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盛服饰者，以珠翠为先；工绩事者，以丹青为主。至若错综乖所，分布失宜，则彩绚虽多，巧妙不足者矣。观班氏《公孙弘传赞》，直言汉之得人，盛于武、宣二代，至于平津善恶，寂灭无睹。持论如是，其义靡闻。必矜其美辞，爱而不弃，则宜微有改易，列于《百官公卿表》后。庶寻文究理，颇相附会。以兹编录，不犹愈乎？又沈侯《谢灵运传论》，全说文体，备言音律，此正可为《翰林》之补亡，《流别》之总说耳。李充撰《翰林论》，挚虞撰《文章流别集》。如次诸史传，实为乖越。陆士衡有云：“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信矣哉！
【译文】
打扮人外表的服饰，以珠翠为先；绘画用的颜料，则应以丹青为主。不过如果将它们用错了地方，或分布不适当，虽然绚丽夺目，五色缤纷，也不能给人美的感觉。看班固的《公孙弘传》赞，极力夸赞汉代武帝、宣帝两朝，说此二朝所搜集到的人才，比起汉代其它任何时候都多。至于对公孙弘其人善的或恶的评价，却一点儿也看不到。这样写人物，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果作者觉得文辞很美，自己很欣赏，不愿割舍，那么，应该作一些调整，将它放到《百官公卿表》之后。这样，才符合文理。如此的编排，不是超越体例了吗？又沈约的《谢灵运传论》，谈论的全是文章的体裁，诗歌的音律等间题。这样的内容可以补充《翰林》，总括《流别》。（李充撰《翰林论》，挚虞撰《文章流别集》。）但是，作为人物传末的评论，实在是背离了史传的作法。陆机在《文赋》中说：“有些事物分开来，各自是美的，如果将它们合在一起，却无一事物是美的。”确实是这样的啊。
【原文】
其有事可书而不书者，不应书而书者。至如班固叙事，微小必书，至高祖破项坟下，斩首八万，曾不涉言。李《齐》于《后主纪》，则书幸于侍中穆提婆第，于《孝昭纪》，则不言亲戎以伐奚。于边疆小寇无不毕纪，如司马消难拥数州之地以叛，曾不挂言。略大举小，其流非一。
【译文】
在史书中，有的事情应该写，却不写，有的内容不应该写，却写了上去。如班固在叙述事情时，微不足道的事情都写了上去，而对高祖刘邦在该下打败项羽，斩首八万的大事，却没有提及。李百药的《北齐书•后主纪》，记载了后主临幸穆提婆家的事，然而，在《北齐书•孝昭纪》中，却没有谈到孝昭皇帝亲自率兵讨伐库莫奚的事。对于边疆地区外敌的骚扰，无一次不记载，然而，对于司马消难拥数州的地方背叛朝廷的大事，却一点也不说。忽略大事，重视小事，这种现象不止一次地出现。
【原文】
昔刘腮有云：“自卿、渊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向、雄已后，颇引书以助文。”然近史所载，亦多如是。故虽有王平所识，仅通十字；霍光无学，不知一经。而述其言语，必称典浩。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资虚饰者矣。按《宋书》称武帝入关，以镇恶不伐，远方冯异；于渭滨游览，追思太公。夫以宋祖无学，愚智所委，安能援引古事，以酬答群臣者乎？斯不然矣。更有甚于此者，睹周、齐二国，俱出阴山，必言类互乡，则宇文尤甚。按王韵《齐志》，宇文公呼高祖曰“汉儿”．夫以献武音词未变胡俗，王、宋所载，其鄙甚多矣。周帝仍因之以华夏，则知其言不逮于齐远矣。