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萃处也，困宾而立主之名；言之庞出也，因非而立是之名。自诸子之纷纷言道，而为道病焉，儒家者流，乃尊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吾道矣。道本无吾，而人自吾之，以谓庶几别于非道之道也。而不知各吾其吾，犹三军之众，可称我军，对敌国而我之也；非临敌国，三军又各有其我也。
夫六艺者，圣人郎器而存道；而三家之《易》，四氏之《诗》，攻且习者，不胜其入主而出奴也。不知古人于六艺，被服如衣食，人人习之为固然，未尝专门以名家者也。后儒但即一经之隅曲，而终身殚竭其精力，犹恐不得一当焉，是岂古今人不相及哉？其势有然也。古者道寓于器，官师合一，学士所肄，非国家之典章，即有司之故事，耳目习而无事深求，故其得之易也。
后儒即器求道，有师无官，事出传闻，而非目见，文须训故而非质言，是以得之难也。夫六艺并重，非可止守一经也；经旨闳深，非可限于隅曲也。而诸儒专攻一经之隅曲，必倍古人兼通六经之功能，则去圣久远，于事固无足怪也。但既竭其心思耳目之智力，则必于中独见天地之高深，因谓天地之大，人莫我尚也，亦人之情也。而不知待为一经之隅曲，未足窥古人之全体也。
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则以萃聚之力，补遥溯之功，或可庶几耳。而经师先已不能无牴牾，传其学者，又复各分其门户，不啻儒墨之辨焉。则因宾定主，而又有主中之宾；因非立是，而又有是中之非；门径愈歧，而大道愈隐矣。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文字之用，为治为察，古人未尝取以为著述也；以文字为著述，起于官师之分职，治教之分途也。夫子曰：“予欲无言。”欲无言者，不能不有所言也。
孟子曰：“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后世载笔之士，作为文章，将以信今而传后，其亦尚念欲无言之旨，与夫不得已之情，庶几哉言出于我，而所以为言，初非由我也。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与立功相准。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而非徒夸声音采色，以为一己之名也。《易》曰：“神以知来，智以藏往。”知来，阳也；藏往，阴也；一阴一阳，道也。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溯已往，阴也；理阐方来，阳也。其至焉者，则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则主适不偏，而文乃衷于道矣。迁、固之史，董、韩之文，庶几哉有所不得已于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辞，其人不足道已。即为高论者，以谓文贵明道，何取声情色采以为愉悦，亦非知道之言也。夫无为之治而奏薰风，灵台之功而乐钟鼓，以及弹琴遇文，风雩言志，则帝王致治，贤圣功修，未尝无悦目娱心之适；而谓文章之用，必无咏叹抑扬之致哉？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盖夫子所言，无非性与天道，而未尝表而著之曰，此性此天道也。故不曰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而曰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也。所言无非性与天道，而不明著此性与天道者，恐人舍器而求道也。夏礼能言，殷礼能言，皆曰“无征不信”。则夫子所言，必取征于事物，而非徒托空言，以为明道也。
曾子真积力久，则曰：“一以贯之。”子贡多学而识，则曰：“一以贯之。”
非真积力久，与多学而识，则固无所据为一之贯也。训诂名物，将以求古圣之迹也，而侈记诵者，如货殖之市矣。撰述文辞，欲以阐古圣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异端曲学，道其所道，而德其所德，固不足为斯道之得失也。记诵之学，文辞之才，不能不以斯道为宗主，而市且弄者之纷纷忘所自也。宋儒起而争之，以谓是皆溺于器而不知道也。夫溺于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则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学于文，而宋儒则曰：“玩物而丧志。”曾子教人辞远鄙倍，而宋儒则曰：“工文则害道。”夫宋儒之言，岂非末流良药石哉？然药石所以攻脏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见疾在脏腑，遂欲并脏腑而去之。将求性天，乃薄记诵而厌辞章，何以异乎？然其析理之精，践履之笃，汉唐之儒，未之闻也。
