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上林赋》叙上林诸水曰：“丹水、紫渊，灞、浐、泾、渭。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灏溔潢漾，东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数千里，中间隔太山及淮、济、大江，何缘与太湖相涉？郭璞《江赋》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漰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为江、汉、淮、汝，东流注之五湖。”孔安国曰：“自彭蠡江分为三，入于震泽后，为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尝详考地理。江、汉至五湖自隔山，其末乃绕出五湖之下流，径入于海，何缘入于五湖？淮、汝径自徐州入海，全无交涉。《禹贡》云：“彭蠡既潴，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以对文言，则彭蠡，水之所潴；三江，水之所入，非入于震泽也。震泽上源，皆山环之，了无大川；震泽之委，乃多大川，亦莫知孰为三江者。盖三江之水无所入，则震泽壅而为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后震泽底定，此水之理也。
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叙述上林的各条河流说：“丹水、紫渊、灞水、灞水、泾水、渭水，八条河分流，互相背离而且形态各不相同。水势浩大，向东流入太湖。”八条河自然流入黄河，黄河距离太湖几千里，中间隔着泰山及淮河、济水、长江，怎么会与太湖有关系？郭璞的《江赋》说：“流入五湖而广阔无边，灌入三江而澎湃作响。”《墨子》说：“大禹治理天下，在南边疏导长江、汉水、淮河、汝水，向东流入五湖。”孔安国说：“从彭蠡开始，长江分成三条，流到震泽后，集中到北江再流入海。”这都是没有仔细考察地理。长江、汉水到五湖之间本来就隔了山，它们最后都绕过五湖入海，怎么会流到五湖呢？淮河、汝水直接从徐州入海，完全没有什么支流与五湖有关。《禹贡》说：“彭蠡已经营水，是大雁停留的地方。三江已有流入，震泽湖达到平定。”根据这些对应文字的说法，那彭蠡是水蓄积之处，三江是水流入之处，不是流到震泽。震泽湖的上源，都是山峦环绕，完全没有大河；震泽的下游，才有许多大河，也不知道哪是指三江。大约三江的水没有地方流，那震泽就堵塞成了灾害，三江的水有处可流，这以后震泽达到平静，这是水流的规律。
海州东海县西北有二古墓，《图志》谓之“黄儿墓”。有一石碑，已漫灭不可读，莫知黄儿者何人。石延年通判海州，因行县见之，曰：“汉二疏东海人，此必其墓也。”遂谓之“二疏墓”，刻碑于其旁，后人又收入《图经》。予按，疏广，东海兰陵人，兰陵今属沂州承县；今东海县，乃汉之赣榆，自属琅琊郡，非古之东海也。今承县东四十里自有疏广墓，其东又二里有疏受墓。延年不讲地志，但见今谓之东海县，遂以“二疏”名之，极为乖误。大凡地名如此者至多。无足纪者。此乃予初仕为怵阳主簿日，始见《图经》中增此事，后世不知其因，往往以为实录。谩志于此，以见天下地书，皆不可坚信。其北又有“孝女家”，庙貌甚盛，著在祀典，孝女亦东海人，赣榆既非东海故境，则孝女家庙，亦后人附会县名为之耳。
海州东海县西北有两座古墓，《图志》说这是“黄儿墓”。有一块石碑，已经模糊到不能阅读
了，不知道黄儿是什么人。石延年任海州通判时，巡行到县中看见了它，说：“汉代的二疏是东海人，这一定是他们的墓了。”就叫它做“二疏墓”，在它的旁边刻块碑，后人又把它收入《图经》中。我考证了，疏广是东海兰陵人，兰陵现在属于沂州承县；现在的东海县就是汉代的赣榆，从来就属琅琊郡，不是古时候的东海。如今承县以东40 里本来就有疏广墓，它的东边2 里有疏受墓。石延年不研究地理书，只看到现在说的东海县，就以“二疏”来称呼这古墓，差得非常远了。大凡地名像这样的情况特别多，不值得记下来。这是我刚担任沭阳主簿时，才看见《图经》中增添了这件事，后人不明白它的究竟，往往以为是按实记录。我随手在这里记下来，可看出天下的地理书，都不可深信。那墓的北边还有孝女坟，庙的样子很大，写进了祭祀典章中。孝女也是东海人。赣榆既不是东海的老地点，那孝女坟也是后人附会县名而修建的了。
《杨文公谈苑》记江南后主患清暑阁前草主，徐锴令以桂屑布砖缝中，宿草尽死，谓《吕氏春秋》云“桂枝之下无杂木”，盖桂枝味辛螫故也。然桂之杀草木，自是其性，不为辛螫也。《雷公炮炙论》云：“以桂为丁，以钉木中，其木即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螫大木，自其性相制耳。
杨文公《谈苑》记南唐李后主讨厌清暑阁前长出草来，徐锴让人用桂枝屑散布在砖缝中，多年生的草都死了，据《吕氏春秋》说：“桂枝的下面不长别的树。”大约是桂枝辛辣刺激的原因。但是桂技能杀死草木，自然是它的本性，不是因为辛辣刺激。《雷公炮炙论》说：“用桂枝制成钉，把它钉在树中，那树立刻就死了。”一颗钉是很小的，未必能刺死大树，只因为它们的特性相互制约罢了。
