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刘向《列女传》云：“夏姬再为夫人，三为王后。”夫为夫人则难以验也，为王后则断可知矣。按其时诸国称王，唯楚而已。如巫臣谏庄将纳姬氏，不言曾入楚宫，则其为后当在周室。盖周德虽衰，犹称秉礼。岂可族称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冬？且鲁娶于吴，谓之孟子，聚磨之消r，起自昭公，未闻其先已有斯事。礼之所载，何其闻如。《杂记》曰，夫少、之不命于天子，自鲁昭公始也。又以女子一身，而作殡三代，求诸人事，理必不然。寻夫春秋之后，国称王者有七。盖由向误以夏姬之生，当夫战国之世，称三为王后者，谓历殡七国诸王。校以年代，殊为乖刺宾。至于他篇，兹例甚众。故论楚也，则昭王与秦穆同时；言齐也，则晏婴居宋景之后。《列女传》曰：齐伤槐女，景公时人。谓晏子曰，昔景公之。：，大旱三年．夫谓宋景为背．即居其后矣。今粗举一二二，其流可知。
【译文】
刘向的《列女传》说：“夏姬两次做夫人，三次作王后。”夏姬为夫人的事难以考核验证．但是．作王后的事则可以由推理得知。当时，各国诸侯都不称一E，唯有楚国称王，但是，楚庄王征伐陈国，准备纳夏姬入楚宫时．巫臣谏L匕了庄王，《左传》等史籍没有说夏姬曾经进入过楚宫。那么，夏姬为王后应当是在周室。然而，周朝虽然国运衰微，但是•仍然遵从礼制，岂能称夏姬为姬氏，如果这样称，那么，不表明夫妻同姓了吗？鲁国的君主昭公娶了吴国的女子，因两国同姓，便称那女子叫孟子。但是，人们对此仍有聚雇之消，而没听说过在此之前有这类的事发生。这样的撰述，与礼制多么相违背啊！((（杂记方记载说：诸侯王的夫人不是出自天子之命，是从鲁昭公开始的。）再说，女子一人，而作三代帝王的殡妃，用常理来衡量，无法说得通。考察春秋之后，有七个国家称王。可能刘向误以为夏姬生活于春秋之后的战国时期，所以说她三次为王后，先后作过七个国家君主的缤妃。从时间上来稽考，这种说法显然与事实相背离。至子《列女传》的其它篇，这种时间上的错误很多。谈到楚国，则说昭王与秦穆公同时；说到齐国，则说晏婴生活于宋景公之后。（《列女传》说：齐国女子伤槐，是景公时人，对晏子说：过去景公时代，大旱三年。称宋景公为“过去”，就是把自己作为后来的人了。）今略举一两个例子，其整体内容是什么样子就可以看出来了。
【原文】
观刘向对成帝，称武、宣行事，世传失实……事具《风俗通》，其言可谓明鉴者矣。及自造《洪范》、《五行》，及《新序》、《说苑》、《列女》、《神仙》诸传，而皆广陈虚事，多构伪辞卫，非其识不周而才不足，盖以世人多可欺故也。呜呼！后生可畏，何代无人，而辄轻忽若斯者哉：夫传闻失真，书事失实，盖事有不获已，人所不能免也。至于故为异说，以惑后来，则过之尤甚者矣。
【译文】
刘向曾对成帝淡起武帝与宣帝的作为，认为世上人们关于文帝的传说，有失实之处。并说，世上的人们考察实际的少，随声附和的多。这件事被记载于《风俗通义》上，从刘向所说的话来看，可见他是一个对世人的缺点非常了解的人。然而，等到他写作《洪范》、《五行》与《新序》、《说苑》、《列女》、《神仙》各种传记时，却大量地陈述虚假的事情，伪造本不存在的事实。他这样做，不是他认识事物不全面．也不是他才干小，而是认为世＿L的人都是可以欺骗的。唉，后生之辈往往会超越前代之人，哪一代不出一些才、学、识非凡之人呢？人怎么能藐视别人到这种程度呢！因口耳相传之事失真，所记载的事情不真实，不能够得到事情的真相，这是人所难免的。但是，故意造出奇谈怪论，以迷惑后世之人，这种作法不是太过分了吗？!
