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多谓廊屋为庑。按，《广雅》：“堂下曰‘庑’。”盖堂下屋檐所覆处，故曰“立于庑下”。凡屋基皆谓之堂，廊檐之下亦得谓之庑，但庑非廊耳。至如今人谓两廊为东西序，亦非也。序乃堂上东西壁。在室之外者。序之外谓之“荣”；荣，屋翼也，今之两徘徊，又谓之“两厦”。四柱屋则谓之“东西溜”。今谓之“金厢道”者是也。
现在的人多把廊屋称为庑。根据《广雅》说：“堂下叫做‘庑’。”大概是堂下屋檐覆盖的地方，所以说“立于庑下”。一般屋基都称为堂，廊檐之下也得称为庑，但是庑并不是廊。现在人们把两廊称为东西序，也不对。序是堂上东西壁，在室外的。序的外面称为荣，荣就是屋翼，现在的西徘徊，又称为“两厦”。四注屋就称为“东西溜”，就是现在被称为“金厢道”的。
梓榆，南人谓之“朴”，齐鲁间人谓之“驳马”。驳马，即梓榆也。南人谓之“朴”，“朴”亦言“驳”也，但声之讹耳。《诗》“隰有六驳”是也。陆玑《毛诗疏》：“檀木，皮似系迷，又似驳马。人云：‘斫檀不谛得系迷，系迷尚可得驳马。’”盖三木相似也。今梓榆皮甚似檀，以其班驳似马之驳者。今解《诗》用《尔雅》之说；以为“兽锯牙，食虎豹”，恐非也。兽动物，岂常止于隰者？又与苞栎、苞棣、树檖非类，直是当时梓榆耳。
南方人把梓榆称为“朴”，齐鲁一带的人就称为“驳马”。“驳马”，就是梓榆。南方人把它称为“朴”，“朴”也说成“驳”，只是“朴”的音读错罢了。《诗经》中“有六驳”便是这样。陆玑《毛诗疏》说：“檀木，皮像作文叙述似的，又像毛色不纯的马。有人说：‘砍削檀木不明白成了一篇文章，写文章还可成为毛色不纯的马。’”大概这三种树木相似。现在梓榆皮很像檀木，因为它斑驳像马的毛色不纯。如今解释《诗经》用《尔雅》的说法，以为“兽锯牙，食虎豹”，恐怕不对。兽是动物，怎么会经常停在低湿的地方？这种树又与苞栎、苞棣、树檖不同类，应当是当时的梓逾了。
自古言“楚襄王梦与神女遇”。以《楚辞》考之，似未然。《高唐赋》序云：“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朝为行云，暮为行雨’。故立庙号为朝云。”其曰“先王尝游高唐”，则梦神女者，怀王也，非襄王也。又，《神女赋》序曰：“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王异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梦若何？’对曰‘晡夕之后，精神恍惚，若有所喜，见一妇人，状甚奇异。’玉曰：‘状如何也？’王曰：‘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环姿玮态，不可胜赞。’玉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以文考之，所云“茂矣”至“不可胜赞”云云，皆王之言也，宋玉称叹之可也，不当却云：“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又曰“明日以白玉”，人君与其臣语，不当称“白”。又其赋曰：“他人莫睹，玉览其状。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若宋玉代王赋之，若玉之自言者，则不当自云：“他人莫睹，玉览其状。”既称“玉览其状”，即是宋玉之言也。又不知称“余”者谁也。以此考之，则“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王”与“玉”误书之耳。前日梦神女者，怀王也。其夜梦神女者，宋玉也。襄王无预焉，从来枉受其名耳。
