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凡人之大体，取舍同者则相是也，取舍异者则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誉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谓同取；人臣之所毁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谓同舍。夫取舍合而相与逆者，未尝闻也。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者，人主非有术数以御之也，非参验以审之也，必将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于上而臣必重于下矣，此之谓擅主之臣。
【译文】凡是奸臣都想通过依顺君主的心意来取得被亲近宠爱的地位。因此君主有所喜爱的，奸臣便跟着赞誉；君主有所憎恶的，奸臣便跟着诋毁。凡是人大体的情形，取舍相同的就互相认可，取舍不同的就互相反对。现在奸臣所赞美的，就是君主所认可的，这就称之为共同的取向；奸臣所诋毁的，就是君主所反对的，这就称之为共同的舍弃。那对于事物的看法取舍一致而人与人之间再互相对立发生冲突的事，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就是奸臣所以被君主信任和宠爱的道理。奸臣是能够凭借被君主信任和宠爱的地位来毁谤或称赞、提拔或罢免群臣的人，君主如果没有权术去驾驭他，不用参验形名的办法去审察他，那就会因为他过去和自己的观点一致而轻信他现在的话，这就是那些得宠的奸臣所以能够欺骗君主而成就私利的原因。所以君主必定在上面受欺骗而奸臣必定在下面掌握重权，这就称之为能控制君主的奸臣。
【说明】本篇奸劫弑臣，是指奸臣、劫臣、弑臣等几种人，本节则是论述奸臣，这种奸臣就是会迎合领导心意，善于溜须拍马，这种人到现在都非常多。要说人与人之间有共同的取向，那是很正常的，因为世界观、价值观相同。但君主与臣下、领导人与被领导人，其世界观、价值观往往都是不同的。内在的世界观、价值观不同，可是表面上装着相同，这就是奸臣、奸人。所以做领导的，千万不要轻信部下与自己意见相同，除非这个下属很有主人翁精神，很有主人意识。而对于很有主人意识的下属，什么都为主人考虑的下属，那可就要当心了，因为他可以代替你做好一切事情，因而就使得领导人变得无足轻重，可有可无。这样你就会失去所有权势。当然，有彻底忠诚的人，有至死忠诚的人，但也有假装忠诚的人，而且某些小忠诚会把你活活害死。不可不辨也。
【原文】国有擅主之臣，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为臣，尽力以致功、竭智以陈忠者，其身困而家贫，父子罹1其害；为奸利以弊2人主、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治国若此其过也，而上欲下之无奸、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积功劳而求安，是犹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几3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趋富贵、事上而求安，是犹聋而欲审清浊之声也，愈不几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无相比周、蔽主上、为奸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人主之义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无规矩而欲为方圆也，必不几矣；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是犹以足搔顶也，愈不几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无废法、行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君上之法矣。故以私为重人者众，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于上而臣成党于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简公者也4。
【注释】1.罹：（lí厘）唐李朝威《柳毅传》：“远罹构害。”清方苞《狱中杂记》：“无罪者罹其毒。”这里用为遭受、遭逢之意。
2.弊：通“蔽”。《周礼•大宰》：“八曰官计以弊邦治。”《周礼•司寇》：“凡庶民之狱讼以邦成弊之。”《老子•四十五章》：“大成若缺，其用不弊。”《韩非子•难一》：“见知不悖于前，赏罚不弊于后。”这里用为遮盖、遮挡之意。
3.几：古通“机”。《易•屯•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诗•小雅•楚茨》：“卜尔百福，如几如式。”《法言•先知》：“或问为政有几。”《文心雕龙•情采》：“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这里用为机会之意。
