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人主之过，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与其所不任者备之，此其说必与其所任者为雠1，而主反制于其所不任者。今所与备人者，且曩2之所备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无道得小人之信矣。人主释法而以臣备臣，则相爱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党而相非。非誉交争，则主惑乱矣。人臣者，非名誉请谒无以进取，非背法专制无以为威，非假于忠信无以不禁——三者，惽3主坏法之资也。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
【注释】1.雠：(chóu仇)为仇的异体字，同“仇”。《诗•邶风•谷风》：“反以我为雠。”《左传》：“祁大夫外举不弃雠，内举不失亲。”《孟子•离娄下》：“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楚辞•惜诵》：“又众兆之所雠。”《韩非子•十过》：“故竖谷阳之进酒，不以雠子反也。”《一切经音义》引《三苍》：“怨偶曰雠。”这里用为仇恨、仇怨之意。
2.曩：（nǎng朗）《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曩者，志人而已。”《尔雅》：“曩，久也。”《国语•晋语》：“曩而言戏乎。”《楚辞•惜诵》：“犹有曩之态也。”《礼记•檀弓》：“曩者，尔心或开予。”《韩非子•存韩》：“恐左右袭曩奸臣之计，使韩复有亡地之患。”《汉书•贾谊传》：“曩令樊郦绛灌。”这里用为以往、过去之意。
3.惽：（hun昏）《诗•大雅•民劳》：“无纵诡随，以谨惽怓。”《孟子•梁惠王上》：“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战国策•秦策》：“皆惛于教。”《汉书•刘向传》：“臣甚惛焉。”《说文》：“惛，不憭也。”《广雅•释诂三》：“惛，痴也。”《晋书•王沉传》：“心以利倾，智以势惛。”这里用为昏乱糊涂之意。
【译文】君主的过错，在于已经任用了官员，又必然要反过来和那些没有被任用的人共同去防备，这些没有被任用的人必然和那些已被任用的人成为仇人，因此君主反而被没有得到任用的人控制了。况且如今和君主一起防备别人的人，还是过去被君主防备的人。君主如果不能彰明法度来制约大臣的威势，就会没有道路来得到小民的信任了。君主放弃法度而用臣子来防备臣子，那么互相亲爱的人就会结党营私而互相赞誉，互相憎恨的人就会结党营私而互相诽谤。诽谤和赞誉交相争斗，那么君主就迷惑昏乱了。做人臣子的，不在名声上被吹捧以及托人说情就没有办法晋升提拔，不违背法度而独断专制就没有办法造成自己的威势，不假装忠诚老实信任就没有办法不受禁令的约束——这三种手段，是搞昏君主破坏法制的依托。君主役使臣下虽然有智慧和才能，也不能违背法制而专权独断；臣下虽然有贤能行为，也不能在取得功劳前先得到奖赏；臣下虽然忠诚老实信任，也不能离开法纪而不受约束——这就称之为明白法度。
【说明】南面，就是面向南方，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君主见群臣时，都要面向南而坐，因而南面用来泛指君主的统治。本节所说，首先是要求君主懂法明法用法，也就是说，要用法治不用人治。任用了官员，就要用法纪来约束官员，而不要用后备人选来威胁在任官员。用后备人选来威胁在任官员，实际上也就等于君主被后备人选控制了。在任与不在任的闹出矛盾，实际上对国家的统治管理都不利。而对官员的赏罚也要依据法度，不以个人意志作为赏罚的标准。这就是韩非经常强调的“形名术”。
【原文】人主有诱于事者，有壅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
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资，以事诬主。主诱而不察，因而多之，则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谓之“诱”，诱于事者困于患。其进言少，其退费多，虽有功，其进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赏，则群臣莫敢饰言以惽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复于后、后言不复于前、事虽有功、必伏其罪，谓之任下。