【原文】
按苏秦答燕易王，称有妇人将杀夫，令妾进其药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谓苏代云：贫人女与富人女会绩，曰：“无以买烛，而子之光有余，子可分我余光，无损子明。”此并战国之时，游说之士，寓言设理，以相比兴。及向之著书也，乃用苏氏之说，为二妇人立传，定其邦国，加其姓氏，以彼乌有，持为指实，何其妄哉！又有甚于此者，至如伯奇化鸟，对吉甫以哀鸣井；宿瘤隐形，于齐王而作后工。此则不附于物理者矣。复有怀赢失节万，日为贞女；刘安覆族，定以登恤珍。立言如是，岂顾丘明之有传，孟坚之有史哉？
【译文】
苏秦在答燕易王时说，有一妇少、将杀其丈夫，让小妾把放入毒药的酒送给丈夫喝，小妾故意跌倒使酒杯失手。又甘茂在从秦国逃向齐国途中，遇到了苏代。他对苏代说：一穷人家的女孩子与一富人家的女孩子一起纺织。穷人家的女子说：我无钱买烛照明，l亩你的烛光除了照你纺织以外，还有多余，你能否让我也在烛光下纺织呢？这样做，也并不影响你室内的明亮。这些都是战国时的游说之士．为作类比说理而虚构的寓言故事。而到刘向著书时，竟将苏秦等人虚构的寓言故事当作实事．为那两个女子立传，给她们附会上国家与姓氏，这是多么荒唐的做法啊！比这种做法更加荒唐的是，在其著作中，居然叙述了这些事：伯奇被冤杀后，化为鸟对父亲吉哺哀呜；脖子上长着大瘤的女子与一奇丑无比的女子做了齐王的王后。它们多么不合情理！另外，《左传》明明说怀赢为两个君主所宠幸，是个淫妇，《列女传》却视她为贞节的女子；《汉书》明明说淮南王刘安因谋乱而被灭族，却说他成仙而登上天堂，说这样的话，难道能说他尊重了左丘明与班固所作的史书吗？
【原文】
扬雄《法言》，好论司马迁而不及左丘明，常称《左氏传分唯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鉴物有所不明者也。且雄晒子长爱奇多杂，又曰：不依仲尼之笔，非书也，自序又云：不读非圣之书。然其撰《甘泉赋》则云“鞭必妃”云云，刘栅《文心》已讥之矣。然则文章小道，无足致嗤。观其《蜀王本纪》称杜魄化而为鹃，荆尸变而为鳖且，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谓非言之难，而行之难也。
【译文】
扬雄的《法言》，喜欢谈论司马迁而不常提到左丘明，对左丘明的《春秋传》只有“品藻”二字的评价，表明他在鉴赏上缺乏眼光。扬雄讥嘲司马迁喜爱奇异的事物与知识庞杂，又说：好读书却不读孔子的著作。这不是真正的喜爱读书。他在《自序》中又说；“不读不是圣贤所著的书。”然而，在他所撰的《甘泉赋》中却说：“鞭打洛水女神亦妃，给屈原与彭咸、伍子青食物。”刘锡在《文心雕龙•夸饰》中已经对此作了批评。自然，他所写的是文学作品，属于小道，无须讥笑，但是，在他所写的史书《蜀王本纪》中，说蜀王杜宇死后，魂魄化作鹃鸟，又说荆人鳖令死，尸体变而为鳖。这样的内容，是多么的鄙陋啊！这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原文】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趾远居南裔，越裳之俗也；敦煌僻处西域，昆戎之乡也。求诸人物，自古网载。盖由地居下国，路绝上京，史官注记，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录，刘晒裁书，则磊落英才，集然盈瞩者矣。向使两贤不出，二郡无记，彼边隅之君子，何以取闻于后世乎？是知著述之功，其力大矣，岂与夫诗赋小技，校其犹劣者哉？
【译文】
有十户人家的村邑，一定会有忠信之人，而这些人能否名垂千古，主要看他是否有宣传白己的本领。为什么这样说呢？交趾远在南方，那里行的是越裳国的风俗，敦煌在西域的偏僻之处，为昆戎族居住的地方。这些地区的风流人物，自占以来就没有记载。其原因是所居之地落后偏僻，远离首都，史官在记录大事活动时，不可能涉及到这些地方。后来，交趾的士燮注解《春秋》等经书，敦煌的刘炳著述史书，这样，他们杰出的才能与磊落的气质，才鲜明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如果这两位贤人没有产生，这两个地方的人物就不会被提及，那么，边远地区的贤明君子，又怎么能被世人知道呢？可见，著书立说，其作用是非常大的，诗赋写作等这些雕虫小技，难道能和著书立说比较谁优谁劣吗？
【原文】
