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读《洪范》,而知武王之所以继唐、虞、夏、商而成一代之盛治也。吾读《立政》、《无逸》,而知成王、周公之所以绍文、武而开八百年之大业也。《六经》中,道政事者莫过於《尚书》;《尚书》中,自《尧典》、《禹贡》、《皋陶谟》以外,言治法者无如此三篇。然《虞夏书》文简意深,而此则明切晓畅。学者於此三篇熟玩而有得焉,於以辅圣天子致太平之治,绰有馀裕矣!惜乎世之学者惟务举业而於此多不究心也!唐李德裕幼而敏捷;武元衡问其所嗜何书,德裕不应。其父吉甫责之,对曰:“武公身为宰相,不问理国调阴阳而问所嗜书,所以不应。”然则分《诗》、《书》与政事为二,自唐已然。朝廷以《六经》取士,果何为邪?其亦可叹矣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