人臣为主设事而恐其非也，则先出说，设言曰：“议是事者，妒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听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议事。二势者用，则忠臣不听而誉臣独任。如是者谓之“壅于言”，壅于言者制于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言无端末、辩无所验者，此言之责也；以不言避责、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责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责其实，不言者必问其取舍以为之责，则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则皆有责也。
【译文】君主有被事情诱惑的，有被言论蒙蔽的，这两种情况不可不加审察。
臣子中有很容易就来说事的，他们索取的费用少，用事情来欺骗君主。君主诱惑于事而不加审察，反而要多给，这就是臣子反而以事情来控制君主。象这样就称之为“诱惑”，诱惑于事的人就会被困于祸患。他们所说的费用少，退下去后花费却很多，虽然有功绩，但言说的话是不诚实的。言说不诚实的有罪，但事情有功绩也要奖赏，那么群臣就不敢粉饰言论来迷惑君主了。所谓君主的道路，假使臣下前面说的话与后来的事不合，或者后来说的话与前面做的事不合，事情虽然有功绩，也要叫他们伏法认罪，这就称之为任用下级的办法。
臣下为君主筹划事情而又怕别人非议，那就会事先出去说，他筹划说：“议论这件事情的人，就是嫉妒这件事情的人。”君主心里记住了这话，就不再相信群臣了，群臣害怕这种话，就不敢议论这件事了。这两者使形势起了作用，那么忠臣的话君主不听而徒有虚名的臣子就得到任用。象这样就称之为“被言论雍塞”，被言论雍塞的人就会被臣下控制。所谓君主的道路，使臣下必然负有说话不当的责任，又负有该说不说的责任。说话无头无尾，辩词无法验证的，就是言者的罪责。用不说话来逃避罪责，来保持重要地位的，这就是该说不说的罪责。君主使用臣下，对进言者必须要了解头绪并用来责成办事的实效，对不进言者必然要问清他对某事的取舍态度作为他的责任，那么臣子们就不敢乱说了，也不敢沉默了，说话和沉默都有责任了。
【说明】本来所论述的是决策问题，事情看来很诱人，做还是不做？这就需要决策。而决策的前提是，君主与群臣都要对这件事仔细思考，所以在决策过程中，君主有被事情诱惑的，有被言论蒙蔽的这两种情况。所谓被事情蒙蔽就是指这件事看起来有利可图，而后果却是大亏其本，或者带来无穷后患。所谓被言论蒙蔽就是指臣下拉帮结派，异口同声地赞成或反对，使领导人丧失正确的判断能力。在当时那个时代，人们常用的就是主观决策法，这是指利用人们的知识、经验和能力进行决策的决策方法，而由于群臣有可能拉帮结派，使另外一些人不敢说话，所以韩非强调，参与决策的人，无论如何都要发言，也就是要进行表决，领导人才有可能不被言论雍塞。这段论述对任何管理工作都很重要，但很多领导人至今还是不懂！
【原文】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举事有道，计其入多、其出少者，可为也。惑主不然，计其入，不计其出，出虽倍其入，不知其害，则是名得而实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今大费无罪而少得为功，则人臣出大费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译文】君主想做事，但还没有搞清楚那件事的头绪及后果，就把自己的想法透露出去了，有这种行为的君主，他做事不但不能得利，而且反要受害。知道这个道理的君主，应该顺应道理去掉主观欲望。做事情有一定的原则，计算收入多而支出少的事情，才可以作为。迷惑的君主不这样，他们只计算收入，不计算支出，支出虽然是收入的一倍，却不知道害处，那么这就很名义上得到而实际上却失去了。如果是这样，功绩小而害处大。凡是功绩，就是收入多，其支出少，才可以称之为功绩。如今耗费大的没有罪而收入少的却有功，那么做臣子的就会支出大量的费用去成就微小的功绩，微小的功绩成就了而君主却被害惨了。
【说明】本节论述的是决策前的计划问题，凡做事，都要事先计划，计划完后才做决策。韩非这个说法就有点偏激了，领导人做事，确实是应该考虑成熟才说出来，但有些事情也可以先说出来让大家思考，如果被否决了，那么不做也罢，关键是，要做的事情一定要计划成熟然后再做。
【原文】不知治者，必曰：“无变古，无易1常。”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然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伊尹2毋变殷，太公3毋变周，则汤4、武5不王矣。管仲6毋易齐，郭偃7毋更晋，则桓8、文9不霸矣。凡人难变古者，惮10易民之安也。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心，立其治。说在商君11之内外铁殳12重盾而豫13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是以愚赣14窳15墯16之民，苦小费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谤；而辴17小变而失长便，故邹贾非载旅18；狎19习于乱而容20于治，故郑人不能归21。
