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思翁尝论宋四家书皆学颜鲁公，余谓不然，宋四家皆学唐人耳，思翁之言误也。如东坡学李北海，而参之以参寥。山谷学柳，诚悬而直，开画兰画竹之法。
元章学褚河南，又兼得驰骤纵横之势。学鲁公者，惟君谟一人而已。盖君谟人品醇正，字画端方，今所传《万安桥碑》，直是鲁公《中兴颂》，《相州昼锦堂记》，直是鲁公《家庙碑》；独行、草书，又宗王大令，不宗《争坐帖》一派。乃知古人所学，人各异途，变化莫测，不可以臆见论定。总之，宋四家皆不可学，学之辄有病，苏、黄、米三家尤不可学，学之不可医也。
坡公书，昔人比之飞鸿戏海，而丰腴悦泽，殊有禅机。余谓坡公天分绝高，随手写去，修短合度，并无意为书家，是其不可及处。其论书诗曰：“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自谓不学可。”又曰：“端庄杂流丽，刚健含阿娜。”真能得书家玄妙者。然其戈法殊扁，不用中锋，如书《表忠观碑》、《醉翁亭记》、《柳州罗池庙碑》之类，虽天趣横溢，终不是碑版之书。今类帖中所收及陈眉公集刻《晚香堂帖》，有真迹，有伪迹，夹杂其中。若《秋碧堂》所刻之《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孔氏《玉虹楼》所刻之小字《表忠观碑》，全是恶札，何尝是坡公真迹耶？故友蒋艺萱中进士后酷喜苏书，余劝之不可学，艺萱不以为然。余问之曰：“君自学苏书后，每书一幅，心中可得意否？”曰：“实自得意。”余告之曰：“此即受病处也。”艺萱深服余言。余年过五十，自分无有进境，亦不能成家，拟以苏书终其身，孰知写未三四年，毛疵百出，旋复去之，乃知坡公之书未易学也。
余弱冠时，辄喜学山谷书，虽老学见之，亦为称赏不置，心甚疑焉，因求教于林蠡槎先生。先生一见泳书，便云：“子错走路头矣！”因问曰：“将奈何？”
先生曰：“必学松雪翁书，方能退转也。”后见冯定远论山谷诗，以为江西粗俗槎桠之病，一入笔端，便九牛拔不出，必以义山《西昆》诸体退之，乃悟先生之言之妙。由此观之，山谷之诗与书皆不可沾染一点。余谓文衡翁老年书亦染山谷之病，终逊于思翁，沈石田无论矣。
米书不可学者过于纵，蔡书不可学者过于拘。米书笔笔飞舞，笔笔跳跃，秀骨天然，不善学者不失之放，即失之俗。如国朝书家，盛推姜西溟、汪退谷、何义门、张得天诸公，皆一时之选。余谓西溟拘谨少变化，退谷书能大而不能小，义门书能小而不能大。惟得天能大能小，然学之殊令人俗，何也？以学米之功太深也。至老年则全用米法，至不成字。即如查二瞻本学思翁，老年亦用米法，终不能成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