝交而指责秦的种种罪恶，陈琳为袁绍作讨伐曹操的檄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然而，后代的人承接《泰誓》捏造出来的说法，竟相列数封的罪行，成倍地超过《五经》。因此，孔子说：莱、封的罪恶不至于如此。君子憎恨居于下流，一旦居于下流，人们便将天下所有恶名都归到他们名下了。班伯也说：哪里能有拥抱着妇人而临朝听政的事啊？刘向又说：世上有人狱父害君，莱、封没有坏到这个程度，然而，人们却将荣、封当作作恶的带头人。由此可见，自古以来所加给莱、封的无数罪恶，岂不是太冤枉他们了吗？这是第六点疑问。
【原文】
《微子之命》篇序云：“杀武庚”。案禄父即商封之子也。属社樱倾覆，家国沦亡，父首果悬，母躯分裂，永言怨耻，生死莫二。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躯保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为生？含齿载发，何以为貌？既而合谋二叔，询节三监，虽君亲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诚可见。考诸名教，生死无惭。议者苟以其功业不成，便以顽人为目。必如是，则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青，向若陨仇雪怨，众败身灭，亦当隶迹丑徒，编名逆党者邪？其疑七也。
【译文】
《尚书•微子之命》篇序说：“因武庚顽固地要恢复殷商，成王便杀了他。”按：禄父是商封的儿子，封被灭后，周立禄父为王，称作武庚。当时，政权失落，山河沦陷，父亲被斩首，母亲的身体被分裂，深深的怨恨和耻辱，生尘死死都不会改变。假使他为了自己和妻儿，作为周朝的侯王而小心翼翼地服侍周朝，那么，他在天地之间怎么能够生存下去啊？作为一个人，还有什么脸面？因此，不久之后，他便与管叔、蔡叔合谋推翻周政权，后失败询节。虽然他没有报得了家仇国恨，但是，作为一个臣子，他表现了他的忠诚，用礼教的标准来衡量，他的生与死都是无愧的。议论他的人都因他没有获得成功，而把他看作顽固不化、拼死挣扎的恶人。如果一定以这样的眼光来看的话，那么，君主象夏朝的少康、臣子象春秋时的伍子青，假使他们的报仇雪恨的行动失败了，自身被杀，从者逃亡，是不是也将他们列入恶人之中，说他们是想造反的叛逆者呢？这是第七点疑问。
【原文】
《论语》曰：“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按《尚书》云：“西伯勘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诸侯，而辄行征伐，结怨王室，殊无愧畏。此则《春秋》荆蛮之灭诸姬，《论语》季氏之伐撷臾也。又按某书曰：朱雀云云，文王受命称王云云。夫天无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犹存，而王号速立，此即春秋楚及吴越潜号而陵天子也。然则勘黎灭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犹近者魏司马文王害权臣，默少帝，坐加九锡，行驾六马。及其没也，而荀颤犹谓之人臣以终。盖姬之事殷，当比马之臣魏，必称周德之大者，不亦虚为其说乎？其疑八也。
【译文】
《论语》说：“周的品德是多么伟大啊】天下有三分之二的诸侯国拥护他，他却仍以臣子身份服从于殷朝。”按《尚书》说：“周文王平定了黎国后，殷朝廷开始对周不满意。”周，不过是一般的伯爵诸侯国，然而，他动辄对其它诸侯国发动讨伐、征服的战争，与殷朝廷结下怨仇，但是他一点也不感到惭愧和畏惧。这就如同《春秋》中记载的荆蛮楚国消灭周的后代小国，《论语》中所说的季氏吞并撷臾氏。又按，某书中说，文王为西伯时，一只朱雀口衔着丹书，到丰镐文王的住处。于是，文王接受天名称王等等。众所周知，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地上只能有一个君主。殷朝廷仍然存在，国君还在位上，他居然称起了王，这不就是和春秋时期楚国、吴国与越国擅自称王，以欺凌天子一样吗？这样看来，周征服黎国与崇国，是把自几等同于王者。而作为臣子侍奉天子，没有这样的道理、也就象近古三国魏时司马昭杀害朝廷大臣，罢黝少帝，接受九锡的封赐，享受乘坐六马之车的待遇。到他死后，荀颤还说他是作为一个大臣而终其一生的。姬昌对待殷朝廷的态度，应当相当于司马昭对待魏帝的态度。如果说周的品德无比高尚，不也是一种虚假的说法吗？这是第八点疑问。