孟子曰：“义理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
顾经师互诋，文人相轻，而性理诸儒，又有朱、陆之同异，从朱从陆者之交攻，而言学问与文章者，又逐风气而不悟，庄生所谓“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悲夫！
邵氏晋涵曰：是篇初出，传稿京师，同人素爱章氏文者皆不满意，谓蹈宋人语录习气，不免陈腐取憎，与其平日为文不类，至有移书相规诫者。余谛审之，谓朱少白名锡庾。曰：“此乃明其《通义》所著一切，创言别论，皆出自然，无矫强耳。语虽浑成，意多精湛，未可议也。”
族子廷枫曰：叔父《通义》，平日脍炙人口，岂尽得其心哉？不过清言高论，类多新奇可喜，或资为掌中之谈助耳。不知叔父尝自恨其名隽过多，失古意也。是篇题目，虽似迂阔，而意义实多创辟。如云道始三人居室，而君师政教，皆出乎天；贤智学于圣人，圣人学于百姓；集大成者，为周公而非孔子，学者不可妄分周孔；学孔子者，不当先以垂教万世为心；孔子之大，学周礼一言，可以蔽其全体；皆乍闻至奇，深思至确，《通义》以前，从未经人道过，岂得谓陈腐耶？诸君当日诋为陈腐，恐是读得题目太熟，未尝详察其文字耳。
【 译文】
人们聚集在一起，由于宾客而建立主人这名称。所发言论庞杂，由于“非”而建立“是”这概念。自从诸子纷纷谈论道，就成了道的妨害。儒家一流，于是尊崇尧、舜、周公、孔子之道，把这当作“我的道”了。道本来不分你的我的，人们却说是“我的”，认为这样差不多可以和并不是道的所谓道区别开来。他们却不知道各自用“我”来称呼自己，就像军队将士可称作“我军”, 是对于敌对国家而称“我”的；如果不是面对着敌对国家，军队内部又各有自己的“我部”。六经，是圣人就着器而保存道，而三家的《 易》 ，四家的《 诗》 ，研究和学习的人，经受不了他们的门派之见。不知道古人对于六经，衷心信服，就像衣食般不离开，人人学习，当作应当的事，未曾有专事研究一门学问以标举一家的。后世儒者只是就着一部经书的局部，而一辈子耗尽自己的精力，还担心不能有一点合适，这难道是现在的人不如古人吗？是事势造成这样的。古时候，道寄托在器中，官员和教师合为一体，学生所学习的，不是国家的典章，就是官府的旧例，常听到常见到而不需要深入探究，所以他们求得道容易。后世儒者就着器探求道，有教师没有宫员，事情出自传闻，而不是亲眼见到的，文字必须解释，而不是平易的语言，因此求得道困难。六经都重要，不能只是守住一部经书；经书意旨宏大深奥，不能限于局部。而儒者们专门研究一部经书的局部，必须有古人兼通六经的成倍效能，那么，距离圣人的年代久远，对这事本来不值得诧异。但是既然用尽了心思耳目的智力，就必定会在其中独自见到天地的高深，于是认为天地广大，没有超过我的人，这也是人之常情：却不知道这仅仅是一部经书的局部，不能够观察到占人的整体。训话章句，疏通义理，考求名物，都不值得谈论道。采取三者而同时运用，那么，用聚集起来的能力，补足遥遥追寻历史的功效，也许可以差不多了。但是，经师起初已经不能避免矛盾，传承他们学说的人又再各自分别门户，如同儒家、墨家的区别。那么，由于宾客而确定主人，而又有主人中的宾客，由于“非”而建立“是”的概念，而又有“是”中的“非”，岔路越多，而大道越隐没了。
“上古时代用绳子打结以记事进行治理，后世圣人用刀刻文字代替，百官用它治理，百姓用它观察。”文字的用处，是用它治理，用它观察，古人未曾用文字来进行著述。用文字进行著述，起源于官员和教师职务分离，治理和教化分开途径。孔夫子说：“我想不说话。”想不说话，就不能不有什么要说。孟子说：“我难道喜欢争辩吗？我是不得已呀。”后世从事笔墨的士人写作文章，想要用文章使当世相信、后世流传，想一想“想不说话”的意思和“不得已”的心情吧，但愿言语出于自己，而发出言语的缘故，本来不是因为自己。道，在六经中完备地存在，此前隐晦的含意，章句、训话的方法完全可以阐发；后来发生的情况，六经不可能说到，因此贵在简要地采取六经的意旨，而根据时势撰述来探究大道。“第一位是立德，其次是立功，其次是立言。”立言和立功大致相当，大概必定有需要然后随着供给，有郁积然后随着疏通，有弊病然后随着补救，而不是仅仅夸耀音韵辞藻，用来谋求个人的名声。