【注释】1.易：《易•旅•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诗•小雅•何人斯》：“尔还而入，我心易也。”《易•恒•象》：“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论语•学而》：“贤贤，易色。”《管子》：“王者乘时，圣人乘易。”《礼记•中庸》：“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孟子•离娄上》：“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荀子•富国》：“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玉篇•日部》：“易，转也，变也。”《广韵•昔韵》：“易，变易也，改也。”这里用为改变、变动之意。
2.伊尹：尹是官名。传说伊尹出身奴隶，生于伊水边，原为有莘之君的近身奴仆，听说商汤“贤德仁义”，而心向往之。商汤与有莘结亲，他作为有莘氏女的陪嫁之臣来到商汤手下，成为汤的“小臣”。他身为庖人（厨师），便乘机用“割烹”作比喻向商汤陈说，要他“伐夏救民”。
3.太公：人名。即吕尚，姜姓，吕氏，名尚，号子牙，号太公望，俗称姜太公。相传其七十岁时在渭水边钓鱼，周文王按占卜预示去拜访他，后尊他为师。后来他辅佐周武王灭商而使周王朝统一天下，因有功而封于齐地，后代称齐国。
4.汤：商王朝的建立者，原为商族部落领袖。主癸之子。传说名履，又称成汤、武汤、武王、天乙。殷墟甲骨文称成或唐，亦称大乙。西周甲骨与金文称成唐。据史书记载，商族从始祖契到汤，曾先后迁居八次，至汤定居于亳。夏末自孔甲始，荒淫无度，力量渐衰，至桀时更甚。汤定居于亳，为灭夏之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汤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共同辅助国事，又陆续灭掉邻近的葛国（今河南宁陵）以及夏的联盟韦（在今河南滑县）、顾（在今河南范县）、昆吾（在今河南许昌）等部落、方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成为当时的强国，而后作《汤誓》伐夏。汤与桀大战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桀大败，逃至南巢（在今安徽巢湖），汤放桀而归于亳。此后三千诸侯大会，汤时为诸侯，被推为天子。三让，诸侯不从，于是汤即天子之位，建立商朝。
5.武王：周文王之子，周国的开国君主。文王长子伯邑考被纣所杀。文王死后，由后立的太子发继位，即周武王。武王即位的第二年，兴师东至孟津伐商，但因时机不够成熟，只得暂时还师。后来商王纣更加暴虐，杀比干，囚箕子，商朝矛盾急剧激化。周武王又率军东征，渡孟津，与诸侯相会，作誓声讨纣的罪行。在甲子日清晨，周军进至商郊，与纣兵于牧野决战。牧野之战，周军全胜。纣被迫自焚而死，商朝亡。
6.管仲：（？～公元前645年）一称管敬仲。名夷吾，字仲。齐颖上(颖水之滨)人。春秋时齐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出身微贱。辅佐齐桓公实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在齐国任相40年，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帮助桓公实行改革，对齐国称霸诸侯起了重要作用。
7.郭偃：人名。又言为高偃、卜偃者。春秋时期晋国掌管占卜的大夫。
8.桓：即齐桓公。春秋时齐国国君，姓姜，名小白。公元前685～643年在位。春秋时期著名的五霸之一。
9.文：即晋文公。晋文公：姓姬，名重耳，晋国的国君，公元前636～628年在位。春秋时期著名的五霸之一。“《孟子•梁惠王上》：“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10.惮：（dan旦）《诗•小雅•绵蛮》：“岂敢惮行?”《诗•小雅•大东》：“契契寤叹，哀我惮人。”《诗•小雅•小明》：“心之忧矣，惮我不暇。”《左传•僖公七年》：“何惮于病?”《论语•学而》：“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荀子•荣辱》：“勇而不见惮者，贪也。”《韩非子•三守》：“恶自治之劳惮，使群臣辐凑之变。”这里用为畏难，怕麻烦之意。