自古说“楚襄王梦与神女遇”。用《楚辞》来考察这个传说，似乎并不是这样。《高唐赋》序说：“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朝为行云暮为行雨’。故立庙号为朝云。”这篇序说：“先王尝游高唐。”那么梦见神女的，是怀王，不是襄王。另外，《神女赋》序中说：“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王异之，明日以白玉，玉日：‘其梦若何？’对日：‘晡夕之后，精神恍惚，若有所喜，见一妇人，状甚奇异。’王曰：‘状如何也？’王曰：‘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环姿玮态，不可胜赞。’对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从文中考察，所说的“茂矣”到“不可胜赞”等等，都是襄王的话，宋玉称叹是可以的，但却不应该说：“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又说“明日以白玉”，国君与他的臣子说话，不应该称“白”。另外《神女赋》叹说：“他人莫睹，玉览其状。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如果宋玉为襄王作赋如宋玉自己说的，就不应当自己说：“他人莫睹，玉览其状。”既然说“玉览其状”，就是宋玉的话。又不知道称“余”的是谁。由此考证，“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中的王字是玉字。“明日以白玉者”是“白王”。“王”与“玉”写错罢了。前日梦神女的人是怀王，这夜梦神女的是宋玉。这件事与襄王无关，从来冤枉担了这个名声罢了。
《唐书》载：“武宗宠王才人，尝欲以为皇后。帝寝疾，才人视左右。熟视曰：‘吾气奄奄，顾与汝辞，奈何？’对曰：‘陛下万岁后，妾得一殉。’及大渐，审帝已崩，即自经于幄下。宣宗即位，嘉其节，赠贤妃。”按，李卫公文武《两朝献替记》云：“自上临御，王妃有专房之宠，以娇妒忤旨，日夕而陨，群情无不惊惧，以为上成功之后，喜怒不测。”与《唐书》所载全别。《献替记》乃德裕手自记录，不当差谬。其书王妃之死，固已不同。据《献替记》所言，则王氏为妃久矣，亦非宣宗即位，乃始追赠。按，《张祐集》有《孟才人》叹一篇，其序曰：“武宗皇帝疾笃，迁便殿，孟才人以歌笙获宠者，密侍其右，上目之曰：‘吾当不讳，尔何为哉。’”指笙囊泣曰：‘请以此就缢。’上悯然。复曰：‘妾尝艺歌，愿对上歌一曲以泄其愤。’上以其恳，许之。乃歌一声《何满子》，气亟立殒。上令医候之，曰：“脉尚温，而肠已绝。’”详此，则《唐书》所载者，又疑其孟才人也。
《唐书》记载：“武宗宠爱王才人，曾想把她立为皇后。武宗卧病，王才人看视在武宗身边。武宗仔细看着王才人说：‘我已气息奄奄，看来要与你分别了，怎么办？’王才人回答说：‘陛下去世后，妾要以死相殉。’过了很久，看到武宗己死，就在帐幕旁吊死。宣宗即位，嘉奖她的贞节，赠为贤妃。”根据李卫公文武《西朝献替记》记载：“自从皇上到来交媾，王妃有专房之宠，因为娇妒违抗了圣命，日夕而死，大家没有不惊惧的，认为皇上成功之后，喜怒无常，无法预测。”与《唐书》所记载的完全不同。《献替记》是德裕亲手记录的，不应当有差错，它记录王妃的死，已根本不同。