【原文】
《论语》日：分太伯可谓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按《吕氏春秋》所载云云，斯则太王钟受厥孙，将立其父，太伯年居长嫡，地实妨贤。向若强颜苟视，怀疑不去，大则类卫极之诛，小则同楚建之逐，虽欲勿让，君亲其立诸？且太王之姐，太伯来赴，季历承考遗命，推让厥昆。太伯以形质已残，有辞获免。原夫毁兹玉体，从彼被发者，本以外绝嫌疑，内释猜忌，譬雄鸡自断其尾，用获免于人牺者焉。又按《春秋》晋士劳见申生之将废也。曰：如吴太伯犹有令名。斯则太伯、申生，事如一体。直以出处有异，故成败不同。若夫子之论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转祸为福，斯则当矣。如云可谓至德者，无乃谬为其誉乎？其疑九也。
【译文】
《论语》说：“太伯的品德无比的高尚，三次将天下让给弟弟季历，然而，他并没有宣扬自己让位的行为，故而，百姓们无从歌颂他的高尚品德。”按，《吕氏春秋》所说的就不是这样的了。太王钟爱他的孙子姬昌，便欲将爵位传给昌的父亲季历，然而，太伯是嫡长子，他是季历的大哥，他的这种身份、地位妨碍了季历即位。如果，他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带着侥侥幸的心理徘徊而不肯离去，那么，他必然会有灾祸，大的会象卫太子极那样有杀身之祸，小的也如同楚太子建那样，流亡他国。他想不让天下，可是他的父亲能立他为继承人吗？太王死时，太伯来奔丧，季历将父亲临终安排的帝位，让给兄长。太伯则以身体不好，精神颓丧为由，使弟弟接受了他的辞让。其实，太伯毁伤自己的玉体，断发纹身，其目的是向外人表明自己没有占据帝位的欲望，同时，也让弟弟季历不要猜测自己有什么政治企图，从而忌恨自己。这就象一只公鸡，主动斩断自己漂亮的尾巴，使自己等同于丑陋的母鸡，从而使自己不会成为祭神的供品。又按，《春秋》中说：晋国士子劳见太子申生将要被废为庶人，便对他说，不如流亡他乡，象吴太伯那样，还能统治一方。由此也可以看出，太伯和后代的申生，其遭遇的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不同，故而，结局不一样，一个保全了性命，一个身首异处。如果孔子说太伯因祸而得福，因父亲的嫌恶而使他无意中得到了好的名声，这是确当的。但是，如果说他拱手将天下让给弟弟，并以此说明他的品德无比高尚，这种赞美岂不是荒谬吗？这是第九点疑问。
【原文】
《尚书•金滕》篇云：“管蔡流言，公将不利于孺子。”《左传》云：“周公杀管叔而放蔡叔，夫岂不爱？王室故也。”按《尚书•君爽》篇序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斯则旦行不臣之礼，挟震主之威，迹居疑似，坐招汕谤，虽爽以亚圣之德，负明允之才，目睹其事，犹怀愤慈。况彼二叔者，才处中人，地居下国，侧闻异议，能朴环猜习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误我。而周公自以不诚，速加显戮。与夫汉代之赦淮南，明帝宽阜陵，一何远哉！斯则周公于友于之义薄矣。而《书》之所述，用为美谈者，何哉？其疑十也。
【译文】