11.商君：即商鞅。公孙氏，名鞅。战国时期卫国人，所以也称卫鞅。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
12.殳：（shū书）《诗•卫风•伯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诗•曹风•候人》：“彼候人兮，何戈与殳。”古代的一种武器，用竹木做成，有棱无刃。
13.豫：通“预”。《易•豫•辞》：“豫，利建侯，行师。”《老子•十五章》：“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其若凌释。”《礼记•中庸》：“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荀子•仲尼》：“安则虑危，曲重其豫，犹恐及其祸。”《荀子•大略》：“先患虑患谓之豫，豫则祸不生。”《资治通鉴》：“豫备走舸。”《广雅•释言》：“豫，早也。”《玉篇•象部》：“豫，逆奋也，或作预。”这里用为预备、预防之意。
14.赣：(zhuang壮)同“戆”。《墨子•非儒下》：“以为实在，则戆愚甚矣。”《荀子•大略》：“悍戆好斗。”《史记•高祖本纪》》：“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说文》：“戆，愚也。从心，赣声。”《集韵•绛韵》：“戆，《说文》：‘愚也。’或省。”这里用为愚蠢(侧重于迂直、不知变通)之意。
15.窳：（yu雨）《荀子•议兵》：“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韩非子•难一》：“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新唐书》：“俗不偷薄，器不行窳。”元郝经《玄政议》：“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则必弊窳残缺。”这里用为败坏，腐败之意。
16.墯：(duò剁)古通“惰”。惰：《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滕成公来会葬，惰而多涕。”《论语•子罕》：“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荀子•非十二子》：“佚而不隋，劳而不慢。”《说文》：“惰，不敬也。”《广雅》：“惰，懒也。”这里用为懈怠、懒惰之意。
17.辴：原字为(车辰)，音(zhen震)。《韩非子•南面》于省吾新证：“辴当即震之异文，谓震惧也。”这里用为害怕之意。
18.旅：甲骨文字形，象众人站在旗下。旗，指军旗；人，指士兵。小篆字形，表示旌旗；从“从”，表示众人，即士兵。《诗•大雅•大明》：“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孙子•谋攻》：“全旅为上。”《说文》：“旅，军之五百人为旅。”庾信《哀江南赋序》：“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本义：古代军队五百人为一旅。这里用为军队之意。载旅：即现在的征兵制度。
19.狎：《书•秦誓》：“今商王受狎五常，荒怠无敬。”《老子•七十二章》：“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论语•乡党》：“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论语•季氏》：“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荀子•不苟》：“君子易知而难狎，易惧而难胁。”《韩非子•说难》：“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这里用为亲近、接近而不庄重之意。
20.容：《荀子•不苟》：“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本意为从容不迫之意，这里延伸为缓慢之意。
21.归：《易•泰•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易•归妹•辞》：“归妹，征凶，无攸利。”《诗•曹风•蜉蝣》：“心之忧矣，于我归处。”郑玄笺：“归，依归。”《老子•二十二章》：“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战国策•燕策》：“樊将军以贫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广雅•释诂一》：“归，往也。”又：《广雅•释诂三》：“归，就也。”这里用为合并、向往、归附、归依、希望之意。
