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与车骑战者，必依丘墓险阻。”又孙子云：“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处。”如何？
靖曰：用众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倘主将有疑忌，则群情摇。群情摇，则敌乘衅而至矣。安营据地，便乎人事而己。若涧、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罗之处，事不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敌乘我。丘墓故城非处，我得之为利，岂宜反去之平。太公所说兵之至要也。
[译文]
太宗问：太公说：“用步兵对战车和骑兵作战，必须依托丘陵、基地以及险峻阻绝的地形。”孙子又说：天隙之地和丘陵、基地、以及无人居住的城池废墟，军队不可停驻。[两种说法不同，] 为什么?
李靖答：用兵作战，在于统一意志，统一意志，在于禁止谣言，消除疑忌。假使主将有所疑忌，那军心就动摇，军心动摇，那敌人就会乘隙而来了。安营札寨，据守阵地，应当便利军队的行动。如绝涧、天井、天陷、天隙、以及天牢、天罗等地形，都是不便于军队行动的，所以用兵时应当避开它，以防止敌人乘隙攻我。至于丘陵、墓地和城池的废墟不是很险阻的地方，我得了对我有利，那怎能放弃而不利用呢。太公的说法是用兵最重要的原则。
37、太宗曰：朕思凶器无甚于兵者，行兵苟便于人事，岂以避忌为疑。今后诸将有以阴阳拘忌失于事宜者，卿当丁宁诫之。
靖再拜谢曰：臣按《尉缭子》云：“黄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谓刑德，非天官时日之谓也。然诡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世庸将泥于术数，是以多败，不可不诫也。陛下圣训，臣即宣告诸将。
[译文]
太宗说：我想天下凶恶的事情没有超过战争的，作战时只要有利于军队的行动，那能因为避讳阴阳术数而犹豫不决呢。今后诸将如因拘泥于阴阳木数而失去机宜的，你当再三地告诫他们。
李靖再拜谢说：我按《尉缭子》所说：“黄帝用仁德安定天下，用武力讨伐敌人”兵家所说的刑与德就是这样，不是阴阳家所讲的天官时日等迷信说法。然而诡诈之道，可以使人去做，但不可以使人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去做。后来平庸无能的将领往往拘泥于阴阳术数，因而多有失败，不可不以此为戒。陛下的刘海。我立即宣示各将领。
（按：不疑不占。“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箕子《尚书洪范》。
周武王心中不信，便问散宜生，“卜伐殷吉乎？”答曰：“不吉。钻龟龟不兆，数箸箸不交，而如旗折倒；将行之日，雨雪辎重，深至车轸。行后之日，帜折为三。此凶四不详，不可举事。”
孤竹君之子伯夷、叔齐见机上前力劝武王曰：“因纣王一人之过，杀众人而有天下，为圣人所不为。”
太公见武王忧虑，立场不稳，偏信于人，又见叔齐、伯夷作梗，便大怒曰：“天道无亲，唯德给予。今四海内陆，沉于殷久矣，百姓可与乐成，难与虑始。今纣刳比干，囚箕子，以飞廉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之乎？”
姜太公接着又说道，“用兵者，顺天地之道未必大吉。逆之不一定会凶，若失人事，则为大凶，能使三军败亡。而且天道鬼神，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智将不法，愚将拘之。若乃好贤而能用，举事而得时，则可不看时日，而视事利；不假卜筮，而重事吉；不祷祭祀，而福自从。王应速命众师，驱之向前。”）
38、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前代事迹，孰善此者?
