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云：“齐大夫犁Θ言於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於夹谷。”若孔子己得政於鲁者。余按：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是孔子见用未尝至於期月之久也。《公羊传》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於是帅师堕后阝，帅师堕费。”是定公至十二年始用孔子，未久而遂去也。当会夹谷之时，孔子不过为司寇耳，非有事权，安能危齐！若孔子於此年已听国政，至十二年，逾“三年”矣，何不闻其“有成”者何在乎？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以有天下，後世推之则然；其门人或有知之者，他人不能也。若人尽知孔子之能兴其国，何至终其身而不见用？况犁Θ狙诈之人，尤不足知圣人，安有遽以“危齐”为忧者乎！且《传》所谓“相”者，谓相礼也，非相国也。相国者，治一国之政；相礼者，但襄一时之礼，与国政无涉也。故鲁季孙世秉国政，而襄公如晋，孟献子相，昭公如楚，孟僖子相。晋韩宣子为政，而晋侯之享齐侯，中行穆子相。郑子皮当国，子产为政，而郑伯之朝晋侯，公孙段相。此盖《史记》误以相为相国之相，又因《传》有犁弥欲以兵劫鲁侯之事，而遂误以会时之策为在国之谋，而不知其谬也。曰：然则齐何故而与鲁为会也？曰，经传之文甚明，学者自不察耳。盖自昭公以前，诸侯莫不事晋，自召陵会後而晋渐以失诸侯，故定公之七年，“齐侯郑伯盟於咸”，“齐侯卫侯盟於沙”。独鲁事晋如故，不与诸侯之会，而又为晋讨郑讨卫，故齐使国夏再伐鲁，而鲁亦两侵齐。直至阳虎奔後，而鲁始与齐平，会於夹谷。明年，又与郑平。故《左传》云，“始叛晋也”。然则鲁自因叛晋而与齐会，岂齐惧鲁之用孔子而与鲁会哉！故今不载《史记》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