【译文】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必然会说：“不要改变古代留下来的，不要改变常规惯例。”改变还是不改变，圣人是不听别人怎么说的，只是正确地治理而已。然而古代留下来的不改变，常规惯例也不改变，在于这些东西可行还是不可行。伊尹如果不改变殷商朝的古制惯例，姜太公如果不改变周朝的古制惯例，那么商汤王、周武王就不能称王了。管仲不改变齐国的古制惯例，郭偃不改变晋国的古制惯例，那么齐桓公、晋文公也就不能称霸了。大凡人不能改变古制惯例的，是害怕改变民众对旧传统的喜爱。但不改变古制惯例，是在重蹈乱国的覆辙；迎合民众的愿望，就是放纵邪恶的行为。民众愚蠢而不知道祸乱，上级懦弱而不知道更改，就是治理国家的失误。所谓人民的君主，明智而能知道治理的措施，严格并必然行为。所以虽然违背民心，还是要树立治国的原则。说是在商鞅那里实行这种做法是用铁殳和盾牌来预防才能实行的。所以郭偃开始治理晋国的时候，晋文公备用了国家军队；管仲开始治理齐国的时候，齐桓公准备了武装的兵车——这些都是防备民众的措施。因为愚蠢迂腐败坏懒惰的人，总是为微小的花费发愁而忘记了将要取得的巨大利益，所以夤虎受到斥责诽谤；他们恐惧害怕小的变更而丢失了长久的便利，所以邹贾非难征兵的制度；他们不庄重地习惯于混乱而习惯于缓慢地治理，所以郑国人不会有希望。
【说明】本节紧接上节，所讨论的还是计划问题，韩非充分认识到，计划不如变化，变化亦要计划，也就是说，韩非主张变法。但他只注意到民众的反对，而没有注意到怎么样引导民众。这也是法家——从古到今的法家——所犯的过错之一。社会，的确是需要用法律来规范，但法律并不能规范所有人的所有行为，因为法律是用来对违反规范的人进行惩处的。而人的行为，具有无限的多样性，随意性，自人类逐渐形成社会以后，人与人之间就有了比较明确的社会行为规范，其实，不仅是人类，我们现在看动物社会，都有各自的行为规范。那么，遂可以想见，人类初期，同样在各地存在不同的社会行为规范。比如用火、比如狩猎、比如吃食，这些行为规范促使人们的行为趋向一致。人们由此而走向统一，走向团结，以至最后形成有共同行为规范的民族。由于交通、信息交流诸原因，至今人们还保持着各自民族的行为规范——即风俗习惯。
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行为时主要考虑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考虑“法律”有什么规定，而是考虑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邻居等等这些人会怎样看待自己的行为，也就是别人的“看法”。如果自己的行为得到大家的赞赏，那么这个行为就可以持续下去。如果都不赞赏，那么这个行为也就停止了。比如小孩子玩火这个行为，所有的成年人都会反对，那么小孩子就不玩了，或是偷偷地躲着玩。就是在现代，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工作中，最在乎的也是别人的“看法”，人们很少会去想到“法律”对这个行为是如何规定的，是如何看待的。而这个所谓的“看法”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个“看法”即是人们共同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比如“见义勇为”，法律并没有规定人们必须“见义勇为”，或者规定对什么事可以“见义勇为”，或者规定对“见义勇为”有什么奖励，可是千百年来，人们还是不断地“见义勇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见义勇为”之后，该行为会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尤其是家人、亲人、朋友、邻居们的赞许之辞和看法，会使“见义勇为”者倍受鼓舞和倍感骄傲。
现在世界各地还流传着很多历史的民谣、民间故事、民族史诗等，大都是赞美英雄人物的，人们为什么要崇拜英雄人物呢？其实就是赞同这个人物的行为方式。某人本来是个很普通的人，可在做了某件事后，便成了英雄人物、模范人物，人们之赞颂他，其实就是赞颂这种行为方式。某些人的行为方式一旦受到大家的赞同，人们便模仿、仿效这些行为方式，这些行为便逐渐演变成行为规范，就如现代的“追星”，明星们的行为方式被青少年们模仿、仿效，就会逐渐形成一种行为规范，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不断地发展起来的。