靖曰：苻坚总百万之众，而败于淝水，此兵能合不能分所致也。吴汉讨公孙述，与副将刘尚分屯，相去二里，述来攻汉，尚出合击，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云：“分不分为縻军，聚不聚为孤旅”。
太宗曰：然，苻坚初得王猛实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坚果败，此糜军之谓乎！吴汉为光武所任，兵不遥制，故汉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谓乎！得失事迹，足为万代鉴。
[译文]
太宗问：兵力的使用有分散有集中，必须各得其当，从过去的事迹来看，谁运用得最好？
李靖答：前秦苻坚统率百万大军，被谢玄击败于淝水，这是用兵能合不能分的结果。汉光武命吴汉讨伐公孙述，吴与副将刘尚分处扎营，相距二十里，当公孙述进攻吴汉时，刘尚出兵合击，大败公孙述，这是用兵分而能合的结果。太公说过：“当分散而不能分散，就是被束缚的军队；当集中而不能集中，就是被孤立的军队。”
太宗说：是这样。苻坚最初因为任用深知兵法的王猛，所以取得中原，王猛死后，苻坚果然在淝水失败，这是军队被束缚住的缘故啊！吴汉受到光武的信任，用兵作战不受朝廷的牵制，所以吴汉果然平定了蜀地，这是军队未陷入孤立境地的缘故呀！前代这些得失的事迹，很可作为后世的借鉴。
39、太宗曰：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巳。
靖良久曰：诚如圣语。大凡用兵，若敌人不误，则我师安能克哉。譬如奕棋，两敌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胜败率由一误而已，况多失者乎。
[译文]
太宗说：我看了很多兵书，千章万句，没有超出“使用多种方法以造成敌人的错误”一句话。
李靖考虑了很久说：确如陛下所说的。大凡用兵作战，若是敌人没有错误，那我军能取得胜利呢。譬如下棋，双方势均力敌，若一着失误，则全局无救。威信争胜负，大都是由于一着失误，又何况多次失误呢。
40、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实一法欤。《孙子》言“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不言敌来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敌亦守之。攻守两齐，其术奈何?
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孙子》云：“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尔，非以强弱为辞也。后人不晓其义，则当攻而守，当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
太宗曰：信乎。有余不足使后人惑其强弱。殊不知守法要在示敌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敌以有余也。示敌以不足，则敌必来攻，此是敌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敌以有余，则敌必自守，此是敌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敌与我分而为二事。若我事得，则故事败；敌事得。则我事败；得失成败被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其知一之谓乎。
靖再拜曰：深乎，圣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己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虽口诵孙，吴而心不思妙，攻守两齐之说，其孰能知其然哉。
[译文]
太宗说：进攻和防守两件事情，其实都是用以致胜的方法罢了。《孙子》说：“善于进攻的，能使敌人不知道在那里防守才好；善于守的，能使敌人不知道从那里进攻才好。”但是不曾讲到，敌人若来攻我；我也进攻故人；我若防守，敌人也进行防守。这样相攻相守，要想取胜应采用什么方法?
李靖答：从前相攻相守的战例甚多，他们都说“防守是力量不足，进攻是力量有余”。认为兵力不足便是力量薄弱，兵力有余便是力量强大，这是没有领会运用攻守的方法。我按《孙子》说：“不能取胜时，就采取防守；可以取胜时，就实施进攻。”也就是说，还没有战胜敌人的可能时，我就暂时防守；等到创造了取胜的条件，然后再进攻，并不是专就力量强弱来说。后人不了解这种意义，应当进攻反而防守，应当防守反而进攻，既然违反了攻守运用的原则，便不能把进攻和防守的方法统一起来。
太宗说：就是这样。有余或不足使人怀疑为力量的强弱。那里知道防守的原则要对敌假装力量不足，进攻的原则要对敌假装力量有余。对敌假装力量不足，敌人必然要来进攻，这是使敌人不知其不当进攻。对敌假装力量有余，敌人就必然采取防守，这是使敌人不知其当防守。进攻和防守本来都是致胜的方法，但从敌我双方说来就分一攻一守两个方面了。我若运用得当，敌人就会失败；敌若运用得当，我就会失败，从得失成败的结局看就可以分出敌我运用的好坏了。攻和守不过是致胜的方法而已，掌握了这种致胜的方法，就能百战百胜。所以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说要懂得攻守之法的道理。
李靖再拜说：圣人的兵法是很深奥的。进攻是防守的转化，防守是进攻的手段，两者都是为了战胜敌人。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这不仅是把攻守截然看作两回事，而且是把攻守的运用各自孤立起来了。虽然口诵孙、吴兵法，但不能理解其运用的奥妙，而把攻守对立起来，他怎能知其所以然呢！
4l、太宗曰：《司马法》言：“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
靖曰：有国有家者，曷尝不讲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陈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陈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大而言之，为君之道，小而言之，为将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谓知彼者也，守吾气者，所谓知己者也。
太宗曰：诚哉。朕常临陈，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然后波可得而知焉；察敌之气与己人气孰治，然后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将臣，虽未知彼，苟能知己，则安有失利者哉。
靖曰：孙武所谓“先为不可胜”者，知己者也，“以待敌之可胜”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臣斯须不敢失此诫。
[译文]
太宗问：《司马法》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也是攻守的道理吗?
