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1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2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3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4。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5、禹6决渎7。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有人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注释】1.蓏：（luo裸）《周礼•天官•甸师》：“其野果蓏之属。”《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令发五苑之蓏、蔬、枣、粟,足以活民。”《韩非子•五蠹》：“民食果蓏蜯蛤。”《说文•艸部》：“蓏，在木曰果，在艸曰蓏。”这里用为草本植物的果实之意。
2.燧：《论语•阳货》：“钻燧改火，期可已矣。”《说文》：“燧，塞上亭守烽火者。”《玉篇》：“燧，以取火于日。”这里用为古代取火器之意。
3.说：（yue悦）《易•困•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诗•召南•草虫》：“我心则说。”《诗•北风•静女》：“说怿女美。”《诗•陈风•株林》：“驾我乘马，说于株野。”《诗•鄘风•定之方中》：“星言夙驾，说于桑田。”《诗•曹风•蜉蝣》：“心之忧矣，於我归说？”《诗•小雅•頍弁》：“未见君子，忧心奕奕。既见君子，庶几说怿。”《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雍也》：“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礼记•中庸》：“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孟子•梁惠王上》：“王说曰。”这里用为喜悦之意。
4.燧人氏：古代传说钻木取火的发明者，教人熟食。《荀子•正论》：“自太曍、燧人莫不有也。”
5.鲧：（gun滚）古人名，夏禹的父亲。《史记》：“禹之父曰鲧。”《孟子•万章上》：“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於羽山。”
6.禹：传说中国夏代的第一个君主，是远古夏部落领袖。他曾经治过洪水。姒姓，名文命，鲧之子。《诗•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论语•宪问》：“禹、稷躬稼而有天下。”《韩非子•十过》：“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
7.渎：《易•蒙•彖》：“蒙，……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尔雅•释水》：“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原注海者也。”《释名•释水》：“天下大水四，谓之四渎，江、河、淮、济是也。”这里用为水流之意。
【译文】在远古时代，人口稀少而禽兽众多，人们敌不过禽兽蛇虫等野生动物。这时圣人出现了，他教人们架起木头搭成像鸟巢一样的住处来避免各种禽兽的伤害，而人民就高兴了，让他统治天下，称他为有巢氏。人民食用瓜果河蚌蛤蜊等动植物，腥臭难闻而且伤害肠胃，人民因此经常生病。这时圣人出现了，用钻擦木燧的方法取得火种烧熟食物来除去腥臭臊气，而人民就高兴了，让他统治天下，称他为燧人氏。在中古时代，天下洪水泛滥，而鲧、禹疏通河道。在近古时代，夏桀、商纣残暴昏乱，而商汤、周武王征伐了他们。如今如果还有架木搭巢钻木取火在夏王朝之后的时代里，那必然就要被鲧、禹耻笑；如果还有人整天疏通河道在商、周之后的时代里，那就必然要被商汤、周武王所耻笑了。然而如今还有人赞美尧、舜、商汤、周武、夏禹的政治措施可以用在当今之世，必然就要被新时代的圣人所耻笑了。因此圣人不指望学习照搬古代的那一套，不效法常规的那一套，而是根据时代论事，制定相应措施。宋国有个耕地的人，田里有一棵树，兔子在奔跑时撞树，颈部撞断死了，于是他放下木锹而守在树旁，希望再捡到撞树而死的兔子，兔子是不可能再得到了，而自己却被宋国人取笑。如今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治措施，来治理当代的民众，这就是守株待兔之类的笑话了。
【说明】五蠹，就是五种蛀虫。这是指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刺客)、患御者(逃避兵役的人)、商工之民(商人和手工业者)，是五种危害国家的人(即侵蚀国家的蛀虫)。本节是韩非从历史的回顾和当时的现状出发，论证了古代的经验不能在当今使用，他认为，治理的方式方法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泥古不变，那无异就是守株待兔了。
【原文】古者丈夫1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注释】1.丈夫：《易•随•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说文•夫部》：“夫，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簮也。周制以八寸为尺，十尺为丈，人长八尺，故曰丈夫。”徐灏笺：“男子已冠之称也。”这里用指为成年男子之意。
【译文】古时候成年男子不耕种庄稼，野草树木的果实足够吃了；妇女不纺织，禽兽的皮足够穿了。不从事耕种纺织等体力劳动而给养充足，人口稀少而财物有余，所以民众不互相争夺。因此优厚的奖赏不必推行，严重的惩罚不必使用。如今的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祖父还没有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众多而财物缺少，从事劳动很辛苦而给养却很微薄，所以民众就互相争夺，虽然加倍奖赏屡次处罚而仍然不能避免祸乱发生。
【说明】韩非的这种说法仅是一种简单的推理，即使在石器时代、狩猎时代，也不是没有奖赏和惩罚。那时的人们正因为仅靠狩猎而深感食物不足，争夺不已，才发明了谷物种植。谷物种植普及后，粮食的增多才导致人口的增加；比如，在同一面积的土地上，畜牧只能提供有限的五口人，而种植谷物却可以满足十五口人的果腹需要。人口增多进而使部族壮大，壮大的部族才有能力抵抗侵夺或去侵略别人。人们也就是在不断壮大自己时得到发展。
