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之有纪，肇于《吕氏春秋》十二月纪。司马迁用以载述帝王行事，冠冕百三十篇，盖《春秋》之旧法也。厥看二十一家，迭相祖述，体肃例严，有如律令。而方州之志，则多惑于地理类书之例，不闻有所遵循，是则振衣而不知挈领，详目而不能举纲，宜其散漫无章，而失国史要删之义矣。夫古者封建之世，列国自有史书；然正月必系周王，鲁史必称周典，韩宣子见《易象》、《春秋》，以谓《周礼》尽在于鲁是也。盖著承禀所由始也。后世郡县，虽在万里之外，制如古者畿甸之法，乃其分门次类，略无规矩章程，岂有当于《周官》外史之义欤？《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于四方。
此见列国之书，不得自擅，必禀外史一成之例也。此则撰志诸家，不明史学之过也。
吕氏十二月令，但名为纪，而司马迁、班固之徒，则称本纪。原其称本之义，司马迁意在绍法《春秋》。顾左氏、公、毂专家，各为之传；而迁则一人之书，更著书、表、列传以为之纬，故加纪以本，而明其纪之为经耳。
其定名则仿《世本》之旧称。班固不达其意，遂并十志而题为本志。然则表、传之不加本称者，特以表称年表，传称列传，与本纪俱以二字定名，惟志止是单名，故强配其数，而不知其有害于经纪纬传之义也。古人配字双单，往往有之，如《七略》之方称经方，《淮南子》论称书论之类，不一而足。惟无害于文义，乃可为之耳。至于例以义起，方志撰纪，以为一书之经，当矣。
如亦从史而称本纪，则名实混淆，非所以尊严国史之义也。且如后世文人所著诗文，有关当代人君行事，其文本非纪体，而亦称恭纪以致尊崇，于义固无害也。若称本纪，则无是理矣。是则方志所谓纪者，临本书之表、传，则体为轻，对国史之本纪。则又为纬矣。是以著纪而不得称本焉。
迁、固而下，本纪虽法《春秋》，而中载诏诰号令，又杂《尚书》之体。
至欧阳修撰《新唐书》，始用大书之法，笔削谨严，乃出迁、固之上，此则可谓善于师《春秋》者矣。至于方志撰纪，所以备外史之抬遗，存一方之抵奉，所谓循堂槛而测太阳之照，处牖隙而窥天光之通，期于慎辑详志，无所取于《春秋》书事之例也。是以恭录皇言，冠于首简，与史家之例，互相经纬，不可执一例以相拘焉。
大哉王言，出于《尚书》；王言如丝，出于《礼记》。盖三代天子称王，所以天子之言称王言也。后世以王言承用，据为典故，而不知三代以后，王亦人臣之爵。凡称天子诏浩亦为玉言，此则拘于泥古，未见其能从时者也。
夫《尚书》之文，臣子自称为朕，所言亦可称浩。后世尊称，既定于一，则文辞必当名实相符，岂得拘执古例，不知更易？是以易王言之旧文，称皇言之鸿号，庶几事从其质，而名实不淆。
敕天之歌，载于谟典；而后史本纪，惟录诏诰。盖诗歌抒发性情，而诏诰施于政事，故史部所收，各有当也。至于方志之体，义在崇奉所尊，于例不当别择。前总督李卫所修《畿辅通志》，首列诏谕、宸章二门，于义较为允协。至永清一县，密迩畿南，固无特颁诏谕。若牵连诸府、州、县，及统该直隶全部，则当载入通志，又不得以永清亦在其内，遂冒录以入书。如有恩赐、蠲通、赈恤，则事实恭登恩泽之纪，而诏谕所该者广，是亦未敢越界而书。惟是覃恩恺泽，褒赠貤封，固家乘之光辉，亦邑书之弁冕，是以辑而纪之。御制诗章，止有《冰窖》一篇，不能分置卷帙，恭录诏谕之后，以志云汉光华云尔。
【 译文】
史书有“纪”这种体裁，从《 吕氏春秋》 的十二月纪开始。司马迁用来记载帝王的行为，排在《 史记》 全书一百三十篇的前列，大概是《 春秋》 的老方法。以后的二十一部正史，交替着效法前人，体例严格，就像法令一样。而地方的志，却大多受地理类书的体例的迷惑，没听说遵循什么原则，这就像抖动衣服而不知道提起衣领，在网眼上仔细用心而不能提起总绳，怪不得它们零散没有条理，而失掉国史撮要删定的意旨了。古代封邦建国的时期，各国有自己的史书，但是在正月前面必定连上周王，鲁国的史书必定称作周的典章，纬宣于见到《 易》 的卦象、普《 春秋》 ，认为周代礼制在鲁国得到完全保存。大概显示所承受的从哪里开始。后世的郡县，即使远在万里之外，制度如同古代瓷甸的划分方法，而志的区分和编排门类，丝毫没有规矩章程，难道符合《 周札》 外史的准则吗？《 周礼》 外史掌管四方诸侯国的志，掌管把书籍的目录布告四方。由此可见各国的史书不能自作主张，必须接受外史已定的体例。这就是撰写方志的人们不通晓史学的过错。