李靖答：凡是有国有家的，何尝不讲求攻守之道呢！进攻，不仅是攻打敌人的城池和冲击敌人的营阵，还必须有瓦解敌人军心的方法。防守，不仅要有完善的壁垒和坚固的营阵，还必须保特旺盛的士气，持机破敌。[以上、所说的]，从大的方面讲，是为君的应该懂得的道理。从小的方面讲，是为将的应掌握的方法。瓦解敌人的军心，就是所谓的知彼；保持我旺盛的士气，就是所谓的知已。
太宗说：是这样。我每逢临敌作战，必先判断敌方的策划和我方的策划谁比较周密，然后敌方的虚实就可以知道了；察明敌方的士气和我方的士气谁比较旺盛，然后我方的强弱就可以知道了。所以知彼知已是兵家的重要原则。现在的将领，即使不知道敌人情况，如果能够了解自己的情况，怎么还会失利呢。
李靖说：孙武所谓“首先造成不可被敌战胜的条件”，这就是知已；“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这就是知彼。又说：“不可被敌战胜，在于自己的主观努力，可以取得胜利，在于敌人是否产生缺点和错误。”我用兵时一点也不敢违背这一教诲。
42、太宗曰：《孙子》言三军可夺气之法：“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如何?
靖曰：夫含生禀血，鼓作斗争，虽死不省者，气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众，激吾胜气，乃可以击敌焉。吴起四机，以气机为上，无他道也，能使人人自斗，则其锐莫当。所谓朝气锐者，非限时刻而言也，举一日始末为喻也。凡三鼓而敌不衰不竭，则安能必使之情归哉。盖学者徒诵空文，而为敌所诱，苟悟夺之之理，则兵可任矣。
[译文]
太宗问：《孙子》上说，使敌军长失士气的方法是：“朝气猛锐，昼气怠情，暮气衰竭；善于用兵的人，要避开敌人的锐气，等待敌人懈怠衰竭的时候再打击它。”这种说法怎样?
李靖答：凡有血气的人，能鼓起勇气与敌斗争，至死也不知道惧怕，这是气势所起的作用。所以用兵的方法，必须首先察明我士卒斗志，激励其战胜敌人的勇气，这样才可以进击敌人。吴起所说的机，把气机放在首要地位，没有别的道理，就是说只要能使人人勇于自斗，其猛锐的力量是不能阻当的。所谓朝气猛锐，并不是限于时刻来说的，而是拿一天的早晚作比喻的。敌人经过三次冲击，而士气没有衰竭，又怎能一定使它懈怠衰竭呢！学兵法的人，只是背诵空洞条文，结果为敌人所诱惑，假如能懂得使敌人丧失士气的道理，就可叫他统兵作战了。
43、太宗曰：卿尝言李{责力}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则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若何御之?