【原文】尧之王天下也，茅茨1不翦2，采3椽4不斫；粝粢5之食， 藿6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7臿8以为民先，股无肢，胫不生毛，虽臣9虏10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腊11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12而决窦13。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士橐14，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许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注释】1.茨：《诗•小雅•甫田》：“曾孙之稼，如茨如梁。”《诗•小雅•瞻彼洛矣》：“君子至止，禄福如茨。”《庄子•让王》：“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荀子•礼论》：“抗折，其貌以象槾茨、番阏也。”《说文》：“茨，以茅苇盖屋。”这里用为茅草盖的屋顶之意。
2.翦：同“剪”。《诗•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诗•鲁颂•閟宫》：“实始翦商。”《礼记•文王世子》：“不翦其类也。”这里用为剪割之意。
3.采：《史记•秦始皇本纪》：“采上古帝位号，曰皇帝。”《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这里用为采集、搜集之意。
4.椽：(chuán传)《左传•桓公十四年》：“以大宫之椽归，为卢门之椽。”《说文》：“椽，榱也。”这里用为承屋瓦的圆木之意。
5.粝：(lì丽)《韩非子•五橐》：“粝粢之食。”这里用为粗粮、糙米之意。粢粝：指粗劣的饭食。
6.藿：(huò或)《诗•小雅•白驹》：“食我场藿。”《庄子•庚桑楚》：“奔蝉不能化藿蠋。”《仪礼•公食大夫礼记》：“牛藿。”《韩非子•喻老》：“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必旄、象、豹胎。”《广雅•释草》：“豆角谓之荚，其叶谓之藿。”这里用为豆叶之意。
7.耒：（lei垒）《礼记•月令》：“天子亲载耒耜。”《庄子•胠箧》：“耒耨之所刺。”《孟子•滕文公上》：“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说文》：“耒，手耕曲木也。”古代的一种农具，形状像木叉。
8.臿：(chā插)《韩非子•五蠹》：“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这里用为铁锹之意。
9.臣：《易•遁•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书•费誓》：“臣妾逋逃。”孔传：“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论语•子罕》：“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礼记•少仪》：“臣则左之。”郑玄注：“臣，谓囚俘。”《广韵•真韵》：“臣，男子贱称。”《说文•臣部》：“臣，牵也。”杨树达《臣牵解》：“臣之所以受义于牵者，盖臣本俘虏之称……因俘人数不一，引之者必以绳索牵之，名其事则曰牵，名其所牵之人则曰臣矣。”《中国古代思想史》第一章：“家内奴隶分‘臣’、‘仆’、‘奚’、‘奴’、‘妾’等。”这里用指为男性奴隶之意。
10.虏：《荀子•儒效》：“亿然若终身之虏。”《韩非子•显学》：“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这里用为奴仆之意。
11.腊：祭名。年终祭祀。古代阴历十二月的一种祭祀。冬至后第三个戌日祭祀众神。《左传•僖公五年》：“虞不腊矣。”《礼记•月令》：“腊先祖五祀。”《韩非子•外储说右下》：“非社腊之时也，奚自杀牛而祠社？”《说文》：“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蔡邕《独断》：“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汉曰腊。”
12.庸：《管子•入国》：“庸人訾厉。”《淮南子•缪称》：“取庸而强饭之。”这里用为雇用之意。
13.窦：(dòu斗)《周礼•春官•大宗伯》：“不见四窦。”《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彘逸出于窦中。马退而却。”这里用为水沟、阴沟之意。
14.橐：通“托”。《韩非子•五蠹》：“重争士橐。”这里用为依附之意。
【译文】尧统治天下的时候，茅草盖的屋顶也不加修剪，采集来的椽木也不砍削；吃的是粗糙的饭食，野菜豆叶的羹汁；冬天穿小鹿皮衣，夏天穿葛布的衣衫，虽然现在看门人的衣物给养，也不会比这更少了。大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木锹铲把自己作为民众的带头人，累得大腿上没有肥肉，小腿上不长汗毛，虽然是奴隶们的劳动，也不至于这样苦。根据这种情况来说，古代谦让位天子之位的事，是去掉看门人的给养，而脱离了奴隶般的劳役，所以把天子位传给别人并不值得称赞。如今的县令，一旦自己死了，他的子孙接连几代都享受出门乘车的特殊待遇，所以人们才看重这个官职。因此人们对于辞让职位这件事，可以轻易辞去古代的天子，却难以舍弃如今的县令，这是因为待遇上的微薄与优厚不一样。那在山上居住而从山谷中取水的人们，每逢腊祭就把水作为礼物互相馈赠；在洼地居住而被水涝害苦的人们，却要雇佣劳力来开沟排水。所以在荒年的春天，就是幼小的弟弟也不给他饭吃；在丰年的秋天，即使是关系疏远的过客也要请他吃饭。这并不是要疏远自己的骨肉之亲而偏爱过路的客人，而是因为粮食的多少不一样。因此古代人看轻钱财，并不是心地仁慈，而是财物多多；如今的人争夺财物，并不是因为卑鄙无耻，而是因为财物很少。轻易地辞去天子，并不是因为品德高尚，而是因为天子的权势很小；如今争着当官或依附权势，并不是因为身处下位，而是因为权势重要。所以圣人计议社会财富的多才、考查权势的厚薄来为政。所以处罚轻微并不是因为仁慈，惩办严厉也不是因为残暴，而是适应社会习俗来办事而已。所以政事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政治就应该适应变化的社会。
【说明】古时贫穷、势轻，所以人们才谦让权位，韩非的这个论断明显也错了。韩非的老师荀子就谈过等级差别问题，认为古代天子的享受是应该的。事实也是这样，不论石器时代、狩猎时代，当时的族长、头人、酋长等都是比一般普通人富裕得多。拥有富裕而轻易谦让，古今都是一样不容易的，因此这不关贫穷、势轻的问题，而是人们的价值观念的问题。