而牛弘、王韵，并掌策书，其载齐言也，则浅俗如彼；其载周言也，则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两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虚实之异故也。夫以记宇文之言，而动遵经典，多依史汉。《周史》述太祖论梁元帝曰：“萧绎可谓天之所废，谁能兴之者乎？”又宇文测为汾州，或潜之，太祖怒曰：“何为间我骨肉，生此贝锦。，，此并六经之言也。又曰：“荣权，吉士也，寡人与之言无二。”此则《三国志》之辞也。其余言皆如此，岂是宇文之语耶？又按裴政《梁太清实录》称元帝使王垛聘魏，长孙俭谓宇文曰：“王深眼睛全不转。”公曰：“瞎奴使痴人来，岂得怨我？"此言与王、宋所载相类，可谓真宇文之言。无愧于实录矣。此何异庄子述鲍鱼之对，而辨类苏、张；贾生叙鹏鸟之辞，而文同屈宋，施于寓言则可，求诸实录则否矣。世称近史编语，谓“言语”之“语”也。惟周多美辞。夫以博采古文，而聚成今说，是则俗之所传，有《鸡九锡》、《酒孝经》、《房中志》、《醉乡记》，或师范《五经》，或规模《三史》，虽文皆雅正，而其事悉虚无，岂可便谓南、董之才，宜居班、马之职也。
【译文】
过去刘腮在《文心雕龙》中说：“在司马相如、王褒之前，作者著述多凭着自己的才气，而不靠学问；刘向、扬雄之后，喜欢以引经据典来扩充文章的内容。”近代历史著作的修撰，情况与刘向、扬雄之后差不多。所以，虽然三国蜀地的王平，认识的字不超过十个；霍光没有学问，不了解一门经典著作，然而，为他们立传的史书，在引述他们的言语时，往往含有经典的语句。这都是因为撰者缺乏天生的才气，而只得凭依着典籍材料来写些虚假的内容。《宋书》叙述武帝刘裕入关后，见将军王镇恶不夸耀自己的功劳，拿他与后汉的冯异相比；又在北伐经过渭水边上时，感慨地说起了姜太公吕望。宋高祖没有学问，连愚笨的人都看不起他，他哪里能够引用古代的事情，以和群臣对话呢？可是，史书上却不是这样。比这个事例更不象话的是周、齐两个国家的君主，都来自于阴山，其说话一定象互乡人那样粗鄙，在这方面，北周的宇文氏更是这样。（按，王韵《齐志》记载道：宇文公喊高祖为“汉儿”。这说明武帝在语言上没有改变胡俗。王、宋所记载的粗鄙言语有很多。周宇文氏后来承接华夏大权，可以想象，他们在语言的雅致方面，更不及齐。）然而，作为掌管策书的大臣牛弘、王韵，他们在记载齐人言语的时候，其粗俗一如他们实际所说的那样；但是，在记述周人言语的时候，又是那样的文雅。作这样的处理，是什么原因呢？这不是因为两个国家一是华夏，一是少数民族，从而造成语言上有雅、俗的区别，而是《齐志》与《周史》，一是实录，一是虚构。《周史》记述宇文的言语，动辄引经据典，多仿照《史记》、《汉书》的记叙方法。（《周史》记录太祖谈论梁元帝时说：“肖绎的失败，可以说是‘天之所废，谁能兴之’了。”又宇文测为汾州长官时，有人诬告他，周太祖大怒说：“为什么要离间我们的骨肉，生出这么一张‘贝锦’来？”这写都是六经中的语言。又说：“荣权，是‘吉士’，我和他说的话是一样的。”这句话则出于《三国志从还有许多象这类出自于典故的言语，这难道象宇文氏说的话吗？又按，裴政《梁太清实录》称说元帝派遣王深到周作礼节性的拜访。长孙俭对宇文氏说：“王深的眼睛一动也不动。”公说：“瞎奴派痴人来，怎么能怨我？”这句话与王、宋所记载的就很相同了，这才是真正的宇文氏的语言，这样的记载才能称得上实录。）这与《庄子•外物》篇中记述鲍鱼的对话、贾谊《鹏鸟赋》叙述鹏鸟的话有什么两样啊？