靖曰：为陛下计，莫若黜{责力}，令太子复用之，则必感图报，于理何损乎!
太宗曰：善！无疑矣。
太宗曰：李{责力}若与长孙无忌共掌国政，他日如何?
靖曰：{责力}忠义之臣，可保任也。无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亲，委之辅相。然外貌下士，内实嫉贤。故尉迟敬德而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旧，因以犯逆。皆无忌致其然也。陛下询及臣，臣不敢避其说。
太宗曰：勿泄也，朕徐思其处置。
[译文]
太宗问：你曾记过李{责力}深知兵法，天长日久还可以任用他么？如果不是我亲自控御恐怕就不能用了。将来太子治怎样控制他呢？
李靖答：为陛下打算，不如由你免去李{责力}的职务，将来由太子再来起用他，那他必定会感恩图报，这对于情理有什么损害呢！
太宗说：好！我没有怀疑了。
太宗问：若用李{责力}和长孙无总共同掌管国家大事，将来会怎么样呢?
李靖答：李{责力}为忠义之臣，我可以保证他能胜任。至于长孙无忌有辅佐陛下创业的大功，陛下又以肺腑至亲委任他做辅相。但是他表面上虽然谦恭下士，其实内心嫉能{女后}贤。所以尉迟敬德曾经当面指责过他的短处，[因为怕他报复]就引退了。侯君集恨他忘怀旧好，因而参加了废太子承乾的谋反。这都是长刃无忌造成的。陛下既然问到我，我不敢避而不谈。
太宗说：不要泄露，待我从长考虑后再作处理。
44、太宗曰：汉高祖能将将，其后韩、彭见诛，萧何下狱，何故如此?
靖曰：臣观刘、项皆非将将之君。当秦之亡也，张良本为韩报仇，陈平，韩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汉之势自为奋尔。至于萧、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设使六国之后复立；人人各怀其[日，则虽有能将将之才岂为汉用哉。臣谓汉得天下，由张良借箸之谋，萧何漕{车免}之功也。以此言之，韩、彭见诛，范增不用，其事同，臣故谓刘、项皆非将将之君。
大宗曰：光武中兴，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则善于将将乎？
靖曰：光武虽籍前构，易于成功，然莽势不下于项籍，寇、邓未越于萧、张，独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贤于高祖远矣。以此论将将之道，臣谓光武得之。
[译文]
太宗问：汉高帝善于统御将帅，后来韩信和彭越被杀，萧何又下狱，为什么这样对待功臣呢?
李靖答：我看刘邦、项羽都不是善于统御将帅的君王。当秦二将灭亡时，张良本来是想为韩国报仇，陈平、韩信都怨恨楚项王不肯重用，所以他们惜刘邦的势力来为自己谋求出路。至于萧何、曹参、樊哙、灌婴都是亡命之徒，投奔刘邦，高祖因为用了这些人才得了天下。假若当时使六国的后代重新复国，这些人必因怀念旧主而离去，刘邦纵有御将才能，他们又怎能为汉所用呢!我认为刘邦之所以能得天下，是由于张良借箸之谋和萧何漕{车免}之功。以此来说，韩信和彭越的被杀，以及范增的不被重用，这两件事情是相同的。所以说刘邦和项羽都不是善于统御将帅的君王。
太宗问：光武中兴以后，为了保全功臣，不让他们主管朝政，这是善于统御将帅吗?