【原文】古者文王处丰1、镐2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3西戎4，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5戚6舞，有苗乃服。共工7之战，铁铦8矩9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注释】1.丰：地名。周国都名。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
2.镐：(hào浩)镐京。古都名。西周国都，在今陕西西安西南。《诗•小雅•六月》：“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诗•小雅•鱼藻》：“王在在镐。”《诗•大雅•文王有声》：“镐京辟雍，自西自东。”
3.怀：汉桓宽《盐铁论•本议》：“广德行以怀之。”这里用为安抚之意
4.戎：（rong荣）《易•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孟子•滕文公上》：“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韩非子•十过》：“昔者桀为有戎之会而有缗叛之，纣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辞海•西部》：“西戎，中国古代西北戎族的总称。《禹贡》指织皮、昆仑、析支、渠搜。原分布在黄河上游，及甘肃西北部，后逐渐东迁。”《中国古代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徐高祉主编）：“文王被放回后，……先后征服了西北的西戎等国……。”这里实指为戎族。
5.干：《周礼•春官•序官》：“司干。”《礼记•儒行》：“礼义以为干橹。”《礼记•檀弓下》：“能执干戈以卫社稷。”《礼记•祭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方言•九》：“盾，自关而东或谓之干。”这里用为盾牌之意。
6.戚：古兵器名，斧的一种。《礼记•明堂位》：“朱干玉戚。”《韩非子•八说》：“搢笏干戚，不适有方铁铦。”《说文》：“戚，戉也。”
7.共工：古史传说人物。共工本为其官名。《孟子•万章上》：“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於羽山。”
8.铦：(xiān先)《韩非子•八说》：“搢笏干戚，不适有方铁铦。”《说文》：“铦，锸属。”这里用为兵器之意。
9．矩：本字作巨，今字作矩。形声。从矢，巨声。
【译文】古时候周文王住在丰、镐之间，领土才方圆百里，他行为于仁义而感化了西边的戎族，随后就统治了天下。徐偃王统治了汉水以东的地区，土地方圆五百里，行为于仁义，割地给他向他朝拜的国家就有三十六国。楚文王怕他会危害到自己，便举兵攻打徐国，随后把徐国消灭了。所以周文王行仁义而统治天下，徐偃王行仁义而丢失了国家，这说明推行仁义适合古代而不能用于现在。所以说：时代不一样了事情也就不一样了。在舜统治天下时，有苗族不肯服从，禹就准备征伐他们。舜说：“不可以。君主德行不深厚而使用武力，不是正确的道路。”于是修整教化三年，拿着盾牌大斧跳舞，有苗族于是服从了。到共工打仗时，铁铲巨大打倒敌人，铠甲不坚固就伤到自己身体。这说明盾牌大斧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现代。所以说：事情不一样了那么装备也就不一样了。上古时代的人们在道德上竞高低，中古时代的人们在智谋上争优劣，如今的人们在力气上争强弱。齐国将要攻打鲁国时，鲁国派子贡去游说齐国。齐国人说：“您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但我们想要的是土地，而不是这些话中的道理。”随后举兵攻打鲁国，把距离鲁国都门十里的地方作为国界。所以徐偃王推行仁义而徐国灭亡，子贡有口才智慧而鲁国削减领土。这样说来，那仁义辩智，都不是用来掌握国家的办法。去掉徐偃王的仁爱，停息子贡的智慧，依靠徐国、鲁国自身的力量来抵抗万乘之多的敌人，那么齐国、楚国的欲望也就不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说明】韩非在这一节的论述也明显错了，这也说明“义”字的真实意义到战国后期模糊了，人们说仁义，说呀说的就模糊了“义”字的含义。韩非说徐偃王行仁义而被楚国消灭，实际是徐偃王推行仁爱而没有选择最佳行为方式。最佳行为方式并不是一味仁爱，而是根据对方的意愿、企图、欲望作出相应的回应。你要行凶，那么我就以暴制暴；你要行仁，我就以爱还爱。“义”是最佳行为方式，这个方式就是指人际关系中的相互原则，对等原则。爱是相互的，恨也是相互的；爱是对等的，恨也是对等的。没有超出这两个原则的爱和恨，也就是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
【原文】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译文】古代和现在的社会习俗不一样，所以新旧时代的政治措施也不一样。如果想用宽松和缓的政治措施，来治理急剧变动时代的人民，就好像是没有缰绳和马鞭去驾驭凶悍的马，这是不明智造成的祸患。如今儒家、墨家都声称先前的君王同时爱普天之下的民众，而且认为民众就像父母。用什么来说明呢？他们说：“司寇执行刑罚时，君主因此不演奏音乐；听说死刑判决后，君主流出了眼泪。”这就是他们所推崇的先王。他们以为君臣关系像父子关系一样那么国家就必然治理，由此推论，那就没有关系不和睦的父子了。人的感情没有超过父母对待子女的，但父母都付出了爱而家庭未必就是和睦的，虽然爱得深厚，怎么就不发生纠纷呢？如今先王的爱民，不会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做子女的未必就不混乱，那么民众怎么样治理呢？再说按照法令执行刑罚时，而君主为之流泪，以此来表现仁爱，这并不是因为治理。那挂着眼泪不想执行刑罚的，是仁爱的表现；然而不可以不执行刑罚，是法制的需要。先王统治国家优先实行法制，不听从哭泣，那么仁爱不可以用来作为治国的办法也就很明白了。
【说明】古代和现在的社会习俗不一样，所以新旧时代的政治措施也不一样，但人们的“爱”的情感是一样的。时代的变化并不是因为爱的原因，而是因为私有制的发展。韩非没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人类之组成人类社会，是因为“爱”，而人类社会却必须要依靠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法)来维持，也就是说，法是为了维护人们的“爱”的。但法制在执行时，却又不能讲“爱”。因为这个人破坏了维护人们的“爱”的“法”了，所以他必须受到惩处。而在惩处他时，我们感到惋惜，感到痛心，甚至为他流泪，这为什么不可以呢？仁爱确实不可以作为治理国家的办法，但是，治理国家的办法中一定要贯彻“爱”的精神。