《尚书•金滕》说：“武王死后，管叔和他的几个弟弟就在国内散布谣言，说周公将对年幼的成王不利。”《左传》又说：“周公处死了散布流言蜚语的兄长管叔，流放了弟弟蔡叔，难道是不爱他们吗？不，这样做是为了王室整体的利益啊。”按，《尚书•君爽》篇“序”中说：“周成王时，召公是太保，周公是太师，辅佐成王，为左右大臣。召公不高兴。”召公为什么不高兴呢？因为周公旦行使了帝王的权力，所作所为不符合臣子的身份，权势过大，对帝王构成了威胁。而且，举动可疑，招致许多人对他讥嘲责骂。召公有着孟子的德行与度量，并怀有圣贤的才能，看到这种情况，还很气愤，何况管叔与蔡叔二人，才能中等，又处于偏僻贫穷的小国，从小道上听到周公心怀不轨的消息，心中能不生出一些猜疑吗？考察周公动刀杀人并反咬他们谋反的原因，大概为管、蔡二人不但没有赞美他，反而给他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于是，周公便用不和善的态度，将他们迅速杀死。这种做法与汉代孝文帝宽恕想谋反的淮南厉王刘长、与汉章帝赦免想叛乱的阜陵质王刘延，有多么大的距离啊。由此可见，周公此人对兄弟薄情寡义。然而，《尚书》给予他那么高的评价，是什么原因哪？这是第十点疑问。
【原文】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书》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其正经雅言，理有难晓，诸子异说，义或可凭，参而会之，以相研核，如异于此，则无论焉。
夫远古之书，与近古之史，非唯繁约不类，固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详备，事罕甄择。使夫学者睹一邦之政，则善恶相参；观一主之才，而贤愚殆半。至于远古则不然。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尝试言之，向使汉、魏、晋、宋之君，生于上代；尧、舜、禹、汤之主，出于中叶。傅史官易地而书，各叙时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轮扁称其糟粕，孔氏述其传疑。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篇，吾取其二三简。”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岂比夫王沈之不实，沈约之多诈，若斯而已哉！
【译文】
大致从《尚书》所记载的历史开始，到《春秋》所记的之前，写作史书的人所叙述的重大历史事件就是这样了。这里我们从经典中摘取那些道理有难以通晓的地方，而诸子异说中有可作依据的说法，把它们汇合起来，互相参考，来甄别真假，考察事情的真相。除此之外，这里就不加讨论了。
远古的史书与近古的史书，不同之处不仅仅在于一个内容简洁，记事粗略，一个内容丰富，记载详细。根本的不同，还在于记载历史的态度不同。为什么这样说呢？近古的史书，记言则将人物的话详细地记入书中，对于历史事件，则很少去甄别、选择，而是不论好的坏的，一股脑儿地全记下来。这样，使得后世的学者了解一个朝代的政治状况，既知道有哪些好的方面，也知道有哪些差的方面。了解一个国君的才能，既晓得他作出了哪些英明决策，又晓得做过哪些愚蠢的举动。然而，远古的史书就不是这样了，它所记录的，都是提纲大概，对于史官心目中的好君主，则带着颂扬的主观态度去记事，而不惜改变事实或隐讳不写。后代学者，考察某一朝代的情况，发现未记载的事情很多，使得许多史事湮没无闻。不妨作这样一个假若，如果让汉、魏、晋、与南朝宋的国君生于上古时代，而让尧、舜、禹、汤这些有德有才的国君生活于近古，再让上古与近古的史官也调换一下时间位置，那么，这些史官们对历史的记载，对一个朝代的政治状况以及对君主的评价，就不一定象现在的史书这样了。关于古书，普通人如木匠轮扁说它们是古人的糟粕，圣贤者象孔子也认为有可疑的地方。孟子则说：“如果人们对书本十分迷信，相信里面所说的一切，那还不如没有书。我对于《尚书•武成》篇，认为其中只有二三片竹简的内容还可取。”由此推论，则远古的历史书籍，虚妄不实的内容真是太多了。这岂不是和后世的王沈、沈约以自己的爱憎态度去篡改历史，虚构事实一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