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尝论工画者不善山水，不能称画家，工书者不精小楷，不能称书家。书画虽小道，其理则一。昔人谓右军《乐毅论》为千古楷法之祖，其言确有理据。盖《黄庭》、《曹娥》、《像讠赞》非不妙，然各立面目，惟《乐毅》冲融大雅，方圆适中，实开后世馆阁试策之端，斯为上乘。如唐之虞、褚，元之赵，明之文、祝，皆能得其三昧者也。
碑榜之书，与翰牍之事，是两条路，本不相紊也。董思翁云：“余以《黄庭》、《乐毅》真书放大，为人作榜署书，每悬看，辄不佳。”思翁不知碑、帖是两条路，而以翰牍为碑榜者，那得佳乎？古来书碑者在汉、魏必以隶书，在晋、宋、六朝必以真书，以行书而书碑者，始于唐太宗之《晋祠铭》，李北海继之。北宋之碑，尚真、行参半，迨米南宫父子一开风气，至南朝告敕、碑碣则全用行书矣。
总之，长笺短幅，挥洒自如，非行书草书不足以尽其妙；大书深刻，端庄得体，非隶书真书不足以擅其长也。
思翁于宋四家中独推服米元章一人，谓自唐以后未有过之。此所谓僧赞僧也。
盖思翁天分高绝，赵吴兴尚不在眼底，况文征仲、祝希哲辈耶？元章出笔实在苏、黄之上，惟思翁堪与作敌。然二公者皆能纵而不能伏，能大而不能小，能行而不能楷者，何也？余谓皆坐天分过高之病，天分高则易于轻视古人，笔笔皆自运而出，故所书如天马行空，不受羁束，全以天分用事者也。
米元章、董思翁皆天资清妙，自少至老，笔未尝停，尝立论临古人书不必形似，此聪明人欺世语，不可以为训也。吾人学力既浅，见闻不多，而资性又复平常，求其形似尚不能，况不形似乎？譬如临《兰亭序》，全用自己戈法，亦不用原本行款，则是抄录其文耳，岂遂谓之临古乎？
凡应制诗文笺奏章疏等书，只求文词之妙，不求书法之精，只要匀称端正而已，与书家绝然相反。元章自叙云：“古人书笔笔不同，各立面目；若一一相似，排如算子，则奴书也。”
或有问余云：“凡学书，毕竟以何碑何帖为佳？”余曰，不知也。昔米元章初学颜书，嫌其宽，乃学柳，结字始紧，知柳出于欧；又学欧，久之类印板文字，弃而学褚，而学之最久，又喜李北海书，始能转折肥美，八面皆圆；再入魏、晋之室，而兼乎篆隶。夫以元章之天资，尚力学如此，岂一碑一帖所能尽。
虞道园云：“坡、谷出而魏、晋之法废。米元章、黄长睿乃知古法。”虽过高之论，然其言甚确。
张丑云：“子昂书法，温润闲雅，远接右军，第过为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非正论也。褚中令书，昔人比之美女婵娟，不胜罗绮，而其忠言谠论，直为有唐一代名臣，岂在区区笔墨间以定其人品乎？
一人之身，情致蕴于内，姿媚见乎外，不可无也。作书亦然。古人之书，原无所谓姿媚者，自右军一开风气，遂至姿媚横生，为后世行草祖法。今人有谓姿媚为大病者，非也。
思翁书画，俱是大作手。其画宗北苑，而兼得大小米之长，尚在第二乘；惟书法无古无今，不名一格，而能卓然成家，盖天资高妙，直在古人上也。余尝见思翁一画卷，用笔淹润，秀绝人寰，后有款云“时年八十有一”。又见一书卷临钟、王、虞、褚、颜、柳及苏、黄诸家，后有题云：“此数帖，余临仿一生，才得十之三四，可脱去拘束之习。”书时亦年八十一。夫以思翁之天资学力，尚作书作画，老而不衰，自成大家也。
近日所称海内书家者有三人焉，一为诸城刘文清公，一为钱塘梁山舟侍讲，一为丹徒王梦楼太守也。或论文清书如枯禅入定，侍讲书如布帛菽粟，太守书如倚门卖俏。余谓此论太苛。文清本从松雪入手，灵峭异常，而误于《淳化阁帖》，遂至模棱终老，如商鼎周彝，非不古而不适于用。侍讲早年亦宗赵、董，惟自壮至老，笔笔自运，不屑依傍古人，故所书全无帖意，如旧家子弟，不过循规蹈矩、饱暖终身而已。至太守则天资清妙，本学思翁，而稍沾笪江上习气，中年得张樗寮真迹临模，遂入轻佻一路；而姿态自佳，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纤，终不庄重耳。
三公者，余俱尝亲炙，奉为圭臬，何敢妄生议论，然见文清笑侍讲为灶下老婢，侍讲亦笑文清为滕公佳城，太守笑两公，两公亦笑太守，虽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而谓三公必传，可与松雪、思翁争席者，则吾未敢信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