【原文】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译文】况且民众本来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心怀仁义。孔子，是天下的圣人，他修养明智的道路而周游天下，可是天下喜欢他的仁、赞美他的义的学说而给他效劳的人才七十人。可见崇尚仁爱的人少，能行为于义的人很难。所以天下很大，而为孔子效劳的才七十人，而奉行仁义的只有孔子一人。鲁哀公，是个才智低下的君主，他面向南就统治一个国家，国境内的民众没有哪个敢不臣服。民众本来就屈服于权势，而权势的确可以用来制服人，所以孔子虽然是圣人却只能做臣子而鲁哀公反而做了君主。孔子并不是心怀仁义，而服从权势。因此按仁义来讲那么孔子不会屈服于鲁哀公，但凭借权势那么鲁哀公就可以使孔子称臣服从。如今的学者去游说君主，不劝君主去凭借必然可以制服人的权势，而致力于推行仁义那么就可以称王天下，这是要求君主要赶得上孔子，而以为世上的普通老百姓都会像孔子的门徒一样，这必然是不能实现的道理。
【说明】圣人，是神圣的、又有聪明而才智胜人的一种人，圣人，可以是普通老百姓也可以是统治者，并不是说凡是统治者都是圣人。韩非居然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实在叫人遗憾。跟随孔子的虽然只有七十余人，但这些人只是放下了一切跟他学习，而听了孔子学说并没有放下一切的人还多得多。怎么就能断定天下只有这七十余人跟随孔子的学说了呢？再说，圣人就首先要服从权势，服从法律，遵守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规范，难道成了圣人后就可以违背、违抗、违反法律了吗？这显然是韩非理论的漏洞了。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服从法律，服从权势，而心怀仁义礼智信，这样才能使人类社会得以正常发展。
【原文】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
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易牧者，夷1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2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注释】1.夷：《诗•召南•草蟲》：“我心则夷。”《诗•郑风•风雨》：“云胡不夷?”《诗•大雅•桑柔》：“乱生不夷，靡囯不泯。”《诗•大雅•皇矣》：“帝迁明德，串夷载路。”《诗•大雅•召》：“实靖夷我邦。”《左传•成公十六年》：“将塞井夷竈而为行也。”《楚辞•九怀》：“羡馀术兮可夷。”《吕氏春秋•似顺》：“往而夷夫。”本意为平和、平易之意。这里引申为平缓之意。
2.寻：(xún巡)古代的一种长度单位，八尺为寻。《诗•鲁颂•閟宫》：“是寻是尺。”《左传•成公十二年》：“争寻常以尽其民。”《国语•晋语》：“无寻尺之禄。”《大戴礼记•主言》：“舒肘知寻。”《小尔雅》：“度寻舒两肱也。”《史记•张仪传》：“蹄间三寻。”《说文》：“尋，绎理也。”《方言一》：“寻，长也。周官之法，度广为寻。”《韩非子•扬榷》：“故上失扶寸，下得寻常。”
【译文】如今有一个不成器的小子，父母愤怒地斥责也不能让他悔改，乡亲们责备他也不因此动心，老师教育他也不因此而转变。用父母亲的疼爱、乡亲们的行为、老师的智慧，这三样美好的东西加到他身上，而始终无动于衷，连他小腿上的一根汗毛也没有改变。然而当地方衙门的差役，带着官兵，执行国家法令，而追查奸邪的人时，他就恐惧了，改变了节操，改变了过去的行为。
所以父母亲的爱不能够用来教育子女，必须等待地方衙门的严厉惩罚，这是因为人们本来就是受到宠爱便会骄横放纵、见了威势就会俯首听从的缘故。所以十丈高的城墙，就是善于登高的楼季也不能逾越，是因为它陡峭；千丈高的山峰，就是跛足者也容易登上，所以明白的君王严峻地制定法律而严格地执行惩罚。布帛只有一二丈，庸俗的人舍不得放手；熔化的金子有百斤，盗跖也不敢去拾取。不必然地被伤害，那么一二丈布帛也不放手；必然要被伤害，那么百金也不敢拾取。所以明白的君主必然要执行惩罚。因此奖赏不如丰厚而且讲信用，使人们能得到利益；惩罚不如加重而且必然执行，使人们害怕；法律不如统一而且固定，使人们知道。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随意变动，执行惩罚没有赦免，再用赞誉来辅助奖赏，用诋毁来跟随惩罚，那么贤能与不肖之徒都会竭尽全力为国了。
【说明】韩非在这一节的论述基本上是对的，只是他还是把“爱”笼统了。如果用广义的“爱”来理解，他这段论述显然就是错的；爱，并不会让一个人变得骄横放纵，只有过分的溺爱、宠爱才会这样。所以，溺爱、宠爱当然不能用来作为治理国家的办法。这个道理，除了少数普通老百姓，基本上都知道。而面对刑罚的惩处，人们也都是知道的，但犯罪行为还是层出不穷，而且压迫愈重，反抗就越大，这不能说是人们不懂法。所以，单纯加重奖赏，单纯加重惩罚不可能完全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原文】今则不然。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1也；知友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2于勇，而吏不能胜也。不事力而衣食，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注释】1.廉：《论语•阳货》：“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庄子》：“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荀子•不苟》：“廉而不刿。”《荀子•乐论》：“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考工记•弓人》：“紾而博廉。”《吕氏春秋•孟秋》：“其器廉以深。”《广雅》：“廉，稜也。”这里用为正直、刚直、品行方正之意。
2.程：《商君书•战法》：“兵起而程敌。”《礼记•儒行》：“引重鼎，不程其力。”《韩非子•定法》：“是不可程也。”《汉书•东方朔传》：“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这里用为衡量之意。