4.田常、齐简公：见《韩非子•二柄》第一节注释。
【译文】国家有了可以擅自作主的大臣，那么群臣就不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来表达自己对君主的忠诚，百官下面的办事员就不可能奉公守法来做出自己的成绩了。怎么样明白这些呢？对安全有利的就靠近它，对危险有害的就离开它，这是人之常情。如今做臣下的，竭尽全力来建立功业、绞尽脑汁来向君主效忠的人，他们自身困苦而家里贫困，父母子女都受到拖累；而那些做邪恶之事来谋取私利以至于蒙蔽君主、赠送财物来奉承贵重的大臣的人，本身地位尊贵家庭富裕，父母子女都享受到恩惠，人怎么能离开安全有利的道路而去靠近危险有害的地方呢？治理国家象这样就错了，而君主想要下属没有奸臣、官吏都奉公守法，这种局面不可能得到是很明显的。所以君主身边的近臣知道忠贞诚实是不可能用来取得安乐和利益的，就一定会说：“我以忠诚信用侍奉上级，积累功劳来求取安乐，就好像是瞎子想知道黑色和白色的情况一样，必然是没有机会的；如果用正道教化、行为于正理、不趋向富贵权势、侍奉上级而求得安乐，就好像是聋子想要辨别声音的清亮与重浊一样，更加没有机会。这两种办法都不可能用来取得安乐，我怎么能不和别人互相勾结、蒙蔽君主上级、去干邪恶的勾当来迎合那些重臣呢？”这种人必然是不顾上下级关系的行为方式了。那些百官下属的办事员也知道依靠方正是不可以得到安乐的，他们必然会说：“我以清正廉洁侍奉上级而求取安乐，就象是没有圆规和矩尺却要画方形和圆形一样，必然是没有机会的；如果以奉公守法、不结党营私、干好本职工作来求取安乐，就象是用脚来搔头顶，更是没有机会。这两种办法都不可能用来求得安乐，我能不废弃法令、行为于私下勾当来迎合那些重臣呢？”这种人必然是不顾君主上级的法令了。所以用私下行为迎合重臣的人众多，而用法令来侍奉君主的人就少了。因此君主上级孤立在上而群臣结党营私在下，这就是田常之所以杀死齐简公的原因。
【说明】本节所述的是弑臣，奸臣、弑臣的产生，关键在于行为于正道不被举用，反而是依靠结党营私的人能得到重用。这就迫使很多人不得不去走邪门歪道，以期得到安乐和利益。从根源上追究，这都是最高领导人的过错。如果一个单位、一个企业的最高领导人那里只有正道可走，那么下属就很难去走邪门歪道。只要领导人有一点点偏私，那么下级就会有机可乘，就会逐渐掌握大权，最后就会杀掉、或废除领导而自立。所以，凡事不要骂下级无能，不要骂下级很坏，因为一切的根源在于领导人自己。
【原文】夫有术者之为人臣也，得效度数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国者也。是以度数之言得效于前，则赏罚必用于后矣。人主诚明于圣人之术而不苟1于世俗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因2参验而审言辞，是以左右近习之臣，知伪诈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奸私之行、尽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与比周、妄毁誉以求安，是犹负千钧之重陷于不测之渊而求生也，必不几矣。”百官之吏亦知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犹上高陵之颠堕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几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虚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贪渔下？是以臣得陈其忠而不弊，下得守其职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齐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
【注释】1.苟：《诗•唐风•采苓》：“人之为言，苟亦无信。”《礼记•曲礼上》：“临财毋苟得。”《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荀子•不苟》：“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仆虽怯儒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韩诗外传》：“不恤乎公道之达义，偷合苟同，以持禄养者，是谓国贼也。”这里用为随便之意。
2.因：《诗•鄘风•载驰》：“谁因谁极。”《诗•大雅•皇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荀子•议兵》：“因其民，袭其处。”《韩非子•五蠹》：“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因人成事者。”《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这里用为依靠，凭借之意。