根据《献替记》所说，那么王氏为妃已经很久了，也不是宣宗即位才开始追赠为妃。据《张祐集》有《孟才人》叹一篇，它的序中说：“武宗皇帝病重，迁便殿，孟才人以歌笙而获宠的，侍候在身边，武宗看着她说：‘我若有不讳，你怎么办呢！’孟才人指笙袋哭泣着说：‘请求用这个自缢而死。’武宗表现出十分怜悯的样子。孟才人又对武宗说：‘妾曾善歌，愿当着皇上的面唱一曲发泄内心的忧愤。’皇上因为她的恳切，同意她唱。于是唱了一曲《何满子》，站着气竭而死。皇上让医生诊侯，医生说：‘脉还温，但肠已断。’”这样详细，那么《唐书》所记载的，又疑心是孟才人了。
建茶之美者，号“北苑茶”。今建州凤凰山，士人相传谓之“北苑”，言江南尝置官管辖，谓之“北苑使”。予因读《李后主文集》，有《北苑诗》及《文苑纪》，知北宛乃江南禁苑，在金陵，非建安也。江南“北苑使”，正如今之“内园使”。李氏时有“北苑使”，善制茶，人竞贵之，谓之“北苑茶”，如今茶器中有“学士瓯”之类，皆因人得名，非地名也。丁晋公为《北苑茶》录云“北苑，地名也，今曰龙焙。”又云：“苑者，天子园囿之名。此在列郡之东隅，缘何却名北苑？”丁亦自疑之，盖不知“北苑茶”本非地名。始因误传，自晋公实之于书，至今遂谓之北宛。
建茶最好的，称为“北苑茶”。现在的建州凤凰山，士人相继称为“北苑”，说江南曾置宫管
辖，称为“北苑使”。我因为读《李后主文集》，有《北苑诗》及《文苑纪》，知道北苑就是江南禁苑，在金陵，不是建安。江南的“北苑使”正如同今天的“内园使”。李后主时有“北苑使”擅长子制茶，人们都看得高贵，称为“北苑茶”，如同现在茶器中有“学士瓯”等等，都是因人而得名，并不是地名。丁晋公为《北苑茶》记载说：“北苑，是地名，现在叫龙焙。”又说：“苑是天子园囿的名称。这在列郡的东边，为什么却名叫北苑？”丁晋公自己也有疑惑，大概不知道“北苑茶”的“北苑”本来就不是地名，开始因为误传，从丁晋公写到书上，到现在就称它为北苑。
唐以来士人文章好用古人语，而不考其意。凡说武人，多云“衣短后衣。”不知短后衣作何形制。短后衣出《庄子说剑篇》。盖古之士人，衣皆曳后，故时有衣短后之衣者。近世士庶人，衣皆短后，岂更复有短后之衣。
唐以来文人写诗文喜欢用古人语，但不考察古人语的含意。凡是说武人，多说“穿短后衣”，不知道短后衣是什么样子。短后衣出自《庄子•说剑篇》。大概古代的文人，衣服都拖后，所以时有穿短后衣的人。近代文人和百姓，衣都短后，哪里再有短后衣。
班固论司马迁为《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蔽也。”予按，后汉王允曰：“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班固所论，乃所谓“谤”也。此正是迁之微意。凡《史记》次序说论，皆有所指，不徒为之。班固乃讥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甚不谦。
班固议论司马迁作《史记》说：“《史记》所论，大大违背了圣人的是非标准，论大道理则以黄老为先，而以六经为后，叙述《游侠》则贬低处士，而突出奸诈的人，叙述《货殖》就推崇势利而鄙视贫贱。这些是《史记》的毛病。”据我考证，后汉王允说：“武帝不杀司马迁，致使他作诽谤的书，流传于后世。”班固所说的，就是王允所谓“谤”。其实，这正好是司马迁的精辟见解。所有《史记》的前后次序，记述评论，都有针对性，不是随便编写的。班固竟讥讽司马迁的《史记》是“大大背离了圣人的是非标准”，这种评论是很不正确，很不公正的。