李靖答：光武虽然凭籍前人的基业容易成功，然而王莽的权势不下于项羽、邓禹和寇恂的才能也没有超过萧何和张良，可是光武独能以至诚待人，使用温和的政策保全功臣，这就比高祖贤明多了。以这样事例未评论统御将帅的方法，我认为光武是成功的。
按：汉初张良遇高祖进食时，即席借箸(筷子)画策，萧何漕挽之功，是指萧何能够持续不断提供粮草援助之功。
45、太宗曰：古者出师命将，斋三日，授之以钺曰：从此至天将军制之。又授之以斧曰：从此至地将军制之。又推其毂曰：进退难时。既行，军中但闯将军之令，不闻君命。朕谓此礼久废，今欲与卿参定遣将之仪，如何?靖曰：臣窃谓圣人制作致斋于庙者，所以假威于神也；授斧钺又报其毅者，所以委寄以权也。今陛下每有出师，必与公卿议论，告庙而后遣，此则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将，必使之便宜从事，此则假以权重矣。何异于致斋推毂邪!尽合古礼，其义同焉。不须参定。
上曰：善。乃命近臣书此二事为后世法。
[译文]
太宗问：古时出兵作战任命大将时，君王必先斋戒三天，然后将钺授给他说：从此上至天的事情由将军全权处理。又将斧投给他说：从此下至地的事情由将军全权处理。又推着他的车子说：军队进退由你根据情况决定。出发以后，军中只听将军的指挥，不等待君王的令。我以为这种礼仪早已废弃了。现在想和你参照古礼制定遣将的礼仪，你看如何？
李靖答：我认为圣人所制定的在宗庙斋成的礼仪。是为了假借神威；授给斧钺和推毂，是为了授给将军以军权。现在陛下每当出师作战，必先与公卿商议，并祭告宗庙而后派遣大将，这样假威于神的礼仪算是做到了；每当任命大将，必使他们见机行事，就是给了他们很大的权力。这与斋戒推教有什么区别呢！这是完全符合古札的，其义也相同，所以不须再来参照制定了。
太宗说：好。于是就命近臣记载上这两件事做为以后遣将的法度。
46、太宗曰：阴阳术数，废之可乎?
靖曰：不可。兵者诡道也，托之以阴阳术数，则使贪愚，兹不可废也。
太宗曰；卿尝言天官时日，明将不法，闻者拘之，废宜然。
靖曰：昔纣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兴，天官时日，甲子一也，殷乱周治，兴亡异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军吏以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废明矣。然而田单为燕所围，单命一人为神，拜而词之，神言：“燕可破。”单于是以火牛出击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诡道。天官时日，亦犹此也。
太宗曰：田单托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蓍龟而灭纣，二事相反，何也?
靖曰：其机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顺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毁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后行。此则因军中疑惧，必假卜以问神焉。太公以谓腐草枯骨无足问，且以臣伐君，岂可再乎！然观散宜生发机于前，太公成机于后，逆顺虽异，其理致则同。臣前所谓术数不可废者，盖存其机于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
（注：是一很好的工具，不可废除也，可用则用，不可用则除也）
[译文]
太宗问：阴阳术数可以废除吗?
李靖答：不可。用兵是讲求诡诈之道的，假托阴阳术数，是使贪婪愚昧之人的一种办法，所以不可废除。
太宗说：你曾说过天官时日，明智的将领不以为法，是不用的，而愚昧的将领却往往受它拘束，废除了也是应该的。
李靖说：从前商纣在甲子日出兵遭到灭亡，而周武王在甲子日出兵获得成功，按天官时日讲，同是一个甲子日，结果是殷乱周治，兴亡不同。又宋武帝在“往亡日”兴兵讨伐南燕，将吏们以为不可，宋武帝说：“我一前往，他就灭亡。”后来果然战胜了南燕。由此来说，阴阳术数可以废除是很明显的了。然而齐将田单在即墨被燕军围困时，命一人假装神师，亲自礼拜词祭，神师说：“燕军可以破。”于是田单以火牛出击，大破燕军。这就是兵家诡作之道。天官时日的说法，也是这样的。
太宗问：田单假托神怪破了燕军，可是太公焚毁蓍龟而灭了商纣，二事相反[但都获得成功]，是什么故呢?