【译文】如今却不是这样。因为某人有功劳也授给官爵，而又鄙视他做官；因为某人努力耕作也奖赏他，而又要限制他的家业；因为某人不接受爵位俸禄也要疏远他，而又要推崇他轻视世俗名利；因为某人触犯禁令而惩罚他，而又要赞美他有勇气。诋毁赞誉、奖赏惩罚所施加的对象是这样互相矛盾错乱，所以法律禁令被破坏而民众越来越混乱。如今兄弟遭到侵犯，必然帮助兄弟反击的，被认为是正直；知道朋友受侮辱，跟着也随从朋友仇恨的，被认为是忠贞。这种正直和忠贞的德行养成了，而君主上级的法令也就违犯了。君主尊崇正直和忠贞的行为，而忘记了违犯禁令的罪过，所以民众衡量于勇力，而官府就不能制服他们了。不从事耕作等体力劳动而有吃有穿，就称之为有本事；不作战立功而能取得尊贵地位，则称之为贤能。这种贤能养成了，而国家兵力就衰弱土地就荒芜了。君主喜爱这种贤能的行为，而忘记兵力衰弱土地荒芜的祸患，那么谋取私利的行为就站得住脚而国家的利益也就丧失了。
【说明】韩非所列举的，仅是社会现象，难道就是因为统治者尊崇和喜爱这些行为，这些行为就产生了吗？显然不是！这些反常现象的产生，是因为礼教和法制的被破坏，而礼教和法制的被破坏，则源于私有制的畸形发展。人人都为了个人的私有，当然就不惜破坏一切法制。
【原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1、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
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2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子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3。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4矣。
【注释】1.趣：古同“取”。《庄子•齐物论》：“趣舍不同。”这里用为取之意。
2.曲：《书•洪范》：“木曰曲直。”《说文》：“曲，象器曲受物之形。”《广雅•释诂一》：“曲，折也。”《玉篇》：“曲，不直也。”本意为弯曲、不直之意。这里引申为不孝之意。
3.北：《史记•项羽本纪》：“连战皆北。”汉贾谊《过秦论》：“追亡逐北，伏尸百万。”这里用为败北逃跑之意。
4.几：古通“机”。《易•屯•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诗•小雅•楚茨》：“卜尔百福，如几如式。”《韩非子•奸劫弑臣》：“是犹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几矣。”《法言•先知》：“或问为政有几。”《文心雕龙•情采》：“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这里用为机会之意。
【译文】儒家用文献典籍来扰乱法治，侠客用武力来违犯禁令，而君主对这两种人都以礼待之，这就是国家混乱的原因。那违反法令的就应该加以治罪，而儒生们却靠研究文献典籍被录取任用；违犯禁令的应该被惩处，而成群的侠客却因为私利去行刺被供养。所以法律所否定的，却是君主所录用的；官吏所要惩罚的，却是君主所供养的。法律所否定的、君主所录取的、官吏所惩处的、君主所供养的这四种情况互相矛盾，没有明确的是非标准，虽然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所以行为于仁义的人并不是应该称赞的，称赞了他们那么就有害于功劳；研究文献典籍的人并不是应当任用的，任用了他们那么就会扰乱法治。
楚国有个人叫直躬，他的父亲偷了羊，他便把这事报告给官吏。令尹说：“杀掉他！”人们都认为他对君主正直忠诚而对父亲大逆不道，所以报告官府把他惩处了。由此看来，那君主的正直忠诚之臣，就是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主去打仗，三次交战他三次败退逃跑。孔子询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家里有老父亲，我死了就没有人赡养他了。”孔子认为这个人很有孝道，就推举他让他当了官。由此看来，那父亲的孝子，就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告发父亲的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不再有人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了逃兵而鲁国民众就容易临阵败逃了。君主和臣民的上下利益，它们的不同就像这样，而君主在推崇平民百姓为个人利益的行为时，又想求得社稷的平安幸福，必然是没有机会的。
【说明】韩非在本节所论述的，其实都是行为方式的问题。但韩非这样笼统地批评儒家和侠客，却有失公允。现代法律制度从何而来？当然是在历史的经验中！儒家研究文献典籍，也就是对历史的法律制度进行归纳和总结。若是没有历史的文献典籍，如今的法律制度又靠什么来建立呢？总不能靠统治者个人的意愿吧？！侠客们也不是都是为了私利的，如果是为了私利，那就不叫侠客而叫盗贼了；侠客是对行侠仗义的人的称呼，他们之所以行侠仗义，就是因为对某些贪官污吏的反对，是弥补法治的不足。所以，仁义，是应该贯穿于治国爱民的政策中，而不能弃之不顾。研究文献典籍的人是应该任用的，关键是要让他们学为今用。侠客也是可以供养的，关键是要让他们一心为公。后面两个故事，只是说明忠孝不能两全，这个矛盾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原文】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1绅2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3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于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注释】1.荐：古通“搢”。（jin晋）古人所佩的饰带。
2.绅：《论语•乡党》：“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礼记•内则》：“端哔绅。”《礼记•玉藻》：“绅长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荀子•乐论》：“绅端章甫，舞《韶》歌《武》。”《荀子•哀公》：“然则夫章甫、絇屦、绅带而搢笏者。”《白虎通》：“衣裳所以必有绅带者，示敬谨自约整也。”《广雅》：“绅，带也。”《说文》：“绅，大带也。”这里用为士大夫束在衣外的大带之意。