【译文】那有法术的人作为臣子，能够效法度量规矩的言论，对上能明白表达君主法令，对下能使奸臣走投无路，以此来使君主尊贵国家安定。因此度量规矩的言论能得到效法在前，那么赏罚就能够在后施行。君主诚信明白于圣人的办法而不跟随于世俗的言论，根据名称和事实是否符合来确定是非，凭借对事实的检验来审察言论，那么君主身边亲近熟悉的宠臣，就会知道诡诈伪善是不可以用来求取得安乐的，就一定会说：“我不抛弃邪恶的行为方式，、尽心竭力来侍奉君主，而竟然以相互结党营私、胡乱毁谤赞誉来求取安乐，就象是背着上千斤的重负掉到了深不可测的水潭中还想求得生存一样，必然是没有机会的。”百官下属的办事员也知道干邪恶的勾当取利是不可以得到安乐的，必然会说：“我不用清正廉洁方正为人奉公守法来求取安乐，而竟然用贪利卑污的念头违反法令来谋取私利，就象是登上高山的山顶又坠落到峻峭的溪谷下求得生存一样，必然是没有机会的。”安乐和危险的道路就是这样明白，那些左右近臣怎么能用假话虚言来迷惑君主？而群臣百官又怎么敢因为贪婪而渔肉百姓？因此臣下能够向君主陈述自己的忠诚而不蒙蔽君主，下级能忠于职守而不怨天尤人。这就是管仲之所以治理齐国而商鞅之所以强大秦国的道理。
【说明】本节紧接上节，说到根源了，根本原因其实就在于“明于圣人之术而不苟于世俗之言”，这就要求领导人要有主见，要行正道，那么下级无机可乘，也就跟随着走正道了。走正道能够得到安乐和利益，谁不愿意呢？其实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义礼智信”，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选择最佳行为方式，就能得到安乐和利益。
【原文】从是观之，则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则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虽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奸邪，而国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离娄1乃为明也，非耳若师旷2乃为聪也。目必不任其数3，而待目以为明，所见者少矣，非不弊之术也。耳必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未作而利本事。当此之时，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也，故轻犯新法。于是犯之者其诛重而必，告之者其赏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众，民疾怨而众过日闻。孝公不听，遂行商君之法。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私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此亦使天下必为己视听之道也。至治之法术已明矣，而世学者弗知也。
【注释】1.离娄：人名，古代一个视力极好的人，相传是黄帝时人，能于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孟子•离娄上》：“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2.师旷：春秋时代晋国的著名乐师。
3.数：《周礼•地官•大司徒》：“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老子•五章》：“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孟子•告子上》：“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荀子•荣辱》：“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荀子•解蔽》：“数为蔽：欲为蔽，恶为蔽。”《商君书》：“故为国之数，务在垦草。”这里用为道数，方法之意。
【译文】从上面的论述来看，那么圣人治理国家，本来就有使人不得不爱我的道路，而不是依靠别人因为仁爱的原因才来为我效劳。依靠别人因为仁爱的原因来为我效劳的人是危险的，依靠我自己使人不得不为我效劳的人能得到安乐。君臣之间并没有骨肉之亲，正直无邪的道路可以得到利益，那么臣下就会尽力侍奉君主；正直无邪的道路不可以得到安乐，那么臣下就可以行为于私利以干扰上级了。明白的领导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就设立了利益和危害的道路来告示天下而已。因此君主虽然不用亲口去教育百官，不用亲眼去审视奸邪，而国家却已经治理好了。所谓人民的主人，并不是说眼睛像离娄那样才算视力好，也不是说耳朵像师旷那样才算是听觉灵敏。观察事物如果不使用办法，而要依靠自己的眼睛来作为视力看明白，那么所能看见的就很少，这决不是不受蒙蔽的办法。打听情况如果不依靠形势，而依靠耳朵作为自己的听力，那么能听到的就很少了，这决不是不受欺骗的办法。所谓明白的君主，使天下的臣民不得不为自己去观察事物，使天下的臣民不得不为自己去打听情况，所以自己虽在深宫之中而能明察四海之内。而天下臣民不能蒙蔽不能欺骗自己，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愚昧混乱的道路废除而使自己耳聪目明的权势兴盛起来了。所以善于运用权势的人国家安定，不知道凭借权势的人国家危险。古时候秦国的风俗，君臣废弃法治而用自己的私智，因此国家混乱兵力衰弱而君主地位卑微。