《 易》 说：“神妙用来预知未来的事物，智慧用来聚集过去的知识。”预知未来的事物，性质属于阳；聚集过去的知识，性质属于阴。一阴一阳，是道。文章的用途，或者用来记述事情，者用来说明道理。记事追溯过去，属于阴；说理阐明未来，属于阳。那些达到顶点的文章，记事而道理因此明显，说理而事情因此被概括，这就主体不偏颇，文章于是与道符合了。司马迁、班固的史书，董仲舒、韩愈的文章，或许在言论方面有不得己的地方吧！不了解这些事，而只是沉溺在文辞里，这种人就不值得说起了。即使发出高论的人，认为文章贵在明道，哪里要采用音韵、感情、辞藻来引起喜悦，也不是了解道的正确言论。舜无为而治而弹奏“薰风”的诗歌，周文王建灵台而奏钟击鼓取乐，以及孔子弹琴想象文王，曾誓描述在求雨场所吹吹风来表达志向，那么，上古帝王使天下大治，贤人圣人经营事业，未尝没有赏心悦目的舒畅，却说文章的用途，必定没有吟咏抒情、声调起伏的趣味吗？
子贡说：“孔夫子的学问，可以听得到。孔夫子关于人性和天道熟言论，不能听到。”大概孔夫子所谈论的，没有不是人性和天道，却未曾胡显地显露它，说“这是人性这是天道”。所以不说“人性和天道，不能听到”，而说“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言论，不能听到”。所谈沦的没有不是人性和天道，而不明显地显露这人性和天道的缘故，是担心人们放弃器而求道。夏代的礼制，孔子能说出．殷代舀勺礼制，孔子能说小，一并说没有验证就不确实。那么，孔夫子所谈论的，必定从事牡中取得验证，而不是仅仅依据空泛的言论，认为是阐明道。曾子诚心积累又长久地努力，孔子便说“用一个中心贯通”。子贡多方面学习又能记住，孔子便说“用一个中心贯通”。不是诚心积累又长久努力和多方面学习又能记住，就本来没有可凭借的来用一个中心作贯通。解释名物，是要用来寻求古代圣人的事迹，而夸大记诵作用的，就像购买商品。写作文章，是要用来阐明古代圣人的心意，而沉溺于文采，就像观赏玩好的了。异端和邪僻学说，用“道”称呼他们所说的道，用“德”称呼他们所说的德，自然不能造成道的损失。记诵的学问，作文章的才能，不能不用这道作为宗主，而众多如同购买商品并且玩赏的人，忘掉了根源。宋儒兴起而争辩，认为这些都是沉溺于器而不了解道。对沉溺于器而不了解道的人，就着器而把道指示给他们，这就可以了，而宋儒的弊病，就是要使人抛开器而谈论道。孔夫子教导人“广泛学习文化知识”，而宋儒则说“沉迷于所喜爱的事物就会丧失志向”；曾子教导人“言辞远离粗俗和乖庚”，而宋儒则说“善于作文章就妨害道”。宋儒的言论，难道不是针对末流的上好药物吗？但是药物是用来治疗脏腑疾病的，宋儒的意思，似乎是发觉疾病在脏腑，于是要连脏腑一起除掉。想要探究人性和天道，却轻视记诵，厌恶文辞，这和除掉脏腑有什么不同呢？但宋儒分析道理的精心，亲身实行的坚定，在汉代、唐代的儒者那里，是没有听说过的。孟子说：“义理使我的心情愉快，就像肉食使我的口腹愉快一样。”义理是不能空泛地谈论的，用博学来充实它，用文章来表达它，这三者合在一起，周公、孔子之道虽然离得远，希望能像不同的语言经过辗转翻译而通晓。但是经师互相毁谤，文人互相轻视，而讲人性与理的儒者又有朱子、陆象山的分歧，跟随朱子与跟随陆象山的人互相攻击，而谈论学问和文章的人，又追随风气而不醒悟，正像庄子所说“百家各走自己的路而不返回，必定不能统一了”，可悲啊！
邵晋涵说：这一篇刚写出来的时候，文稿传布京城，一向喜爱章氏文章的同人都不满意，认为因袭宋人语录习气，不免陈腐令人厌恶，和他平日作的文章不同，以至有写信对他规劝告诫的。我仔细审察这篇文章，对朱少白名锡庚说：“这是阐明他的《 通义》 所著述的，全部独创言论都出于自然，没有故意与众不同的地方。语言虽然没有雕琢，内容却有很多精湛的地方，不可以轻易议论。”
族侄廷枫说：叔父的《 通义》 平日脍炙人口，难道会完全合人们的心意吗？合意的只是清高的言论，大抵新奇使人喜爱，有的人借用来当作可珍爱的谈资罢了。他们不知道叔父曾经自己遗憾《 通义》 出众的语言过多，丧失了古人的风范。这一篇的题目虽然好像迂阔，但内容多有开创。例如说，道从三人居住在一间房屋开始，而君主、老师、政治、教化都从天而出；贤人、聪明人向圣人学习，圣人向老百姓学习。集大成的人，是周公而不是孔子，学者不可以胡乱区分周公和孔子；学孔子的人，不应当先把教导流传万代当作自己的心思；孔子的伟大，“学习周代礼制”一句话，可以概括他的整个人；都是刚一听见觉得很特别，深刻思考后觉得很真实，在《 通义》 以前，从来没有人说过，难道能认为是陈腐吗？诸位君子当时毁谤为陈腐，恐怕是《 原道》 这题目读得太熟悉未曾仔细考察这篇的内容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