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传》云：“‘逾’者，禹自荆山而过於河也。孔氏以为荆山之脉逾河而为壶口、雷首者，非是。禹之治水，随山刊木，其所表识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广博可以奠民居，故谨而书之，以见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络之所自来，若今之葬法所言也。”余按：《导水》诸章文云“至於合黎”，“至於三危”者，水至之也；云“过三ㄛ”、“过九江”者，水过之也；乃至云“迤”，云“会”，云“溢”，云“入”者，皆水也，非禹也；何独《导山》诸章则“至”为禹至之，“过”为禹过之，“逾”为禹逾之哉！文同说异，何以别焉？且禹八年於外，所至所过之地多矣，其来而复往，往而复来者，盖不可以悉数，何以独记此数章乎？禹之导山，固非若今术士为葬法计，然岂容不问其脉络首尾！况山之脉络正与治水相表里：欲使水之轨道，必先取地高下左右俯仰之形而详辩之，然後能知某水当左，某水当右，某水於某处可出，某水与某水可合；而凡地之高下，左右，俯仰，皆视山之起伏、分合、屈折，山脉安可以不问也！故同一不龟手之药也，宋人用之以纟光，吴王用之以与越战，此自用之者有大小耳：不可谓用之，行师者遂必弃之也；不可谓葬法用之，治水者遂必不资之也。今术士皆据五行以推人祸福，亦遂谓圣人不言五行乎！圣人但不以五行推人祸福耳，未尝不修五行以利民用也。且术士何足以知山脉；术士之谈山脉，正如其谈五行，非沿讹踵谬则穿凿附会耳，知山脉者，莫圣人若也，奈何反属之术士哉！《蔡传》又云：“河北诸山皆自代北乘高而来，──其脊以西之水，西流以入西河；以东之水，东流以入於海──一支为壶口、太岳；一支南出为析城、王屋，西折为雷首；一支为大行；一支为恒山：其间各隔沁、潞诸川，不相连属。岂自岍岐跨河而为是诸山哉！”余按：此说特因堪舆家言有所谓“两山间必有水，两水间必有山”者，故疑隔水则山遂不相连属耳。不知此二语特言其大概，非以为尽然也。凡水固有循山而流者，亦有穿山而出者。大行自天井关东行北转历邢、相，抵易、定，环燕京而东南，以至於海，二千馀里绝无断处；而漳、沁、滹沱、桑乾（即今永定）皆自山西逾山而东，安见隔水遂不相连属乎！余尝自洛入秦，循何而西，见河南之山皆如趋如赴，与河北诸山遥相连接；若河南地平，则河北亦平。然则冀南之山显然自雍、豫来，《伪传》之说是也。且太原东即大行，山势北向，不南行；其西山则在汾水（即《蔡传》所谓“西流入西河”者）西，与河西山相连属；其中坦然平地，竟无处可指为脊者。河北诸山何由自代北来，特堪舆家猜度而为之说耳。吾故曰：术士不足以知山脉，知山脉者圣人也。由是言之，《经》之“逾於河”当属山，不当属禹，明矣。
“导れ冢，至於荆山；内方，至於大别。岷山之阳，至於衡山；过九江，至於敷浅原。”（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