3.介：《书•秦誓》：“如有一介臣。”《诗•郑风•清人》：“清人在彭，驷介旁旁。”《左传•襄公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国语•吴语》：“一介嫡女。”《孟子•尽心上》：“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汉书•孔光传》：“援纳断断之介。”《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夫介异于人臣。”《广雅》：“介，独也。”这里用为独特之意。
【译文】古时候苍颉创造文字，把自己围绕着自己转的厶字形叫做私，把与厶相背的字形叫做公，公与私是互相背离的，这是苍颉本来就知道的事情。如今认为公与私的利益是相同的人，是不考察的错误，然而为平民百姓考虑，不如修养品行及行为方式而学习文献典籍。行为方式修养了那么就能表现出诚信，表现出诚信那么就能接受办事；文献典籍学了那么就能成为明白的老师，成为明白的老师那么就能显赫荣耀；这是平民百姓的美事。然而没有建立功劳就接受办事，没有获得爵位就表现出荣耀，这样为政，那么国家必然会混乱，君主必然会危险。所以那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勇猛杀敌的人接受奖赏，却又推崇慈爱仁惠的行为，攻克城池的人接受爵位俸禄，而又要相信正直仁爱的学说：加固铠甲磨快兵器来防备战争，而又赞美儒服的宽袍大袖；使国家富裕要靠农民，抵抗敌人要靠战士，而又要重视搞文化的读书人；废除那些尊敬上级敬畏法律的民众，而又要供养游侠剑客之流。君主的行为像这样，把国家治理成强国是不可能得到的。国家太平时供养儒生侠士，战争来了就要用独特的战士，得到利益的人不是被使用的人，被使用的人不是得到利益的人。因此从事农耕作战的人荒废了事业，而游侠儒生日益增多，这就是社会之所以混乱的原因。
【说明】韩非这是在批评当时的君主的行为方式，确实，处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所有诸侯国君主无不是这样。由于私有制的畸形发展，原周国统一的礼教、法制都被破坏无遗，因此春秋战国时期是人们的价值观大混乱时期，又加上教育的匮乏，各诸侯国君主的素质也就可想而知。所以，在这样一个时期，韩非提倡以法治理也就是在情理之中了。
【原文】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译文】况且社会上所谓的贤能，是指一些忠贞诚信的行为；所谓的有智慧，是指说一些深奥玄妙的话，深奥玄妙的话，是君主上级所难以理解的。如今制定民众所遵守的法规，而使用君主上级所难以理解的言论，那么民众就更没有办法了解了。所以连酒糟稻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去致力于米饭和鱼肉的，穿粗布短衣都还不完整的人是不会去期望绣花衣服的。那治理社会的事情，紧急的事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不紧迫的事就不要去做了。如今治理国家的政治措施，凡是民间的事，一般夫妇都能明白的都不采用，而去追求那些连君主上级都难以理解的事，那么对于治理国家来说就是背道而驰了。所以深奥玄妙的言论，不是民众所追求的。至于贤良忠贞诚信的行为，必然是重视不搞欺骗的人；不搞欺骗的人，也没有不被欺骗的办法。平民百姓的互相交往，没有丰厚的财富来给对方利益，没有威势来使对方害怕自己，所以要寻求不搞欺骗的人。如今君主有制服民众的权势，有一个国家的丰厚的财富，对于重赏和严厉惩罚，能够掌握权柄，可以用来修整用明白的办法所洞察到的事情，虽然有田常、子罕似的臣子，也不敢来欺骗，哪里还要依靠不搞欺骗的人呢？如今忠贞诚信的人还不满十个，而国内能做官的人却数以百计，必然要任用忠贞诚信的人的话，那么合格的人才不够用来应付官职的需要。能做官的人不够用来应付官职的需要，那么能参与治理的官员就少而混乱的人就多了。所以明白的君主的道路，就是掌握法律而不追求所谓的智慧，巩固统治办法而不去仰慕所谓的诚信，所以法治不会被破坏，而官吏们也就没有奸邪的了。
【说明】韩非在本节所论述的就是一个目的，法治，依法治理。韩非认为，只要牢牢掌握法律，依靠法律，不去追求所谓的智慧，不去仰慕所谓的忠贞诚信，那么国家就能够得到治理。这其实也是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的延续。作为统治者，在国家治理的事情上，一般不要去有所作为，只是按照既定法则，让老百姓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安居乐业，那么国家其实是很容易治理的。如果今天想一个主意，明天又推行一个办法，那就会让老百姓无所适从，从而破坏了老百姓既定的生活、生产方式。
【原文】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土退处岩穴，归1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伐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注释】1.归：通“馈”。《书•微子之命》：“唐叔得禾……王命唐叔归周公于东。”《诗•周南•葛覃》：“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诗•小雅•黍苗》：“我行既集，盖云归处。”《左传•闵公二年》：“归公乘马，祭服五称。”《论语•阳货》：“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广雅•释诂三》：“归，遗也。”这里用为赠送之意。
【译文】如今君主对于臣民的言谈，喜欢它的诡辩而不去责求与事实是否相符；只欣赏它的悦耳动听而不去责求是否有功效。因此天下的人们，其游说的人致力于诡辩而不切合实用，所以赞扬先王大谈仁义的人挤满了朝廷，而国家政事仍不免于混乱；修身的人竞相清高而不去做实际工作，所以有智慧的人隐居到深山岩洞里，赠送的财禄也不接受，而国家的兵力不能免于削弱，政事不能免于混乱，这是什么原因呢？民众所赞誉的，君主上级所尊重的，都是使国家混乱的办法。如今国内的民众都在谈论治理国家的事情，家家藏有商鞅、管子的论法著作，而国家却越来越贫穷，这是因为谈论农耕之事的人多，拿着农具去种地的人却很少；国内的人都在谈论打仗的事，家家藏有孙子、吴起的军事著作，而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这是因为空谈战争的人多，而披着铠甲去打仗的人却很少；所以明白的君主使用臣民的力气，不听从臣民的言谈；奖赏臣民的功绩，坚决禁止没有效用的行为。所以民众都拼死尽力来跟从君主上级。那耕田种地要使用力气是很劳苦的，而民众之所以去做这些事，是认为：可以得到富裕。打仗的事也很危险，而民众之所以去做这些事，是认为：可以得到富贵。如今研究文献典籍的人，学习言谈辩论，那么就没有耕种的劳苦而有了富贵的事实，没有战争的危险而有了高贵的尊崇，那么人们为什么不愿干呢？因此百人从事智力而只有一人使用力气。从事智力的人多，那么法制就会败坏；使用力气的人少，那么国家就会贫穷；这就是社会之所以混乱的原因。