商君劝说秦孝公改变旧法、移风易俗来彰明奉公的原则，奖赏告发奸邪的行为，遏制枝末事业而做根本的农业。在这个时候，秦国人民习惯于有罪可以赦免，无功劳可以得到显贵的风俗，所以轻易地就可以触犯法令。于是对违犯新法的人惩罚很重而且一定执行，对告发奸邪的人奖赏优厚而且诚守信用。所以奸邪没有不被发现而且受到惩处的人很多，百姓痛恨埋怨新法而且责难的人日益众多。秦孝公不听，还是继续推行商君新法。民众后来知道有罪必然被惩罚而被惩处的私行和奸人很多，所以民众不敢再违背新法，致使刑法没有办法再增加了。因此国家得到治理而兵力强盛，国土广阔而君主尊贵。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对包庇隐藏罪犯的人处罚严厉而且对告发奸邪的人奖赏丰厚。这也是使天下的臣民必须为自己去监察打听情况的办法。能使国家大治的法术已经是这样明白了，而现今社会上那些学者却一点也不知道。
【说明】本节论述的治国之法，其实中心就是一个，用法治，不用人治。用法治，就是君主自己也要守法，用人治，君主当然首先就可以不守法。然而这个“法治”，到现在仍然很难实行，原因就是每一层领导人自己首先不想守法，因为守法是不自由的，是受约束的，不能随自己的心意说了算。如果每一个领导人自己都想超脱在法之外，那么任何一个单位都是治理不好的。
【原文】且夫世之愚学，皆不知治乱之情，襵1裌2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智虑不足以避阱井之陷，又妄非有术之士。听其言者危，用其计者乱，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与有术之士有谈说之名，而实相去千万也，此夫名同而实有异者也。夫世愚学之人比有术之士也，犹蚁垤3之比大陵也，其相去远矣。而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4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顾以为暴。愚者固欲治而恶其所以治，皆恶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以危也。圣人为法国者，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知之者，同于义而异于俗；弗知之者，异于义而同于俗。天下知之者少，则义非矣。
【注释】1.襵：《广雅•释诂四》：“襵，诎也。”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七十三：“襵犹叠也。”本意为折叠之意。
2.裌：(jiá颊)古同“袷”。古代交叠于胸前的衣领。襵裌：这里引申为意谓反复折叠似的诵读之意。
3.垤：（die迭）《诗•豳风•东山》：“鹳鸣于垤。”《孟子•公孙丑上》：“麒麟之於走兽，凤凰之於飞鸟，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类也。”《荀子•宥坐》：“如垤而进，吾与之。”《方言》十一：“蚍蜉其场谓之坻，或谓之垤。”宋黄庭坚《次韵子瞻赠王定国》：“百年炊未熟，一垤蚁追奔。”这里用为小土堆之意。
4.陵：《易•渐•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国语•晋语十一》：“袭侵之事，陵也。”《礼记•中庸》：“在上位，不陵下。”《荀子•致士》：“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苍颉篇》：“陵，侵也。”《玉篇•阜部》：“陵，犯也。”《广韵•蒸韵》：“陵，侮也。”这里用为侵犯之意。
【译文】况且现今世上的那些愚蠢的学问，都不知道治理混乱的情况，只知道反复折叠地诵读古代书籍，用来扰乱当今世上的治理；他们的智谋思虑还不够用来避开掉入陷阱的危险，还要盲目地非难有法术的人。听信他们言论的人危险，使用他们计谋的人思想混乱，这就是最愚蠢对国家危害最大的人。他们与有法术的人一样有谈论言说的名声，但实际上却相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名声相同而实质不同的人。那些世俗愚蠢学问的人相比于有法术的人，就好象是蚂蚁洞口的小土堆相比于大山一样，相差得太远了。而圣人，能审视是非曲直的实际情况，能明察治理混乱的情形。所以他们治理国家，公正彰明法令，设置严厉的刑法，将用来解除群众遇到的混乱，消除天下的灾祸，使强者不侵犯弱者，多数人不残害少数人，老年人得尽享天年，幼孩孤儿能得到成长，边境不受侵犯，君臣能够亲密相处，父子间能够互相保护，而没有战死逃亡被囚禁俘虏的祸患，这就是最大的功绩啊！愚蠢的人不知道这些，反而以为这是暴政。愚蠢的人固然知道要治理但却憎恶这样的治理，都憎恶危亡但却喜欢导致危亡的因素。怎么样知道这些？那严刑重罚，是民众所厌恶的，而国家却能够得到治理；同情怜悯百姓而减轻刑罚，民众就很喜欢，但国家却会因此而灭亡。圣人为法于国，必然是违逆世俗而顺应治国的道路和规律。懂得这个道理的人，行为方式相同而不同于世俗之人；不知道这个道理的人，行为方式不相同而与世俗相同。天下知道这个道理的人少，那么行为方式就都不相同了。