鲍鱼辩驳的才能如同苏秦、张仪，鹏鸟的话，如同屈原、宋玉的文章。这祥的作法用于寓言是可以的，用于实录的史书中就不行了。人们说近代史书上关于人物言语方面的编录，(“语”指“言语”。）只有北周史书中的语言令人赞赏。作者广泛地采录古文，而转变成今人的语言。现在世俗流传的有《鸡九锡》、《酒孝经》、《房中志》、《醉乡记》，它们或模仿《五经》，或学习《三史夯，文辞虽然都是典雅的，但事情却全是虚构的。因此，怎么能说这些编者具有了南史、董狐史家的才干，适合于担任象班固、司马迁那样史官的职务呢？
【原文】
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谓太清已后。平头上尾，尤忌于时；对语丽辞，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而史之载言，亦同于此。何之元《梁典》称：议纳侯景，高祖曰：“文叔得尹遵之降而魄嚣灭，安世用羊枯之言而孙皓平。”夫汉晋之君，事殊膺盗。梁主必不舍其溢号，呼以姓名。此由须对语丽辞故也。又姚最《梁后略》称，高祖曰：“得既在我，失亦在予。不及子孙，知复何恨。”夫变我称予，互文成句，求诸人语，理必不然。此由避平头上尾故也。又萧韶（（太清记》曰：云云，温子升永安故事，言尔朱世隆之攻没建州日，怨痛之响，上彻天阁；酸苦之极，下伤人理，此皆语非简要，而徒积字成文，并由避声对之为患也。或声从流靡，或语须偶对，此之为害，其流甚多。假有辨如丽卜雯，吃若周昌，子羽修饰而言，仲由率尔而对。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书，必求实录，多见其妄矣。
【译文】
从梁代后期，诗赋这类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变得愈来愈精深。（指太清以后。）人们在作诗时，认为应避免平头上尾等八病；而追求辞语华丽、语句骄偶，在世俗中已经成为一种风尚。开始兴起于南朝，后来影响到北朝。以至于史家修撰史书时亦用这种作法。（何之元的《梁典》记载说：朝廷收纳侯景的议论情形为：高祖说：“文叔因尹遵的投降而消灭了魄嚣，安世采用了羊枯的建谏而平定了孙皓。”对于汉代的光武帝与晋代的武帝这两位君主，梁高祖绝对不会舍弃其溢号，而直接称他姓名。这都是因为语言骄偶华丽的需要而才这样写的。又姚最的双梁后略》记述高祖的话说：“成功在于我，失败在于予，荫及不到子孙，我是多么的怨恨哪。”变我为“予”．互文成句，实际生活的语言，绝对不会这样说。这是为了避免平头上尾的毛病才这样写的又萧韶《太清记》道：“温子升的《永安故事》说尔朱欧隆攻克建业后，百姓怨恨痛苦的声音，上达天庭；酸楚愁苦的生活，下害人理”这些都是语句不精炼，堆积文字而成句的表现，都是追求骄偶协韵的结果。这样的语病，例子很多。）即使有哪食其那样巧辩的语言、周昌口吃的样子、澹台灭明的与容貌不相称的说话、子路不加思索的回答等等具有个性特点的语言，也统统让它们符合表达的规范，这样统一的书写模式．造成了个性的磨灭，按实录的要求来衡量，这些语言自然大多是虚妄不实的。
【原文】
