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言：“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尝探是说，以考古今之治乱，盖无有不原于此者。
三代人主虚心恭己以论相于上。自庶言、庶狱、庶事不敢兼知，以乱其纯一，而汩其聪明。是以届堂之间，必得贤相；而相总领众职，进退百官，亦无有不得其人。某人治某事，某人居某职，予之者不敢轻，而得之者不敢慢。恪守官常，惟职是举，夫然后道德政事并行而不偏废。
自三代以还，道揆不明，（而）法守滋乱，而不可收拾。吾观汉文帝之贤，若足以超三代之治。断狱钱谷之数，问之周勃，又问之陈平。文帝固非好要之主也。武帝之英雄大略，若足以超三代之治。然“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此言之发，何为者耶？武帝抑非发要之主也。夫大体之不知，当务之不急，所谓造原立本，关兴衰治乱之大者，一不暇讲，天下之事，百官有司之守，方丛然萃于吾身，而欲兼之。汉治之不古，无足怪也。
盖尝论之，人主以一心之智虑、两耳目之聪明，如其烦于独断，而役于琐琐之常务，则事理之所在必不能精讲而深究之；不能精讲而深究，则士大夫之受命承孝者必至于依违而苟且。大抵天下之理，造命容有不实，则将命者得以乖违；起事容有不中，则趋事者得以卣莽。好详之弊，其极必至于此也。
方今天下之务，莫重于兵吏，其次莫重于刑狱钱谷，然使庙堂之上操约御详，惟二三大臣。是究是图，是信是使。彼大臣既得其人，则百官有司之间，亦莫不各当其职。夫然后付之以兵吏之事、刑狱之事、钱谷之事。为祝者不使之治庖，为工者不至于易技。至于斯时，谁敢不究心奉职，以济吾所欲为耶？
昔唐宪宗锐意于为治，杜黄裳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贤、操执纲领、务得其大者。至于簿书狱讼，非人主所任。”又谓：“王者任人责成，见功必赏，见罪信罚，孰敢不尽力？”周世宗违众破北汉，自是政无大小，皆亲决。高锡上书，以为：“不若择立心公正者为宰相，爱民听讼者为守令，丰财足用者使掌钱谷，原情立法者使掌狱讼。人主但视其功过而赏罚之。何忧不治？”二说然矣。差之毫厘。异乎吾所闻也。夫人主之任人，将人人而任之耶？抑任一相，而使一相任百官耶？如其人人而任之，百官有司皆出一人之所量授，则与夫好详之弊，亦无以大相过也。
人主以多事自弊，而百官有司皆以虚文为欺。盖本末上下始为之颠倒错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