【说明】本节所述，是愚与智的问题，要法治不要人治，也就是愚与智的问题。用人治，愚蠢之人多，且不好辨别，而且他们所带来的危害更大。虽然法治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立法、执法的阶级性、阶层性，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会导致愚蠢的人立法、执法，但相比于人治，毕竟还是稍好一点。韩非提出的这些，很值得我们现代人深思，为什么要有国家组织、国家机构，国家的组织机构是用来干什么的，难道是为了某些人谋取利益的吗？如果国家都不存在了，个人利益还会存在吗？
【原文】处非道之位，被众口之谮，溺于当世之言，而欲当严天子而求安，几1不亦难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显于世者也。楚庄王2之弟春申君3有爱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曰甲。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伤其身以视君，而泣曰：“得为君之妾，甚幸。虽然，适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适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适二主。其势不俱适，与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赐死君前。妾以赐死，若复幸于左右，愿君必察之，无为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诈，为弃正妻。余又欲杀甲而以其子为后，因自裂其亲身衣之里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强戏余。余与争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于此矣。”君怒，而杀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诈弃，而子以之死。从是观之，父之爱子也，犹可以毁而害也。君臣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亲也，而群臣之毁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贤圣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车裂于秦、而吴起之所以枝解于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诛，无功者皆欲尊显。而圣人之治国也，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者也。然则有术数者，之为人也，固左右奸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听也。
【注释】1.几：《左传•昭公十六年》：“几为之笑而不陵我?”《老子•二十章》：“唯之与阿，相去几何？”《战国策•赵策》：“年几何矣。”《孟子•离娄上》：“子来几日矣？”《乐府诗集•陌上桑》：“罗敷年几何。”这里表示疑问之意。
2.楚庄王：春秋时期五霸之一。公元前613——591年在位。《韩非子•有度》：“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
3.春申：人名。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大夫。《荀子•成相》：“展禽三绌，春申道缀，基毕输。”
【译文】处在被非议的地位，又受到众人的诬陷，淹没在当今世俗的流言蜚语中，却想面对着严厉的君主来求取安乐，这难道不困难吗？这就是有智谋的法术之士到死也不能在社会上显名的原因啊。楚庄王的弟弟春申君有个爱妾名叫余，春申君正妻的儿子名叫甲。余想要春申君抛弃正妻，便弄伤自己身体来让春申君看，她哭着说：“我能够做您的妾，感到十分幸运。但即使如此，顺从了夫人就无法来侍候您，顺从了您却又无法侍候夫人。我自身本来就不成器，没有能力同时顺从侍候两个主子。实际情形不能够都适宜，与其死在夫人那里，不如在您面前赐我一死。我如果被恩赐死后，您又爱上身边的其他人，希望您一定要明察这种情形，不要成为别人的笑柄。”春申君相信了妾余的欺诈，为了妾而抛弃了正妻。余又想杀掉甲而让她的儿子作为继承人，便撕裂了自己贴身衣服的里层来给春申君看，并哭着说：“我余得到您的宠爱时间已经很长了，甲又不是不知道，今天他竟然要强行调戏我。我与他抗争，以至于撕裂了衣服。这个儿子这样不孝，没有什么罪行比这更大了。”春申君发怒，便杀掉了甲。所以春申君的正妻因为妾余的欺骗而被遗弃了，儿子也因此被杀死。这样来看，父亲之爱儿子，但仍然可以因为别人的谗毁而杀害儿子。君臣之间的相互交往，并没有父子之间那样的亲密，而群臣的诽谤谗毁，还不是单单出自于一个妾的口，怎么能奇怪贤能圣明的人被杀戮呢？这就是商鞅之所以在秦国被五马分尸、也是吴起在楚国被肢解的原因。凡是做人臣子的，有罪本来就不想被惩处，无功却想得到显贵。而圣人治理国家，奖赏不加给没有功劳的人，而惩罚必然要行为于有罪的人。然而有法术之士的为人，本来就是左右奸臣所要陷害的，并不是明白的君主不能听信法术之士的言论。
