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赋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节也。古者声诗立教，铿锵肄于司乐，篇什叙于太史；事领专官，业传学者；欲通声音之道，或求风教所施，询诸掌故，本末犁然，其具存矣。自诗乐分源，俗工惟习工尺，文士仅攻月露。
于是声诗之道，不与政事相通，而业之守在专官，存诸掌故者，盖茫然而不可复追矣。然汉魏而还，歌行乐府，指事类情；就其至者，亦可考其文辞，证其时事。唐、宋以后，虽云文士所业，而作者继起，发挥微隐，敷陈政教，采其尤者，亦可不愧古人。故选文至于诗赋，能不坠于文人绮语之习，斯庶几矣。
刘氏《七略》，以封禅仪记入《礼经》，秦官奏议、《太史公书》入《春秋》，而《诗赋》自为一略，不隶《诗经》，则以部帙繁多，不能不别为部次也。惜其叙例，不能申明原委，致开后世诗赋文集混一而不能犁晰之端耳。
至于赋乃六义之一，其体诵而不歌。而刘《略》所收，篇第倍蓰于诗，于是以赋冠前，而诗歌杂体，反附于后；以致萧《选》以下，奉为一定章程，可谓失所轻重者矣。又其诗赋区为五种，若杂赋一门，皆无专主名氏，体如后世总集之异于别集。诗歌一门，自为一类，虽无叙例，观者犹可以意辨之，知所类别。至屈原以下二十家，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孙卿以下二十五象，门类既分为三，当日必有其说。而叙例阙如，如诸子之目后叙明某家者流，其原出于古者某官云云是也。不与诸子之书，同申原委。此诗赋一略，后人所为欲究遗文，而莫知宗旨者也。
州县文证，选辑诗赋，古者《国风》之遗意也。旧志八景诸诗，颇染文士习气，故悉删之，所以严史例也。文丞相词与《祭漯河文》，非诗赋而并录之者，有韵之文，如铭箴颂诔，皆古诗之遗也。
【 译文】
诗赋，是六经的宣传者，文章中的精神调协物。古时候用配乐诗进行教育，从司乐学习音乐的节奏，由太史叙说诗篇，学习的事务有专官掌管，学业传授给学生。想要通晓音乐的道理，或者探求风化教育的施行，询问掌管故实的官员，本末清清楚楚，大约都保存着。自从诗和音乐分离，平常乐工只熟悉乐谱，文士只在景物描摹上用心，于是配乐诗歌的道理，不再和政事相通；而由专官主管，由掌管故实的官员保存的学业，大概模糊不清而不能再追溯了。但是汉、魏以来，歌行、乐府说明事表达感情，就着那达到顶点的作品，也可以考察那文辞，证实那时事。唐、宋以后，虽然说诗赋是文人所从事的，而作者接连着出现，阐发精深隐秘的道理，铺陈政治教化，采取那特别突出的，也可以无愧于古人。因此选文到了诗赋，能不陷没在文人华丽语言的习气里，这就差不多可以一了。
刘氏《 七略》 把封禅仪记放进《 礼经》 类，秦官员奏议、《 太史公书》 放进《 春秋》 类；而诗赋独自为一略，不隶属《 诗经》 ，就因为篇幅繁多，不能不另外作一类编排。可惜那叙例不能说明本末，以致开了后世诗赋、文集混合在一起而不能清晰划分的头。至于赋，是《 诗经》 六义之一，那体制是朗诵而不歌唱，而刘氏《 七略》 所收的赋，篇数是诗的几倍，于是把赋排在前面，诗歌杂体反而附在后面，以致萧统《 文选》 以下，尊奉作固定的章程，可以说是失去评判标准了。另外，《 七略》 诗赋分成五种，至于杂赋一门，都没有作者的姓名，体制如同后世总集的和别集不同。诗歌一门，独自作一类，虽然没有叙例，看的人还可以依据意思分辨，知道分类的理由。到屈原以下二十家，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孙卿以下二十五家，门类既然分成三个，当时必然有它的说法，而叙例空缺，例如诸子的目录后面，说明某家者流，那根源出于古时某官云云就是。不和诸子的书同样说明本末。这是对于诗赋一略，后人所做的想要探究遗文而不知道宗旨的原因。
州、县的文征，选辑诗赋，是古时候《 国风》 的遗留意旨。旧县志八景诸诗，颇沾染文士习气，所以全部删去，用来严肃史书体例。文垂相的词，和《 祭漯河文》 ，不是诗赋而一起收录，是因为有韵之文，如铭、篇、颂、谏，都是古诗的遗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