西周以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们，尤其是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代表，已经认识到，或者说意识到“礼”——也就是社会行为规范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强调加强对社会行为规范的教育，也就是“移风易俗”的教育——“礼教”，通过教育，使人们去掉不良的行为方式，而共同趋向“善”的行为方式。“教”是教育，“化”即是“移风易俗”之意，倡导“礼教”，倡导“教化”，实际上就是提倡社会行为规范的教育和移风易俗。他们还认识到，法律法规法令再多，也不能囊括人们所有的行为方式，人们不可能每一个行为都去对照法律法规法令是如何规定的，而法律法规法令的作用也不是去规定人们应该怎样行为，而是规定人们的某些行为超出了常规范围——即社会行为规范的范围，即要进行惩罚。所以，“教化”实质上是教会人们在生活中、工作中应该怎样行为，而不是简单地对不符合社会行为规范的行为进行惩罚。孟子和荀子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论述(详见《孟子原解》、《荀子原解》)，大意是：统治者要告诉人们哪些可做哪些不可做，否则就是挖好陷阱等人们去跳，而对跳进陷阱的人，还要进行处罚，这就是不爱护人民。统治者不爱护人民，人民又怎么能爱护统治者呢？比如小孩子玩火，家长从没有告诫过，但一旦发现这种行为就要惩罚，这合情合理吗？所以，首先进行社会行为规范的教育，使人们知道社会行为规范的作用，人们的行为方式才会有所改进，才能尽可能地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因为人与人之间相处，有一定的行为规范，超出了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别的人就不一定接受你，所以，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才能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而超出社会行为规范的行为，必然不是最佳行为方式。而不是最佳行为方式，就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关系。这就是先秦儒家的中心思想。
先秦时期法家的中心思想是建立健全法制，用法律法规法令来规定人们的社会行为。面对混乱的社会，依法治理确实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人们的每一个行为不可能都按照法律法规法令，比如，法律不可能规定人们怎样去爱，或者是去爱什么人，或者不爱什么人，人们爱谁不爱谁以及怎样去爱，完全是人们个人的意愿，但很多人却不懂得应该爱谁应该不爱谁，应该怎样去爱。由于不懂，人们于是乎便乱爱、泛爱，以至事情弄得一塌糊涂，造成社会动乱。孔子说：“巧言令色，鲜亦仁。”但过了两千多年，巧言令色者还是能骗到爱情！这就说明，我们大部分人至今还不懂得爱！这个问题靠“法治”能解决吗？显然不能，而依靠“礼教”、“教化”便能解决这个问题。
又比如“吃”，法律法规法令不可能规定人们应该吃什么不吃什么，应该怎样吃，人们吃什么和怎样吃也是个人的意愿。然而由于不懂得吃什么和怎样吃，人们在吃的行为上也造成许多社会动乱。这依靠“法治”能解决吗？显然不能！而依靠“礼教”、“教化”却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不要小看社会行为规范的教育，也就是风俗习惯的“移风易俗”。
美国的“法律”不可谓不丰富，不可谓不健全，然而美国社会却是动乱不堪，其原因就在于人们的行为方式很混乱，而其根本原因就是美国社会没有或缺乏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社会行为规范的形成，并不是靠政府、靠统治者、靠法律条文规定，而是人们自发地形成的对某一行为方式的认同，这种对某种行为方式的认同是所有统治者都控制不了的！所以，加强“礼教”、“教化”，正是树立正确的社会行为规范的必要措施。
我们现在大力宣传英雄人物，模范人物，提倡“先进性”，其实也就是要人们学习他们的行为方式，以至最后能形成一种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一旦形成，那么超越出这种行为规范的行为便会受到谴责或者是惩罚。这便是“教化”！这是“法治”所不能代替的。我们一再说：“淳朴的民风”，这“淳朴的民风”是什么呢？就是很朴实的风俗习惯——行为规范，也就是人类“本来如此”的行为方式。当然，我并不是说不要“法治”教育，宣传法治，使人民懂得“法”，也是很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