《 吕氏春秋》 十二个月，只是称作纪，而司马迁、班固等人称作本纪。探究他们称“本”的意思，司马迁用意在继承和效法《 春秋》 ，不过左氏、公羊、毅梁是专门家，各为《 春秋》 作传，而司马迁是一个人的著作，又写了书、表、列传用来当作纬，因此在纪前加上“本”，表明那纪是当作经的。那名称的确定仿效《 世本》 的旧称。班固不通晓司马迁的意思，于是连十志一起题为本志。那么，表、传不加“本”称呼的原因，只是因为表称作年表，传称作列传，和本纪都用两个字确定名称；仅有志只用一个字作名称，因此勉强配齐数量，却不知道那样对纪是经、传是纬的意思有害。古人配齐单双字，往往有这种情况，例如《 七略》 的方称作经方，《 淮南子》 的论称作书论之类，有很多。只有时文字意思无害的，才可以这样做。至于体例由于内容而产生，方志撰写纪，把它当作整部书的经，是适当的。如果也跟着正史而称作本纪，名称和实质就会混淆，不是尊敬国史意义的方法了。又例如后世文人所写的诗文，有关当代君主的行为，那诗文本来不是纪的体裁，而也称“恭纪”，用来表达尊崇，对纪的意思本来无害。如果称作本纪，就没有道理了。那么，方志所称的纪，相对本书的表、传，就实体是经；对于国史的本纪来说，就又成纬了。所以方志撰写纪而不能在纪前称本。
司马迁、班固以来的史书，本纪虽然效法《 春秋》 ，而中间记录诏浩命令，又间杂《 尚书》 的体制。到欧阳修撰《 新唐书》 ，开始使用郑重记载的方法，谨严地记录和删除，于是超过了司马迁、班固，这就可以说是善于效法《 春秋》 的了。至于方志撰写纪，用来准备外史补充遗漏，保存一个地方对帝王的恭敬尊奉，这是人们所说的顺着厅堂柱观测太阳的照耀，停在窗户孔前观察天光的贯穿，希望的是慎重收集、详细记载，没有地方需要采取《 春秋》 记载史事的体例。因此恭敬地记录皇帝的言论，放在全书最前面，这和史家的体例作经纬的互相配合，不可以拿着一种体例来限制。
“重大啊，王的言论”，话出自《 尚书》 ；“王的言论像丝线”, 话出自《 礼记》 。大概夏商周三代的帝王称王，因此帝王的言论称作王的言论。后世沿用王的言论这词，依据记载当作制度，却不知道三代以后，王也是臣下的爵位，凡是称帝王的诏浩，也称作王的言论，这就拘泥于古代的制度，看不出能够顺从时势。《 尚书》 的文字，臣下自称为“联”，所说的也可以称“浩”。后世尊称已经统一，文辞就应该名称和实质相符合，怎么能拘泥于古时的惯例，不知道改变呢？所以这里改变“王的言论”的旧词，称“皇帝的言论”的大号，期望事跟随那实质，而名称和实质不会混淆。
“谨慎奉行天命”的歌，在《 尚书》 中记载，而后世史书的本纪，只记载诏洁。大概诗歌是抒发性情的，而诏浩施行在政事上，因此史书所收录的，各有适当处。至于方志这种体裁，意义在于祟奉所尊仰的，按照体例不应当有挑选。前总督李卫编撰的《 散辅通志》 ，前面列诏谕、衰章二门，在道理上比较适当。至于永清一县，紧紧靠近京城南部，本来没有特地颁发的诏谕，如果诏谕涉及诸府、州、县，和包括直隶全部，就应当收录进通志，不能因为永清县也在里面，于是冒昧地记载而收进县志。如果有恩赐免除积欠、救济灾民，那么事实恭敬地登载在《 恩泽纪》 里，而诏谕所包括的地区广大，也不敢超出县界而登载。因为广泛施予、和乐散布恩泽，嘉奖死者、移封亲属，本是家史的荣耀，也是县志的首位，所以收集而记载下来。皇帝亲自作的诗篇，只有《 冰窖》 一篇，不能分立一卷，恭敬地录在诏谕的后面，用来记录天河般的光采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