【说明】本节紧接上节，所描述的是很多忠诚正直的人的遭遇，也是为上面所论述的而举的例子。俗话说，九个人说抵不上一个人掇，尤其是那些昏庸糊涂而且愚昧无知的领导人，偏听偏信，不仅草菅人命，而且最后把自己也搭进去了。这也就是奸劫弑臣的危害所在。
【原文】世之学者说人主，不曰“乘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臣”，而皆曰“仁义惠爱而已矣”。世主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者不止。国有无功得赏者，则民不外务当敌斩首，内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货财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不亡何待？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无棰1策2之威、衔橛3之备，虽造父4不能以服马；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王尔不能以成方圆；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为治。今世主皆轻释重罚严诛，行爱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几也。故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劝之，使民为功赏而不以仁义赐；严刑重罚以禁之，使民以罪诛而不以爱惠免。是以无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托于犀5车良马之上，则可以陆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则可以水绝江河之难；操法术之数，行重罚严诛，则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国之有法术赏罚，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水行之有轻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汤以王；管仲得之，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以牵于世俗之言；适当世明主之意，则有直任布衣之士，立为卿相之处；处位治国，则有尊主广地之实：此之谓足贵之臣。汤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为五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广，兵以强。故有忠臣者，外无敌国之患，内无乱臣之忧，长安于天下，而名垂后世，所谓忠臣也。若夫豫让6为智伯臣也，上不能说人主之明法术度数之理以避祸难之患，下不能领御其众以安其国。及襄子之杀智伯也，豫让乃自黔劓7，败其形容，以为智伯报襄子之仇。是虽有残形杀身以为人主之名，而实无益于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齐者，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饿死首阳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注释】1.棰：（chui锤）《荀子•儒效》：“笞棰暴国。”《荀子•正论》：“捶笞膑脚。”《汉书•路温舒传》：“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这里用为打击之意。
2.策：《左传•文公十三年》：“绕朝赠之以策。”《论语•雍也》：“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礼记•曲礼》：“则仆执策立于马前。”汉晁错《论贵粟疏》：“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本义是指驾驭马匹的工具，包括缰绳之类。引申为驾驭马匹。
3.橛：(jué掘)即马嚼子。马口中所衔的横木。后亦用金属制成。
4.造父：西周时期周穆王的车夫，传说最善于驾驭马车。
5.犀：《诗•卫风•硕人》：“领如蝤蛴，齿如瓠犀。”《汉书•冯奉世传》：“器不犀利。”《后汉书》：“虽有犀舟劲楫,…,有须者也。”这里用为锋利、坚固之意。
6.豫让：人名。春秋末期晋国人，原为晋卿智伯的家臣，公元前453年，赵襄子杀智伯，他决心为智伯报仇，就改名换姓，自毁容貌，用漆涂身而破坏皮肤，吞炭使哑，一再谋划刺杀赵襄子，没有成功，被逮捕后自杀身亡。
7.劓：（yi艺）《易•睽•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易•困•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书•盘庚中》：“我乃劓珍灭之，无遗育。”孔传：“劓，割也。”《玉篇•刀部》：“劓，割也。”原意为古代割鼻之刑。