天下地名，锗乱乖谬，率难考信。如楚章华台，毫州城父县、陈州商水县、荆州江陵、长林、监利县皆有之。乾谿亦有数处。据《左传》，楚灵王七年，成章华之台，与诸侯落之。杜预注：“章华台在华容城中。”华容即今之监利县，非岳州之华容也，至今有章华故台在县郭中，与杜预之说相符。毫州城父县有乾谿，其侧亦有章华台，故台基下往往得人骨，云楚灵王战死于此。商水县章华之侧，亦有乾谿。薛综注张衡《东京赋》引《左氏传》，乃云：“楚子成章华之台于乾谿”，皆误说也，《左传》实无此文。章华与乾溪，元非一处。楚灵王十二年，王狩于州来，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王次于乾谿。此则城父之乾谿。灵王八年许迁于夷者，乃此地。十三年，公子比为乱，使观从从师于乾谿，王众溃，灵王亡，不知所在；平王即位，杀囚，衣之王服，而流诸汉，乃取葬之，以靖国人，而赴以乾谿。灵王实缢于芋尹申亥氏，他年，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而非死于乾谿也。昭王二十六年，吴伐陈，王帅师救陈，次于城父，将战，王卒于城父。而《春秋》又云：“杀其君于乾谿。”则后世谓灵王实死于是，理不足怪也。
天下的地名，错乱谬误，大多难以考证确凿。比如楚地的章华台，亳州城父县、陈州商水县、荆州江陵、长林、监利县都有。乾溪也有几处。据《左传》记载，楚灵王七年，建成了章华台，与诸侯一起祭祀了它。杜预注释：“章华合在华容城中。”华容就是现在的监利县，不是岳州的华容，到如今还有章华台的旧址在县城里，与杜预的说法相符，亳州城父县有乾溪，它的旁边也有章华台，旧台基下往往能找到人骨，说是楚灵王战死在这里。商水县章华台的旁边，也有乾溪。薛综注释张衡的《东京赋》引用《左传》说“楚国国君在乾溪建成章华台”，都是错误的说法，《左传》中其实没有这段话。章华与乾溪，本来不在一个地方。楚灵王十二年，楚王打猎到干州未，派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率领军队包围徐国来恐吓吴国，楚王驻扎在乾溪。这就是城父的乾溪。灵王八年允许迁到东部地区的，就是这个地方。灵王十三年，公子比发动叛乱，派观从率领军队到乾溪，灵王的人马溃败，灵王也死了，不知死在哪里。平王即位，杀了囚犯，给他穿上灵王的衣服，丢在汉水中漂流，再捞上来埋葬，来安定国人，再赶到乾溪。灵王其实是被羊尹申亥氏勒死的。另一年，申亥把灵王灵枢的事报告了，才取出安葬，而不是死在乾溪。昭王二十七年，吴国攻打陈国，楚王率领军队救授陈国，驻扎在陈父。快要开战时，楚王在城父去世了。但《春秋》又说：“臣子在乾溪杀了他们的国君。”那么后世说灵王实实在在死在这里，照理说也不值得奇怪了。
今人守郡谓之“建麾”，盖用颜延年诗“一麾乃出守”，此误也。延年谓“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鹿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阮始平诗》云：“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谓山涛荐咸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后为荀勖一挤，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摈，以此自托耳。自杜牧为《登乐游原诗》云：“拟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始谬用“一麾”，自此遂为故事。
现在的人主管一个郡叫做“建麾”，是用了颜延年的诗“一麾乃出守”，这是错的。颜延年说的“一麾”，是“指麾”的“麾”，如同武王“右手拿着白色大旗来麾”的“麾”，不是“旌麾”的“麾”，颜延年《阮始平诗》说，“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是说山涛推荐阮咸任吏部郎，三次上书，武帝都不用阮咸，后来被荀勉一排挤，就出任到始平，所以有这句诗。颜延年被排斥，借这诗句作为自己的寄托。从杜牧的登乐游原写诗说：“拟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人们才错用“一麾”。从这时起就成了一个典故。
除拜官职，谓“除其旧籍”，不然也。“除”犹“易”也，以新易旧曰“除”，如新旧岁之交谓之“岁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以新易弊，所以备不虞也。阶谓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义。
任命官职，说“除其旧籍”，不对。“除”像“易”一样，用新的更换旧的叫“除”，比如新年旧年之交叫做“岁除”。《周易》说：“除戎器，戒不虞。”用新的更换坏的，是用来防备难以预料的事。官职叫做“除”，是从下到上，也是更换的意思。