夫晋、宋以前，帝王传授，始自锡命，终于登极。期间笺疏款留，i召救频烦。虽事皆伪迹，言并饰让，犹能备其威仪，陈其文物，惮礼容可识，朝野具瞻。逮于近古，我则部下。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齐宣之在晋阳，或文出荆州，假称宣德之令‘’、；江陵之去建业，地阔数千余里。宣德皇后下令，旬日必，至以此而言，其伪可见或书成并部，虚云孝靖之救。北齐文宣帝将受魏禅．密撰锡让、劝进、断表文诏，入奏请署，一时顿尽，则知无夏前后节文，等差降杀也：凡此文诸，本不施行，必也载之起居，编之国史，岂所谓撮其机要，剪截浮词者哉？但二萧《陈》、《隋》诸史，通多此失，晋、魏及宋，自创业后，称公王郡帝位，皆数十年间事也。夫功德日盛，稍进累迁，足验礼容不欺，揖逊无失。自齐、梁已降．称公王．即帝位，皆不出旬月之中耳。夫以迫促如是，则于礼仪何有者哉？唯王肋所撰《齐志》，独无是焉。
【译文】
在晋朝与刘宋朝以前，帝王将帝位禅让给另一个人，从颂布前一个皇帝颁布浩命到后一个皇帝登＿廿帝位，这一期间，受位的人上奏的奏章总是反复表示不愿接受帝位的衷情，而帝王则再三频繁地下诏令要他接受。虽然，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假的，所说的话也是心口不一的，但是，这样做还能够从表面上维护帝王的威仪，还能说明按典章制度办事，使朝野之士都能看到他们所做的一切并未“违背”礼教。然而，到了近古，篡权者则没有时间做这些了。如梁武帝受禅时居住在建业，北齐文宣帝受禅时人在晋阳，而前者假借宣德皇后的谕令，说南齐和帝于江陵发出禅位沼书；（江陵到建业，相距一千多里。宣德后所转告的齐和帝的禅位诏令，却在十日内就到了，由此可见，诏令是假的。）后者所有有关东魏孝静帝禅位的诏书其实写于晋阳，却虚假地说这是邺都的孝静帝下的诏书。（北齐文宣帝在接受北魏禅让的帝位前，已经秘密地写好了皇帝逊位的诏书、本人谦让的表章、他人劝进的奏本等等。以至于入奏、请、署等程序，很快就全部结束了。由此则知道不再有前前后后的礼节性的程序以及依次递减的过程了。）凡是这一类的文浩，原本没有颁布施行，却定要将它们编录到帝王起居注与国史中，难道这能称得上摘其大要、删除虚假不实的内容吗？但是《齐书》、《梁书》、《陈书》、《隋书》等史，大都有这样的毛病，（晋朝、魏以及南朝宋，在创业以后，开始仅称公、王，然后再登＿L帝位，其间经历了数十年过程。等到功绩和德业都很显著了，才逐步地走上帝位。这说明他们按“礼”的规定办，没有鄙视、违反“礼”的规定。然而，到了齐、梁以后，从称王、称公到做上皇帝，时间不出一个月。这样的迫促、急不可耐，哪里谈得上礼仪呢？）只有王助所撰的《齐志》，没有这样的缺点。
【原文】
夫以暴易暴，古人以为嗤。如彦渊之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弥见其失矣。而撰《隋史》者，称澹大矫收失者，何哉？且以澹著书方于君愁，岂唯其间可容数人而已，史臣美澹而讥韵者，《隋史晦论皆云。史臣曰”，今故因其成事，呼为。史臣”。岂所谓通鉴乎？语曰：“蝉翼为重，千均为轻。”其斯之谓矣！
【译文】
过去古人嘲笑以暴力代替暴力的做法，而魏澹修改魏收的史书，是以新的错误的内容代替旧的错误的内容，这就更加明显地表现出魏澹的错误。然而，修撰隋史的人，却说魏澹改正了魏收的错误。这是什么原因呢？拿魏澹修撰史书的工作与王肋作比较，后者无疑胜过前者几倍。一些史官夸赞魏澹而讥讽王韵，((（隋史》每当评论史事时，总是以“史臣日”起头，今因袭这种称呼，称“史臣”。）难道能说他们有识别事物的眼力吗？俗语说：一些人认为蝉的两翅很重，而千钧却是很轻的。夸魏澹而贬王韵的就是这类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