人语言中有“不”字，可否世间事，未尝离口也，而字书中须读作“否”音也。若谓古今言音不同，如云“不可”，岂可谓之“否可”？“不然”岂可谓之“否然”？古人曰：“否，不然也”，岂可曰“否，否然也”？古人言音，决非如此，止是字书谬误耳。若读《庄子》“不可乎不可”，须云“否可”，读《诗》须云“曷否肃雍”、“胡否佽焉”：如此全不近人情。
人们语言中有“不”字来表达对世间事物的可否，这个字经常出现从未离口，但在字书中应该读作“否”音。若说古今语言与读音不同，如说“不可”，怎能说成“否可”？“不然”怎能说成“否然”？古人说：“否，不然也”，怎能说“否，否然也”？古人读音，决不是这样，只是字书错误罢了。如果读《庄子》“不可乎不可”，就要说“否可”，读《诗》就要说“曷否肃雍”、“胡否佽焉”，这样根本不近人情。
古人谓章句之学，谓分章摘句，则今之疏义是也。昔人有鄙章句之学者，以其不主于义理耳。今人或谬以诗赋声律为章句之学，误矣。然章句不明，亦所以害义理。如《易》云“终日乾乾”，两“乾”字当为两句，上乾知至至之，下乾知终终之也。“王臣蹇蹇”，两“蹇”字为王与臣也。九五、六二，王与臣皆处蹇中，王任蹇者也，臣或为冥鸿可也；六二所以不去者，以应乎五故也，则六二之“蹇”，匪躬之故也。后人又改“蹇蹇”字为“謇”，以“謇謇”比“谔谔”，尤为讹谬。“君子夬夬”，“蹇蹇”二义也。以义决其外，胜己之私于内也。凡卦名而重言之，皆兼上下卦，如“来之坎坎”是也。先儒多以为连语，如“虩虩”“哑哑”之类读之，此误分其句也。又“履虎尾咥人凶”，当为句。君子则夬夬矣，何咎之有，况于凶乎？“自天祐之吉”当为句，非吉而利，则非所当祐也。《书》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孔安国谓：“汤没，至太甲方称元年。”按《孟子》，成汤之后，尚有外丙、仲壬，而《尚书》疏非之。又或谓古书缺落，文有不具。以予考之，《汤誓》、《仲虺之诰》、《汤诰》，皆成汤时诰命，汤没，至太甲元年，始复有《伊训》著于书，自是孔安国离其文于“太甲元年”下注之，遂若可疑。若通下文读之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则文自足，亦非缺落。尧之终也，百姓如服考妣之丧三年，百姓有命者也，为君斩衰，礼也。邦人无服三年，四海无作乐者，况畿内乎？《论语》曰：“先行”，当为句，其言自当后也。似此之类极多，皆义理所系，则章句亦不可不谨。
古人说的关于章句的学问，说是分章摘句，就是现今的疏通和阐发文义。过去有人看不起这种关于章句的学问，以为它不专于文词的思想内容罢了。现在有人甚至错误地把诗赋声律当作关于章句的学问，错了。但章句的意思不明了，也是影响思想内容的。如《易经》上说“终日乾乾”，两个“乾”字应该是两句，上句的“乾”知道达到道的最高境界，下句的“乾”知道事物的终结。“王臣蹇蹇”，两个“蹇”字指王与臣。九五、六二，王与臣都处在蹇卦中，王担当起艰难困苦，臣或者可以成为有理想的人；六二之所以不离开的原因，是因为与王相应和的缘故，那么六二的“蹇”，就不是自身的缘故了。后人又把“蹇蹇”的字改成“謇”，把“謇謇”等同“谔谔”，更是错误。“君子夬夬 ”，“夬夬”有两个意思。用它的意思来判断它外面的事，超过在里面对自己个人的事的判断。凡属是卦名重叠说出的，都兼顾上下卦，像“来之坎坎”就是这样。以前的学者大多以为是连续的词，如同“虩虩”“哑哑”那样的读法，这是断句错了。另外“履虎尾咥人凶”，应是一句。君子已经果断了，哪里有什么灾祸，更何况是不吉利？“自天祐之吉”，应是一句，不吉利而得到好处，那就不应当保祐了。《尚书》说：“成汤已经死了，在太甲元年。”孔安国说：“汤死，到太甲才称为元年。”查