世人画韩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纱帽，此乃江南韩熙载耳。尚有当时所画，题志甚明。熙载谥文靖，江南人谓之“韩文公”，因此遂谬以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丰中，以退之从享文宣王庙，郡县所画，皆是熙载，后世不复可辩，退之遂为熙载矣。
世人画韩愈，是小脸孔又有漂亮的胡须，戴着纱帽，这是江南的韩熙载。还有当时的画，题字和标记很清楚。韩熙载的谥号是文靖，江南人称它“韩文公”，因此就错误地以为是韩愈。韩愈胖而胡须少，元丰年间，用韩愈随文宣王庙受祭，郡县画伪，都是韩熙载，后世不能再分辨，韩愈就成为韩熙载了。
今之数钱，百钱谓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实只是“百”字，如“什”与“伍”耳。唐自皇甫镈为垫钱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为“陌”。汉隐帝时，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钱，又灭三钱，以七十七为“陌”；输官仍用八十。至今输官钱有用八十陌者。
如今的人计算钱数，100 钱叫做“陌”，是借用了“陌”字，其实只是个“百”字，如同“什”与“伍”罢了。唐代从皇甫镈推行垫钱法起，到昭宗末年，就规定80 钱为“陌”。后汉隐帝时，三司使王章每次支出官府钱，又减少3 钱，用77 钱为“陌”，百姓交纳官府还是80 钱。直到现在，交纳官府的钱还有用80 钱为“陌”的。
《唐书》：“‘开元钱，重二铢四参”。今蜀郡亦以十参为一铢。“参”乃古之“絫”字，恐相传之误耳。
《唐书》上说：“开元钱重二铢四参。”如今蜀郡也把十参作为一铢。“参”是古代的“絫”
字，恐怕是互相传抄的错误吧。
前史称严武为剑甫节度使，放肆不法，李白为之作《蜀道难》。按孟棨所记，白初至京师，贺知章闻其名，首诣之，白出《蜀道难》，读未毕，称叹数四。时乃天宝初也，此时白己作《蜀道难》。严武为剑南，乃在至德以后肃宗时，年代甚远。盖小说所记，各得于一时见闻，本末不相知，率多外误，皆此文之类。李白集中称刺章仇兼琼，与《唐书》所载不同，此《唐书》误也。
以前的史书说严武任剑南节度使，放纵不守法，李白因此写了《蜀道难》。据孟棨记载，李白刚到京城时，贺知章听到他的名字，最先去拜访他，李白拿出《蜀道难》，贺知章还没有读完，就再三再四赞叹。这时是天宝初年，当时李白已经写了《蜀道难》。严武任职剑南，是在至德以后肃宗时，年代很远了。大概小说的记录，各各从一时的见闻找到的，首尾不清楚，大多出现谬误，都是这种文字之类。李白的诗集中说是讽刺章仇兼琼，与《唐书》所记载的不同，这是《唐书》错了。
旧《尚书•禹贡》云：“云梦土作乂。”太宗皇帝时，得古本《尚书》，作“云土梦作义”。诏改《禹贡》从古本，予按孔安国注：“云梦之泽在江南”，不然也。据《左传》：“吴人入郢，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王奔郧，”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则当出于江南；其后涉江入于云中，遂奔郧，郧则今之安陆州。涉江而后至云，入云然后至郧，则云在江北也。《左传》曰：“郑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梦。”杜预注云：“楚之云、梦，跨江南北。”曰：“江南之梦”，则云在江北明矣。元丰中，予自随州道安陆入于汉口，有景陵主簿郭思者，能言汉、沔间地理，亦以江南为梦，江北为云。予以《左传》验之，思之说信然。江南则今之公安、石首、建宁等县，江北则玉沙、监利、景陵等县，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高，云方土而梦已作义矣。此古本之为允也。
从前《尚书•禹贡》上说：“云梦士作乂。”太宗皇帝时，找到古本《尚书》，写成“云土梦作义”。皇上诏令根据古本校改《禹贡》。我考察孔安国的注释：“云梦之泽在江南。”不对。根据《左传》，“吴国人攻入郢都，楚国国君跨过睢水渡过长江，逃到云泽中。楚王睡下后，敌人攻击他，用戈攻击楚王，楚王逃跑到郧。”楚国国君从郢都向西跑，跨过睢水，就应当从江南出发；这以后渡长汪进入云泽中，再逃住郧，郧就是现在的安陆州。跨过长江以后到云泽，到了云泽之后再到郧，那么云泽就在长江以北。《左传》说：“郑伯到楚国，楚王请他到江南的梦泽打猎。”杜预注释说：“楚国的云梦泽，横跨长江南北。”说了“长江以南的梦泽”，那云泽在长江以北就清楚了。元丰年间，我从随州经过安陆到了汉口，有个景陵县的主簿郭思，能说出汉水、沔水间的地理情况，也说长江以南是梦，长江以北是云。我用《左传》验证这个说法，郭思的说法是确实的。长江以南就是现在的公安、石首、建宁等县，长江以北就是玉沙、监利、景陵等县，是水流汇集的地方，那地势最低。长江以南的二浙，地势稍微高些，云等于土而梦已成为乂了。这也说明古本还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