李靖答：其巩固军心的动机是一致的，不过，有的采用相反的办法而取得成功，有的顺应当时的情况而采取有利的行动就是了。从前太公辅佐武王伐纣，进军到牧野，忽然遇到宙雨，旗鼓都被折毁，谋臣散宜生想占卜问吉然后行动，这是因为当时军心疑惧，必须假借占卜问神以安军心。太公认为腐草枯骨没有请问的必要，况且反这是以臣伐君，怎能等待吉日再行举事呢。看起来散宜生产生用占卜巩固军心的动机于前，太公采用毁蓍龟成全巩固军心的动机于后。逆顺虽然不同，道理却是一样的。我在前面所说的阴阳术数不可废除，是为了用这种办法来防忠于未然。至于一切事情的成功，主要还决定于人的努力。
47、太宗曰：当今将帅，唯李勋、道宗、薛万彻，除道宗以亲属外，孰堪大用?
靖曰：陛下尝言勋、道宗用兵不大胜亦不大败，万彻若不大胜即须大败。臣愚思圣言，不求大胜亦不大败者，节制之兵也；或大胜或大败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孙武云，“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节制在我云尔。
[译文]
太宗问：现在的将帅，只有李{责力}、道宗、薜万彻。这三人中，除 了道宗是亲属之外，那个可以童用呢?
李靖答：陛下曾说李{责力}、道宗用兵不大胜也不会大败。薛万彻芳不大胜就是大败。我考虑圣上的话，不求大胜也不会大败的，是有节制的军队；或者大胜或者大败的，是凭侥幸成功的军队。所以孙武说，“善于指导作战的人，使自己常处于不败的地位，而不失去任何击败 敌人的机合”，指挥掌握在我而已。
48、太宗曰：两陈相临，欲言不战，安可得乎?
靖曰：昔晋师伐秦，交绥而退。《司马法》曰：“逐奔不远，纵绥不及”。臣谓绥者，御辔之索也。我兵既有节制，彼敌亦正行伍，岂敢轻战哉。故有出而交绥，退而不逐，各防其失败者也。孙武云：“勿击堂堂之陈，无邀正正之旗。”若两陈体均势等，苟一轻肆，为其所乘，则或大败，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战，有必战；夫不战者在我，必战者在敌。
太宗曰：不战在我，何谓也?
靖曰：孙武云：“我不欲战者，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敌有人焉，则交绥之间，未可图也，故曰不战在我。夫必战在敌者，孙武云： “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本待之。”敌无人焉，则必来战，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战者在敌。
太宗曰：深乎，节制之兵！得其法则昌、失其法则亡。卿为纂述历代善于节制者，具图来上，联当择其精微，垂于后世。
靖曰：臣前所进黄帝、太公二陈图，并《司马法》、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历代名将用其一二而成功者亦众矣。但史官鲜克知兵，不能纪其实迹焉。臣敢不奉诏，当纂述以闻。
[译文]
太宗问：双方对阵，要想不战，怎能办得到呢?
李靖答：从前晋国与泰国作战，刚一接触双方就退兵了。《司马法》说：“追击败退的敌人不要追得太远，跟踪撤退的敌人不要跟得太紧。”我所说的“绥”，就是驾御马的缰绳。我军的行动既有节制，敌军的队伍也很严整，这样怎敢轻于交战呢?所以才有两军临战而退，退而不追的情况，这都是为了预防各自的失败。孙武说：“不要攻击阵容强大的敌军，不要袭击旗帜整齐的敌人。”假若双方势均力敌，一旦轻举妄进，为敌所乘，就会大败，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所以，用兵有不战，有必战的说法。不与敌人作战，是由于我的条件不足：必与敌人作战，是在于敌人有隙可乘。
太宗问：不与敌人作战，是由于我的条件不足，这是指什么说的呢?
