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此篇者皆以下文“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之士为皋陶。吴氏云：“《二典》不载有两刑官，盖传闻之谬也。”蔡氏云：“皋陶未为刑官之时，岂伯夷实兼之与？’余按此篇後章文云：“今尔何监，非时伯夷播刑之迪；其今尔何惩，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明明分承上章“苗民弗用灵”及“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两项而言，则所谓士者非皋陶即伯夷明矣。稷、弃之世官也，故今（刚案：“今”当作“经”）传多称之；若皋陶则未闻有称士者。且既谓伯夷典刑矣，又谓皋陶为士，不但於政体有乖，即以文义论亦不可通。然则所谓“制百姓于刑之中”者即承上文“伯夷”而言，非皋陶明矣。盖盛世之文多谨严，衰世之文多轻易；况事在千馀年前，传闻不一，盖有误以皋陶之事为伯夷者，作诰者因本之以为言。吴氏以为传闻之谬，是矣。蔡氏疑在皋陶之前，犹未免於曲为说也。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书》之《吕刑》，《诗》之《宫》皆不能无疑：非但其作之晚，亦以所称述者久远之事，不能保其不失实耳。故列之於存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