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而下，创法垂制，得三代之余意者，莫唐若也。夫取民之法，每患其轻重不均，唐则一之以租调；养兵之法，每患其坐食无用，唐则处之以府卫；建官之法，每患其名实杂揉，唐则纳之以六典。使民不至于困，兵不至于冗，官不至于滥。太宗之法，庶几先王者，非以此欤？
建官之法传之至于景龙，则有墨敕斜封之滥，而古制遂以坏。养兵之法传之至于开元，则有长驱骑之制，而府卫遂以变。取民之法，传之至于建中，则有两税之目，而租调遂以废。夫中、睿之君固不足深责，而张说、杨炎亦非暗于事机者，岂可轻改太宗之法欤？
盖尝考之，丁以百亩为率，租以二石为额，调以布为制，役以二旬为限，此租调之法也。然无以葬者，许鬻永业。自狭乡顿宽乡者，并鬻口分。既许其鬻，则兼并宁不启耶？已鬻者不复授，则课何从均耶？在府则力田，番上则宿卫。无事皆农夫，有事则精卒。此府卫之法也。然河东、河北、关右、陇左府之环京畿者五百余，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府之在诸道者才二十余。虽曰重内轻外，何多寡之不等耶？外既轻矣，卒有调发，岂能朝夕至耶？分职率属则曰省、曰台、曰寺、曰监，序劳秩能则有品、有爵、有阶、有勋。此建官之法也。然承隋之后，官不胜众也，乃骤为七百三十事。可以省也，乃复增制员外。在当时已不能守，何以责后世之变耶？太宗之法固美矣。夫惟不虑其所终，不稽其所弊，是以虽行之一时，而卒不能以行之久远也。
太宗平河东，立和籴法。时斗米十钱余，草束八钱，民乐与官为市。后物贵而和籴不解，遂为河东世世之患。仁宗治平中，诏陕西刺民，号义勇。又降敕榜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然其后不十年，义勇运粮戍边以为常。神宗熙宁中，行青苗之法。虽不许抑配，其间情愿人户，乃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以逃亡。逃亡之余，则均之于邻保。温公亦谓“民知所偿之利，不知还偿之害”，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