李靖答：孙武说：“我不想和敌人作战，虽然画地而守，敌人也无法同我作战，那是因为使敌人陷于迷惑而不知所措的缘故。”如果敌方有善于指挥的人，在两军交战时，就难于取胜，所以说不与敌战，是因为自己的条件还不具备。至于必与敌人作战，是在于敌人有隙可乘，孙武说：“善于调动敌人的，是显示各种假象，使敌人信以为真听从调动；给敌人一些好处，敌人就会贪利来取，用小利调动敌人，用主力待机打击它。”如果敌方没有善于指挥的人，必然轻率来战，我便乘隙击破它。所以说必与敌人作战，是在于敌人有隙可乘。
太宗说：节制之师的道理很深奥啊！掌握这个法则就会胜利，违背这个法则就会失败。你可去编纂历代善于节制军队战斗行动的战例，并绘制成图呈送上来，我要选择其中最好的传于后世。
李靖答：我以前呈送的黄帝、太公二阵图和《司马法》以及诸葛亮的奇正之法，都已经很详细了，历代名将运用其中一、二而取得的为数很多。但史官懂得用兵的很少，因此，他们不能记载战争实事迹。我一定遵照命令编纂上报。
49、太宗曰：兵法孰为最深者？
靖曰：臣常分为三等，使学者当渐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将法。夫道之说至微至深，《易》所谓聪睿智神武而不杀者是也。夫天之说阴阳，地之说险易。用兵者，能以阴夺阳，以险攻易，孟子所谓天时地利者也。夫将法之说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谓得士者昌管仲所谓器必坚利者是也。
太宗曰：然。吾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以是较量孙武著书，三等具焉。
靖曰：观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别矣。若张良、范蠡、孙武脱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尔乎。若乐毅管仲、诸葛亮战必胜，守必固，此非察天时地利，安能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谢安之守晋，非任将择材，缮完固，安能尔乎。故习兵之学，必先由下以及中，由中以上，则渐而深矣。不然，则垂空言，徒记诵，无足取也。
太宗曰：道家忌三世为将者，不可妄传也。不可不传也。卿其慎之。
靖再拜出，尽传其书与李{责力}。
（注：下学而上达）
[译文]
太宗问：古人的兵法，哪家是最深奥的?
李靖答：我曾把兵法分为三等，使学习的人循序渐进，逐步达到精通。一是“道”，二是“天地”，三是“将法”。所谓“道”是极为精深微妙的，就是《易经•系辞》所说的最有智慧的人，是不用刑杀而能服人的；所谓“天”是指夜间和白昼而言；所谓“地”是指险易而言。善于用兵的人，能够利用夜间以夺取白天难以取得的胜利，能够利用不利地形去进攻处于有利地形的敌人。孟子所说天时、地利就是这个道理。所谓“将法”，是指善于任用贤能和使用优良的兵器，就是《三略》所说的“得到贤能之士就能胜利”，和管仲所说的 “器械必须坚固锋利”的道理。
太宗说：是这样。我认为不战而使敌人屈服的是上等，百战百胜的是中等，深沟高垒坚阵防守的是下等。按这样比较，孙武兵法三说法都有了。
李靖说：看了古人的文章，推究古人的事迹，也就可以看出差别了。如张良、范蠡、孙武三人成功以后，就毫无牵挂地超然引退，不知去向，若不是懂得“道”的微妙，怎能那样呢！如乐毅，管仲、诸葛亮能够战必胜，守必固，若不是明察天时地利，怎能那样呢！其次如王猛的安定前秦，谢安的捍卫东晋，若不是善于任用良将选择才，修备甲兵以求自固，怎能那样呢！所以学习兵法，必须先由下到中等，由中等到上等，就能逐渐由浅入深了。不然的话，就不过是只尚空谈，只知道背诵兵法的条文，那是不足取法的。
太宗说：道家的说法，忌讳三代为将，是说兵法不可妄传，但不可不传，你应慎重传授。
李靖再拜后退出，将他的全部兵书传授与李{责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