【说明】韩非在本节所说的混乱的根本原因到是对的，但却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些混乱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法律不完善，法律再完善也不能禁止人们思想、说话。而人们不说话又怎么能知道他是否能干呢？所以，单纯依靠法治也是不能治理好国家的。
【原文】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译文】所以在明白的君主统治的国家里，没有文献典籍等方面的文章，而是用法律来教育人民；没有先王的语录，而是用执法的官吏来当老师；没有私自供养剑客来保卫私有财产，而是以上阵杀敌为勇敢。因此国境内的民众，所言谈的都是遵循法制，所动作的都是要取得功效，致力于勇敢的都从军上阵。因此没有什么战事那么国家就能富裕，有了战事那么兵力就强盛，这就是称王天下的资本。
【说明】韩非在这里所说的就是一个理想国了，什么样的国家有可能达到这样的理想境界呢？没有，也不可能有。在实际生活中，如果没有文学艺术，那么人性就不能得到释放；如果没有文化，人类就不可能发展。有谁愿意生活在一个只有法律存在的国家里？
【原文】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1衡2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3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4。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于其听说也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缴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注释】1.从：（zong纵）古通“纵”。《楚辞•沈江》：“不别横之与纵。”《韩非子•初见秦第一》：“收韩而成从，将西面以与秦强为难。”古人认为，南北为纵向，东西为横向，这里用为合纵之意。
2．衡：通横。与“纵”相对。《广雅》：“衡，横也。”贾谊《过秦论》：“外连衡而斗诸侯。”这里用为连横之意。
3．效：《左传》：“司城荡意诸来奔，效节于府人而出。”《史记》：“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这里用为献出之意。
4．拔：《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拔石城。”《史记•魏公子列传》：“已拔赵。”这里用为攻取之意。
【译文】如今就不是这样，儒生民众在国内放纵恣肆，游说者纵横家在国外造就自己的势力，他们内外作恶，以等待强大的敌国，这难道不危险吗！所以群臣中谈论外交事务的，不是与合纵或连横的朋党有关系，就是有报仇的心思而想借用国家的力量。所谓合纵，就是联合许多弱小的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所谓的连横，就是侍奉一个强国去攻打众多弱小的国家；这些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办法。如今臣子中那些主张连横的人，都说：“不侍奉大国，那么一碰上敌人就会遭受灾祸了。”侍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效果，而且还要拿国家地图去交给大国，献出君主印章才能请求军事援助。献上地图那么土地就会被削减，献出印章那么名声就会降低，土地被削减那么就等于是国家被削弱，名声被降低那就等于是政事混乱了。侍奉大国搞连横，还没有见到好处，而土地就丧失政事就混乱了。臣子中那些谈论合纵的人，都说：“不去救援小国而去攻打大国，那么就会失去天下，失去天下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国家危险了那么君主就会卑贱。”救援小国未必有什么实际好处，却首先要起兵与大国敌对。救援小国不一定就能保存它，而与大国交战不一定就没有疏漏之处，有疏漏之处那么就会被强国所制约。如果出兵进攻那么军队就会被打败，如果退守那么城池就会被攻克。救援小国搞合纵，还没有看到好处，而土地已丧失军队就溃败了。因此侍奉强国，就让那些主张连横的人依靠外国权势在国内做官；救援小国，就让那些主张合纵的人依靠国内权势到国外谋取私利。国家利益还没有成就，搞合纵连横的人却得到了土地分封和高官厚禄；君主地位降低了，臣子的地位却尊贵了；国家土地削弱了，臣子家庭却富裕了。事情如果办成，那么这些纵横家就会凭借权势长期被重用；事情如果失败，那么这些纵横家就会依靠获得的财富隐居退让。君主听信这些搞合纵连横的臣子的说法，事情没有办成但爵位俸禄他们已经得到了；事情失败了而不会受到惩处，那么这些游说的人哪一个不心存侥幸去干这种有得无失的事呢？因此国家破灭君主死亡就是听信了这些纵横家的空谈。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君主不能明辨公与私的利益所在，不能审察是与非的言论，而惩罚也不能随后坚决执行。都说：“外交事务，收效大的可以称王天下，收效小的可以安定国家。”那称王天下的，是指能进攻别人；而国家安定，那么就不可能被进攻。强大，那么就能进攻别人；治理，那么就不可能被进攻。国家的安定强大不可以求助于外交，这是国内本身就有的。如今不在国内实行法制办法，而要在外交上费尽心机，那么就不可能达到国治兵强的目的。
【说明】韩非在本节着力批判了搞合纵连横的那些纵横家，他认为一个统治者在本国内只要实行法制，国家是能强大起来的，因此没有必要劳心费力去搞合纵连横。这种说法也有失公允，国家周边不安宁，那么这个国家也就不可能得到安宁。得不到安宁的国家，是不可能做到国治兵强的。国家安定，就意味着人民可以安居乐业，可以放心生产，可以使生产力得到提高，才有可能得到富裕；如果国家不安宁，那就意味着连年征战，人民就会勤于战而荒于耕，也就不可能富裕起来。所以外交是必要的，合纵连横可以让强暴的大国心存顾忌，也可以让弱小的国家暂息战火，得以稍事喘息，加强农耕。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怎么样去搞合纵连横。
【原文】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则亡不可振也。
