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古今人表》，为世诟詈久矣。由今观之，断代之书，或可无需人表，通古之史，不可无人表也。固以断代为书，承迁有作，凡迁史所阙门类，固则补之，非如纪传所列君臣事迹，但画西京为界也。是以《地理》及于《禹贡》、《周官》，《五行》罗列春秋战国；人表之例，可类推矣。人表之失，不当以九格定人，强分位置，而圣仁智愚，妄加品藻，不得《春秋》谨严之旨。又刘知几摘其有古无今，名与实舛，说亦良允。其余纷纷议其不当作者，皆不足为班氏病也。向令去其九等高下，与夫仁圣愚智之名，而以贵贱尊卑区分品地，或以都分国别异其标题，横列为经；而以年代先后标著上方，以为之纬；且明著其说曰，取补迁书，作列传之稽检。则其立例，当为后代著通史者一定科律，而岂至反为人诟詈哉？甚矣，千古良法，沉溺于众毁之余，而无有精史裁者，为之救其弊而善所用也！近代马氏《绎史》，盖尝用其例矣。然马氏之书，本属纂类，不为著作。推其用意，不过三代去今日久，事文杂出，茫无端绪，列为人表，则一经传姓名考耳。且犹贬置班表，不解可为迁书补隙，又不解扩其义类，可为史氏通裁，顾曰人表，若为《绎史》而作，则亦未为知类者也。
夫通古之史，所书事迹，多取简编故实，非如当代纪载，得于耳闻目见，虚实可以互参。而既为著作，自命专家，则列传去取，必有别识心裁，成其家言；而不能尽类以收，同于排纂，亦其势也。即如《左传》中事收入《史记》，而子产、叔向诸人，不能皆编列传，《人表》安可不立？至前人行事，杂见传记，姓名隐显，不无详略异同。列传裁断所余，不以人表收其梗概，则略者致讥挂漏，详者被谤偏徇，即后人读我之书，亦觉阙然少绳检矣。故班氏之《人表》，于古盖有所受，不可以轻议也。
【 译文】
班固《 汉书》 的《 古今人表》 ，被世人责骂有很久了。从现在来看，断代的史书，也许可以不需要人表；贯通古今的史书，不可以没有人表。班固用断代的方式作史书，继承司马迁有创作，凡是司马迁《 史记》 所缺乏的门类，班固就补充，不是像纪传部分所排列的君臣事迹，仅仅依据西汉划分界限。所以《 地理志》 涉及《 禹贡》 、《 周礼》 ，《 五行志》 罗列春秋战国的事情；《 人表》 的例子，可以类推了。《 人表》 的错误，是不该用九格判定人，勉强区别位置，而用圣、仁、智、愚的字，胡乱加以品评，没有得到《 春秋》 谨严的宗旨。另外，刘知娄指出《 人表》 有古代没有当代，名称和实际相违背，说法也很恰当。其余纷纷议论《 人表》 不应当作的，都不值得当作班氏的缺点。假使去掉九等高下和仁、圣、愚、智的名称，而根据贵贱尊卑区分品格，或者按城市、国家的区别改变那标题，横行排列当作经线，而按照年代先后标记在上端当作纬线；而且明白地写上自己的说法：寻求补充司马迁的书，用作考核检查列传。那么他设立的体例，应当成为后世撰写通史的既定规章，难道至于反倒被人责骂吗？严重啊，可以流传千年的好方法，埋没在众多的诽谤里，却没有精通史事裁断的人，为这补救它的毛病而好好利用它。近代马骤《 绎史》 ，曾经使用这体例。但是马氏的书本来属于分类纂集，不是著作。推究他的用意，不过是夏、商、周三代距离现在年代久远，事情和文字记载杂乱出现，模糊不清，没有头绪，排列成人表，就是一篇经传中人物姓名考罢了。马氏尚且贬低班固的表，不知道它可以为司马迁的书弥补缺陷，又不知道扩充它的准则，可以进行史学的贯通裁断；只是说《 人表》 似乎是为《 绎史》 而作的，就也不算是懂得类推的人。
贯穿古代的史书，所记载的事迹，大多取用书籍上的旧事，不像当代的记载，从耳闻目睹获得，虚实可以互相参看。而既然是著作，自己认为是专门一家，那么列传对材料的舍弃和采取，必然有独特见识内心裁断，成为一家之言，而不能尽数收人同一类人，弄得和按类编排相同，也是那情势如此。就像《 左传》 中的事，收入《 史记》 ，而子产、叔向等人，不能都编进列传。这样，人表怎么能不设立呢？至于前人的事迹，纷乱地在传记里见到，姓名的不显著和显著，不是没有或详细或简略的不同。列传裁断后所剩下的，不用人表收人它们的大概，于是简略的招来非议有遗漏，详细的被指责偏私，就是后人读我的书，也觉得欠缺少法度啊。所以班氏的《 人表》 ，对古代的方法大概有所接受，不可以轻率议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