【译文】世俗的那些学者劝说君主，不说“凭借威严的权势去抑制奸邪的臣子”，却都说“只要仁义惠爱就可以了”。当代君主欣赏仁义的名声而不考察它的实质，因此程度严重的国家灭亡君主身死，程度稍轻的国土削弱而君主地位卑微。怎么样明白这些呢？那施舍周济贫困的，就是世俗所谓的仁义；同情怜悯百姓而不忍心施行惩罚的，就是世俗所谓的惠爱。但有了对贫困者的施舍，那么没有功劳的人就会得到奖赏；不忍心施行惩罚，那么暴虐作乱的人就不会得到禁止。国家有了没有功劳就能得到奖赏的人，那么臣民对外就不会致力于抵挡入侵的敌人而斩首杀敌，在国内就不着急尽力从事农耕，都想进行贿赂去奉承豪门贵族、做私下的好事来树立声誉并取得高官厚禄。所以奸私之臣越来越多，而暴虐作乱的党徒也越来越勇敢，想要国家不灭亡还等待什么？那严刑，是民众所畏惧的；重罚，是民众所厌恶的。所以圣人设置了民众畏惧的严刑来禁止奸邪，设置了民众所厌恶的重罚来防备狡诈，因此国家安定而暴虐作乱的事不发生。我因此明白了仁义惠爱是不够用的，而严刑重罚是可以治理国家的。没有鞭挞驾驭马的威势、及马口中马嚼子的装备，虽然是造父也不能驾驭骏马；没有圆规角尺的规范和墨线的正直，虽然是王尔也不能制作出方形和圆形；没有威严的权势、赏罚的制度，虽然是尧、舜也不能治理国家。如今的君主都轻率放弃了严刑重罚，奉行仁爱慈惠，而又想要有霸王的功业，那也是不可能有机会的。所以善于做君主的人，明确奖赏设置利益以劝勉民众，使民众以功劳奖赏而不以仁义受到恩赐；严刑重罚用来禁止，使民众以有罪被诛而不以仁爱慈惠得到赦免。因此没有功劳的人不敢奢望，而有罪过的人也不能幸免。把自己寄托在坚车骏马之上，那么就可以在陆地上克服山坡险阻造成的困难；凭着舟船的安稳，那么就可以在水上克服江河阻隔的困难；掌握了法术的办法，实行重罚严诛，那么就可以致力于霸王的功业。治理国家有了法术之法与赏罚之制，就好象是在陆地上有了坚车骏马、在水面上有了轻快的船只和船桨，乘坐上去就可以成就功业。伊尹掌握了法术，商汤因此而称王天下；管仲掌握了法术，齐国因此而称霸世界；商鞅掌握了法术，秦国因此而得以强大。这二个人，都是明白了君主称王称霸的道理，清楚能使国家安定强大的方法，而不把自己局限于世俗的议论之中；由于合乎当世明白的君主的心意，才会有直接被提拔任用的平民百姓，一下子坐到卿相的位置上的事。处在这样的地位来治理国家，那么就会有使君主尊贵国土扩大的实绩；这种人称之为值得尊重的大臣。商汤得到伊尹，只依靠百里方圆的领土就做了天子；齐桓公得到管仲，就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个霸主，九次连合诸侯，使天下归于一致；秦孝公得到商鞅，土地得以扩大，兵力得以增强。所以有了忠臣的君主，对外没有敌国的忧患，在内没有乱臣贼子的担忧，使天下长治久安，而且名声流传于后世，这才是忠臣。至于那豫让做了智伯的家臣，向上不能劝说自己的主子使他明了法术度数来避免遭受灾祸的忧患，对下不能领导民众来安定智伯的国家。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豫让就自己毁容割掉鼻子，毁坏了自己身体容貌，用这种办法替智伯报仇。这种人虽然有残害形体献出生命以为主人效劳的名声，而实际上对于智伯没有一丝一毫的好处。这是我所鄙视的，然而世俗之君主却以为他忠诚而崇拜他。古时候有伯夷、叔齐这种人，周武王把天下位置让给他们而他们不接受，两人宁愿饿死在首阳山上。象这样的臣子，不怕重罚严刑，不贪图优厚封赏，不可以用刑法来限制他们，不可以用奖赏来驱使他们，这就称之为没有益处的臣子。这种臣子是我瞧不起而抛弃的，但却是世俗之君主所赞赏而访求的。
【说明】本节紧接上节，昏庸糊涂的君主讲仁义惠爱确实坏事，但他们要搞严刑重罚也不是好事。韩非在本节所论述的有些偏激了，治理国家是需要用法，但法律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也就是说，韩非没有弄懂仁爱慈惠与严刑峻法之间的不同，社会需要法治，但社会也需要仁爱。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是要用仁爱之心来对待所有人民，用法律制度来管理社会。在这个问题上，韩非就没有他的老师荀子弄得明白。真怀疑他有没有看过他老师的《礼论》。
【原文】谚曰：“厉1怜王。”此不恭之言也。虽然，古无虚谚，不可不察也。此谓劫杀死亡之主言也。人主无法术以御其臣，虽长年而美材，大臣犹将得势擅事主断，而各为私急。而恐父兄豪杰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诛于己也，故弑贤长而立幼弱，废正的而立不义。故《春秋》2记之曰：“楚王子围3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齐崔杼，其妻美，而庄公4通之，数入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贾举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请与之分国，崔子不许；公请自刃于庙，崔子又不听；公乃走，逾于北墙。贾举射公，中其股，公坠，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5。”近之所见，李兑之用赵也，饿主父6百日而死；卓齿7之用齐也，擢湣王8之筋，悬之庙梁，宿昔而死。故厉虽痈9肿疕10疡11，上比于《春秋》，未至于绞颈射股也；下比于近世，未至饥死擢筋也。故劫杀死亡之君，此其心之忧惧，形之苦痛也，必甚于厉矣。由此观之，虽“厉怜王”可也。