一下《孟子》，成汤之后，还有外丙、仲壬，那《尚书》的解释不对。另有人说古书有缺损的，文字不完全。据我的考证，《汤誓》、《仲虺之诰》、《汤诰》，都是成汤时的诰命，汤死，到太甲元年，才又有《伊训》写在书上，从这里孔安国离开那文句在“太甲元年”的下面注释，就似乎可疑。假如连同下文读它说：“成汤己死，太甲元年伊尹写成《伊训》”，那文句就完整了，也没有什么缺漏。尧去世时，百姓像守父母的丧一样守丧三年，百姓中有使命的，为君主穿着丧服，这就是礼貌。全国的人三年不脱丧服，全国没有奏乐的，何况王都周围呢？《论语》说：“先行”，应是一句，它说的自然是指后面的。像这样的情况很多，都牵涉到思想内容，那么章句也就不可不小心注意了。
古人引《诗》，多举《诗》之断章。断音段，读如“断截”之“断”，谓如一诗之中，只断取一章或一二句取义，不取全篇之义，故谓之断章。今之人多读为断章，断音锻，谓诗之断句，殊误也。诗之末句，古人只谓之“卒章”，近世方谓“断句”。
古人引用《诗经》，大多列举《诗经》的章节。断音段，读作“断截”的“断”，意思是如在一首诗之中，只断取一章或一二句之义，不取全篇之义，所以称为断章。现在的人多读为断章，断音锻，意思是诗的断句，错极了。诗的最后的句子，古人只称为“卒章”，近代称为“断句”。
古人谓币，言“玄纁五两”者，一玄一纁为一两。玄，赤黑，象天之色；纁，黄赤，象地之色。故天子六服，皆玄衣纁裳；以朱渍、丹秫染之。《尔雅》：“一染谓之‘纁’。”纁今之茜也，色小赤。“再染谓之‘窥’。”纁，纁也。“三染谓之‘纁’。”盖黄赤色也。“玄”、“纁”，二物也。今之用币，以皂帛为玄纁，非也。古之言束帛者，以五匹屈而束之，今用十匹者，非也。《易》曰：“束帛戋戋”。戋戋者，寡也；谓之盛者非也。
古人称帛，说“玄纁五两”的，以一玄一纁为一两。玄是红黑色，像天的色；纁是黄红色，像地的色。所以天子的六种冠服，都是玄衣纁裳，用朱渍、丹秫浸染成的。《尔雅》说：“一染称为‘纁’。”就是今天的茜根染的色，是浅红色。“再染称为‘窍’，”窍就是纁。“三染称为‘纁’。”大概是黄红色。“玄”和“纁”是两样东西。今天用帛，用皂帛为玄纁，是不对的。古代称束帛的，用五匹屈曲捆束，现在用十匹，不对。《周易》说：“束帛戋戋”。戋戋是少，说它是多就错了。
《经典释文》：如熊安生辈，本河朔人，反切多用北人音，陆德明吴人，多从吴音，郑康成齐人，多从东音。如“璧有肉好”，肉音揉者，北人音也。“金作赎刑”，赎音树者，亦北人音也。至今河朔人谓肉为“揉”，谓赎为“树”。如“打”字音丁梗反，“罢”字音部买反，皆吴音也。如“疡医祝药劀杀之齐”，“祝”音咒，郑康成改为“注”，此齐、鲁人音也。至今齐谓注为“咒”。官名中尚书本秦官，尚音上，谓之“尚书”者，秦人音也。至今秦人谓尚书为“常”。
《经典释文》：如熊安生等人，原本是河朔人，反切字音大多用北方口音。陆德明是吴人，反切字多依从吴地口音。郑康成齐人，反切字音多依从东音。如“璧有肉好”，把肉说成揉的，是北方人口音。“金作赎刑”，把赎音读作树的也是北人口音。到现在河朔人把肉音说成“揉”，把赎读成“树”。如打字音丁梗反，“罢”字音部买反，都是吴地口音。如“疡医祝药刮杀之齐”，“祝”读作“咒”音，郑康成则改为“注”，这是齐、鲁人的口音。到现在齐鲁把注当作“咒”。官名中尚书本秦官，尚音上，把它称为“尚书”的，是秦人的口音。到现在秦人把尚书中的尚称为“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