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书中有“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之语，论者因之，或以为伊尹罪。余按：孟子辫伊尹要汤事，称其非义非道，禄以天下弗顾；汤以币聘犹不肯往，必无一旦无故去商而欲辅桀之事。即就桀矣，桀之暴戾不可化诲，伊尹岂不见之；即由亳而夏，复由夏而归亳，一已足矣，五何为焉！孟子称伊尹言“何事非君”，而《史记》载《书序》复有“丑夏归亳”之事，然则伊尹固尝夏，或仕於桀，或未尝仕於桀，或如孟子在梁为齐客卿者然，皆未可知。惜乎《女鸠》、《女房》之篇已亡，其事不可详考。要之，五就汤，五就桀，则必无之事也。战国游说之士多喜妄谈古人，既流俗相传有至夏之事，遂从而甚其词，以为五就桀耳。且伊尹初就者，汤也，若果五就汤，五就桀，则当终於夏，何由复至商！其非实事，亦已明矣。大抵相传之言，往往过甚其词。《论语》中记子张言云：“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然以《传》文考之，初未尝有此事。子文初代子元为令尹，见於《传》；後让令尹於子玉，见於《传》。其间何时已之，何时再仕，何时再已，何时三仕，何以《传》无一言及之？楚自成王以後，令尹无不见於《传》者：代子文者何人，何以独不见於《传》？且子文之不为令尹，乃自欲授政於子玉，初未有人已之。然则其事为无征矣。春秋之世，列国执政之人从未有忽废忽用者，非若後世之以罢相复相为常事也，子文何以独有此事？子文之为令尹，始终皆在楚成之世。子文忠於楚者，楚子何故已之？後又何故用之？揆之事理，亦殊乖剌。然则此亦莫须有之事矣。盖子文之初为令尹也，自毁其家以纾国难，故相传以为“无喜色”也。其後授政子玉，绝无恋位之心，故相传以为“无愠色”也。相传日久而甚其词，故遂以为三仕三已而无喜愠焉耳。窃意伊尹之事亦当类此。记《孟子》者习於流俗所传，因误采之入於《孟子》言中耳，──正如汝、淮、泗皆入海而以为入江也。盖圣贤言之，圣贤初未尝自书之；後人记其言者但取其大意如是，原不保无一二语之失实。《论语》前十篇中犹不免有之，况《孟子》书中乎！此章乃辨淳于髡言道之不同，偶及尹尹，非其意所专注；若《要汤章》乃专辨伊尹事，必得其实。学者当取信於彼，不必以此为疑也。故今不载《孟子》此文。
【补】“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逸书》）
【补】“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孟子》）
【附论】“公孙丑曰：‘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