【注释】1.厉：古同“癞”、“疠”。《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盗贼公行，而天厉不戒。”《管子》：“苗死，民厉。”《史记•范蔡传》：“漆身为厉。”《史记•刺客列传》：“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这里用为瘟疫、传染病、恶疮之意。
2.《春秋》：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按年记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间（前 722～前481或前479）的历史大事。该书略有残缺，尚保留一万六千多字。其纪年依据鲁国，记述范围却遍及当时整个中国。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
3.王子围：人名。春秋时期楚共王的儿子，名围，任楚国令尹，公元前541年杀楚王郏敖自立，即楚灵王。楚灵王：又称楚荆王，春秋时期楚国君主。
4.庄公：春秋时期齐国君主，名光。公元前553～548年在位。
5.景公：春秋时齐国的国君，名杵臼。公元前547～490年在位。《孟子•梁惠王下》：“昔者齐景公问於晏子曰。”《韩非子•十过》：“昔者齐景公游于海而乐之。”
6.主父：即赵武灵王，名雍。战国时期赵国的君主，公元前325～299年在位。前299年，他把王位传给小儿子何(赵惠文王)，自号“主父”。前295年，李兑帮助赵惠文王与赵武灵王长子章争夺君权，与公子成合谋，把赵武灵王围困在沙丘宫达三个月，赵武灵王因此被饿死。
7.卓齿：也写作淖齿。人名。战国时期楚国将领。公元前284年，燕、秦、楚等五国联合攻齐，燕将乐毅攻入齐国首都临淄，齐湣王逃到莒。后来楚国派卓齿率兵救齐，卓齿便做了齐湣王的相，接着他又杀掉湣王，与燕国瓜分掠夺到的土地和宝器。
8.湣王：战国时期齐国的君主，或作齐闵王、齐愍王，姓田，名地。齐宣王之子，约公元前300～284年在位。《荀子•王霸》：“索为匹夫不可得也，齐湣、宋献是也。”
9.痈：(yōng拥)一种毒疮，患者的皮肤和皮下组织发炎化脓，非常疼痛。中医指恶性脓疮。《后汉书•华佗传》：“佗以为肠痈。”汉王充《论衡•别通》：“鼻不知香臭曰痈。”
10.疕：(bǐ毕)一种头部生的疮，患者头发脱落，头痛。《周礼•天官•医师》：“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说文•疒部》：“疕，头疡也。”
11.疡：(yáng羊)疮、痈、疽、疖等的通称，创伤。《周礼•天官•医师》：“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尔雅》：“骨干疡为微。”《礼记》：“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说文》：“疡，头创也。”《释名》：“头有创曰疡。”
【译文】谚语说：“生恶疮的人也怜悯君王。”这是对君主不恭敬的话。虽然如此，古代没有虚妄的谚语，不可以不细加审察。这是针对那些被劫弑而死的君主说的。君主没有法术来驾御臣子，虽然长时期可以得到美好人才，但大臣还是会取得君主权势独断政事而主观臆断，而各自为他们的私事着急。他们害怕君主的叔伯兄弟以及豪杰之士凭借君主的权力来约束和惩办自己，所以他们就杀掉贤能年长的君主而拥立年幼懦弱的君主，废除正常继位的而拥立不该继位的人。所以《春秋》上记载说：“楚国的王子围受君主委托将到郑国去进行国事访问，还没有出境，听说楚王生病便返回来了。接着乘去慰问楚王疾病的机会，用自己帽带把楚王勒死了，然后就自立为王。齐国大夫崔杼，他的妻子崔氏很漂亮，而齐庄公与她私通，好几次来崔氏的卧室。等有一天齐庄公又来时，崔杼的家臣贾举率领门徒来打齐庄公。齐庄公跑进房间，请求和崔杼瓜分齐国，崔杼不肯；齐庄公请求在宗庙里用刀自杀，崔杼也不肯听从；齐庄公就逃跑，翻越北边的围墙。贾举用箭射齐庄公，射中他的大腿，庄公便坠落地上，崔杼的门徒就用长戈砍死了齐庄公，接着崔杼拥立了庄公的弟弟景公。”最近所见到的有：李兑在赵国掌了权，使主父饥饿百天而死；卓齿在齐国得到任用，便抽了齐湣王的筋，把他吊在宗庙里的梁上，过一夜就死了。所以恶疮虽然化脓溃烂毛发脱落，但上比于《春秋》所记载的事情，还没有落到勒脖子射大腿的地步；向下和近代所发生的事情相比，还不至于饿死抽筋呀。所以被劫弑而死亡的君主，他们内心的忧惧，形体上的痛苦，必然比生恶疮更厉害。这样看来，虽然说“生恶疮的人也怜悯君王”这样也是可以的。
【说明】本节所述，乃是使用了奸劫弑臣的君主所得的结果、下场。其实，所有的臣子下属一开始并不是这样坏，纵观古今中外，大部分人在初入仕途时，也是满腹经纶、满腔热忱，要为人民做点事情，但随着环境的变迁、时间的流逝，官僚机构的影响，很多人不知不觉就变了。他们开始互相攀比，互相炫耀，最后发展到贪得无厌，而忘掉了自己开始做官的本旨。所以也就闹出了这许许多多勒脖子射大腿的故事。这其中，君主，也就是最高领导人负有相当大的责任，若不是他们的腐化堕落，若不是他们的昏庸糊涂，贪官污吏也就会少许多。
综上所述，一切的根源就在于领导人自己，自己行不正，则下属跟着一样，自己行正道，那么下属也就没有办法走歪门邪道了。所以，任何治理、任何管理工作，都必须用“法”来制度，领导人自己首先守法、遵法，不随自己心意来做领导、管理工作，那么任何事情都可以事倍功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