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于江清才；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凡。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一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i者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邪！必如是，则马卿游梁，枚乘谮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睹于岩畔。撰汉、魏史者，亦宜编为实录矣。
【译文】
自战国以后，文学家写作文章，都虚构出一客一主，假作相互问答。到了屈原写作楚辞时，说他在江边遇到了渔父；宋玉的《高唐赋》，则描绘了楚王在阳台处梦见神女事。这些叙述，讲究文采，依声押韵。用这种表达方式来叙事，足以看出它们是虚构出来的。然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在写作历史著作时，却将它们当作逸事收集，后又被编入史籍中。这徉疑误了后世的学者。这种做法，不显得过分吗？如果以这样的态度来编写史书．那么，司马相如游梁时，枚乘说他好色；曹植经过洛水时，见到洛水之神亦妃站在岩畔，这些内容也可以由撰写魏史的人编到史书中了？
【原文】
稽康撰《高士传》，取《庄子》、《楚辞》二渔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园吏之寓言，骚人之假说，而定为实录，斯已谬矣。况此二渔夫者，校年则前后别时，论地则南北殊壤，而辄并之为一，岂非惑哉？苟如是，则苏代所言双擒蚌鹬，此亦渔父之一事，何不同书于传乎？必惟取榆袂缅帷之林，灌缨沧浪之水，弥见其末学也。伍青所遇渡水芦中，斯并渔父善事，亦可同归一录，何止榆袂缎帷之林，灌缨沧浪之水，若斯而已也。庄周著书，以寓言为主；稽康述《高士传》，多引其虚辞。至若神有混沌，编诸首录，苟以此为实，则其流甚多。至如蛙鳖兢长，蚊蛇相怜。莺鸿笑而后言，鲍鱼忿以作色元。向使康撰《幽明录》、《齐谐记》打，并可引为真事矣。夫识理如此，何为而薄周、孔哉？
【译文】
稽康撰写《高士传》，取《庄子》与《楚辞》中各自引述的渔父的故事，合成一篇：将庄子寓言中的人物，屈原虚构的故事，看成实录，这已经是很荒谬的了，何况这两个渔夫，从时间匕说一前一后，从地域上说一南一北，而将他们合并成一人，岂不是让人不解吗？如果能这样的话，那么，苏代所讲的融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有关渔父的事不是也可以合在这同一传中吗？只取披发美服的渔父倾听游缎惟之林的孔子弹琴，与屈原见到的渔父鼓糙歌沧浪之水的事，更加显示稽康学问的浅薄。庄周撰写的著作，内容以寓言为主。然而，稽康作《高士传》时，多引述他书中虚构的寓言故事。另外，他在《高士传》中，将神中的混沌，列于第一位。如果将混沌当作实有其人，那么，象这种情况则太多了。譬如《庄子•秋水》中竞相夸耀的焰井之蛙与东海之鳖，相互比较本领的蚊与蛇、讥笑大鹏的笃鸡、对庄子不能给水而气愤的鳅鱼。如果让稽康来写《幽明录》与《齐谐记》，他不会说此类事是虚假的，而只会将它们当作真事来引述。见识如此的肤浅，为什么还要轻薄周公与孔子呢？
【原文】
杜元凯撰《列女记尸’，博采经籍前史，显录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犹网而不载。斯岂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子哉若人也卫长者哉若人也翔《李陵集》有《与苏武书》万了，问彩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迁史缺而不载，良有以焉。编于李传中，斯为缪矣。
【译文】
杜预撰写《列女记》，广泛地采集经史资料，引录以往的贤明语言，而对可疑的事情，则缺而不载，这难道不正表现出他坚持正确的原则而厌恶不正确的写作态度吗？他是一位地道的君子与长者啊！《李陵集》中收录了《与苏武书》，该文词语绮丽而有气概，音句流畅而委蛇，看它的文体风格，与西汉人所作的文章不同，大概是后来人写的，假说是李陵的作品。司马迁的《史记》没有载录此文，是确实的。将它编入《李陵集》中，无疑是荒谬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