【译文】俗话说：“袖长善于舞，本钱多就善于经商。”这是说凭借优越条件就容易把事情做好。所以治理得强大的国家容易谋划，弱小混乱的国家很难计划。所以被秦国任用的人，即使情况世事发生十次变化而计谋也很少失败；被燕国任用的人，情况世事发生一次变化而计谋就很少能成功。这并不是被秦国任用的人就必然有智慧，也不是被燕国任用的人必然很愚蠢，这是因为治理混乱的条件不一样。所以周国背离秦国搞合纵，一年就被攻克了；卫国背离魏国搞连横，半年就灭亡了。这就是周国搞合纵而亡了国，卫国搞连横而亡了国。假使周国、卫国慢一点实施他们的合纵连横计划，而严格国内的治理，彰明他们的法律禁令，坚决执行赏罚，充分发扬土地的生产能力来增加他们的积蓄，引导他们的民众甘愿拼死来加强城池的守卫，那么其他诸侯国想要夺取土地而利益将会很少，攻占他们的国家那么伤亡将会很大，即使是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也不敢在这种坚固的城防下屯兵而拖垮，从而使强大的敌人抓住自己的疲乏机会来制裁自己，这就是不使自己的国家灭亡的办法。舍弃这种不使自己灭亡的办法而去走必然灭亡的道路，就是治国者的过错。费尽心机困于内部而政事在外部混乱，那么就灭亡而不可挽救了。
【说明】本节是对上节的说明，凭借自己的资本和条件是对的，若是没有这个资本和条件就去搞合纵连横，那肯定是灭亡之路。如果有这个资本和条件，搞一下合纵连横未尝不可。所以韩非的结论显然就是矛盾的了。所以，不论搞不搞合纵连横，加强自己国内的力量是主要的，而不是只要搞合纵连横，国家就一定要灭亡。
【原文】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1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注释】1.解：(xiè卸)古通“廨”。《论衡•感虚》：“犹地有邮亭，为长吏廨也。”《晋书•徐宁传》：“上岸见一室宇，有似廨署。”这里用为官署、官吏办事的地方之意。
【译文】民众正常的生活的计划，都是追求安全和利益而避开危险和穷困。如今让他们去打仗，前进就会死在敌人手中，后退就会被惩罚，那么就很危险。抛弃自己的家业而去效汗马功劳，使家里贫困而君主上级又不加过问，那么就很穷困。穷困危险的地方，民众怎么能不逃避呢？所以侍奉权贵大臣而能得到修缮房屋，房屋修缮完了那么就能远离战争，远离战争也就安全了。进行贿赂去追随当权者那么就能得到所想要的，所想要的能够求得那么个人就能安逸了，个人得到安逸那么就是有利的事，人们怎么能不追求呢？因此为国家出力的民众少而为私人服务的人就多了。
【说明】韩非这是在描述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就是驱利避害。然而，人类之所以组成人类社会，有了国家的组织，国家就有国家的本质。国家的本质就是要组织人们的力量，团结一致，共同对抗神秘莫测的大自然，对抗外来入侵的掠夺者。这是人类社会之所以建成的根本原因。后来的人们不懂得这个道理，责任不在人民，而在于统治者。如果尽由人民自主选择，那么他们当然要选择追求安全和利益而避开危险和穷困了。如果统治者尽量教育人民这个道理，并且保证了人民的安居乐业，那么人民必然是要为国家考虑的，必然是要为国家效汗马功劳的。韩非没有从教化人民出发，当然也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原文】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译文】那明白的君王治理国家的政事，是要使国内的商人工匠和无业游民减少而且使他们的名声卑微，这是因为人们很少去从事务本的农耕而都趋向工商业。如今社会上亲信的请求能行得通，那么官位爵位就可以花钱买到；官位爵位可以花钱买到，那么从事工商业的人就不卑微了。不义之财的投机买卖能在市场上通行，那么经商的人就不会少了。聚敛钱财几倍于农民而且尊贵地位又超过种地打仗的人，那么光明正大的人就少而非法牟利的人就多了。
【说明】韩非这一段论述显然又错了，在韩非之前的管子、晏子、墨子、荀子等许多人，已经全面地论述过工商业经济的重要性，管子还提出过“藏富于民”、“刺激消费”、“加快流通”等经济措施，韩非居然不知道，而且一再贬低工商业，这显然就是韩非的一大缺陷。
【原文】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1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2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注释】1.五官：指古代国家机构中的五大部门。
2.蠹：（du杜）《周礼•翦氏》：“掌蠹物。”《荀子•劝学》：“肉腐出虫，鱼枯生蠹。”《韩非子•初见秦第一》：“则是一举而坏韩、蠹魏、挟荆。”《吕氏春秋•达郁》：“树郁则为蠹。”《说文》：“蠹，木中虫。”这里用为蛀虫之意。这里引申为以喻侵蚀或消耗国家之意。
【译文】所以扰乱国家风俗习惯的是：那些学习文献典籍的人，动不动就称颂先王之道以凭借仁义，讲究仪表服饰并修饰言词高谈阔论，用这种方法来质疑当今的法制，而转移君主的思想。他们言必谈古，捏造事实编造谎言，借助于外部势力，以成就自己的私利，而丢掉了国家利益。他们中的带剑习武之人，聚集徒众，标榜气节，以此显扬自己的名声，而肆意触犯五大部门的禁令。那些担心去打仗的人，聚集在权贵门下，用尽财货进行贿赂，利用大臣的说情请托，来逃避作战的劳苦。那些从事工商业的人，制造粗劣的器具，聚集供人挥霍浪费的财物，囤积居奇，而牟取农民的利益。这五种人，是国家的蛀虫。君主不去除这五种蛀虫似的民众，不培养光明正大的读书人，那么天下即使有残破沦亡的国家，有削弱覆灭的朝廷，也不必奇怪了。
【说明】五蠹，就是指五种蛀虫，这是指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刺客)、患御者(逃避兵役的人)、商工之民(商人和手工业者)，是五种危害国家的人(即侵蚀国家的蛀虫)。如果按照韩非的理想，去除这五种人，那么还剩下什么人呢？只剩下农民和士兵了。一个社会里只有农民和士兵，只有执法官员和统治者，那显然是不可能的。根据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看到，工商行业的从业人员逐渐超过农民，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也将超过工商业的从业人员。而这五种人真的是国家的蛀虫吗？如果没有儒者的对历史经验的汇集及总结，人类还要走许多弯路。如果没有纵横家的言谈，人们更不懂得团结的必要。如果没有游侠刺客的行侠仗义，贪官污吏将会更多。如果没有逃避兵役的人，工商行业将不会得到发展。如果没有商人和手工业者，那么就会没有日用商品以及商品的流通。因此可以说，韩非的法治思想不是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只会使人类社会倒退，这种思想只是一种缺乏基础和理论的幻想，是一种虚幻的理想国。所以，以法治国显然是行不通的，只能是依法治国，以教育治国，普及全民教育，提高全民素质，国家才有可能得到治理，得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