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孔子於灵公时凡四去卫而再陈，其二皆未出境而反。其初陈也，以定公卒之岁，乃定公十五年；宋，遭桓司马之难，至陈，主於司城贞子，盖本之於《孟子》。其再陈也，以灵公卒之春，乃鲁哀公二年，而误以为三年；因灵公问陈而遂行，盖本之於《论语》。余按：《论语》、《孟子》所记乃一时事，《论语》记其去卫之故，而《孟子》叙其道路所经与在陈所主，非再去也。《世家》误分为二，遂谓孔子至陈三岁而反乎卫，由卫而再陈以实之。不思定公卒之岁距灵公之卒仅二年，而孔子居陈三岁，并曹、宋、郑、蒲之滞及在卫临河之日计之，当不下四五年，如此，则灵公之卒固已久矣，尚安得有问陈事乎！其谬一也。《论语》云：“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於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孟子》云：“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此两章亦一时之语而所传异词。《世家》亦分以为二，遂谓孔子凡两发叹，一属之初至陈，一属之再至陈。夫既思狂简而反卫矣，而又至陈，奚为者？至陈而又思归以裁狂简，何其行止之无常乎？其谬二也。过匡之役，以恐获罪而去，未出境也，无故而反；临河之役，无故而去，亦未出境也，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不得已而复反，孔子之去就若是之苟然而已乎？孟子曰：“古之君子，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去果是也，则不当不召而自反；如可反也，则毋宁始之不去之为愈乎，而何为乎仆仆於道途而不惮其烦也？其谬三也。且《世家》以定十四年卫，而《年表》已於是年至陈；《世家》以定十五年遭宋桓之难，而《年表》乃在哀之三年；《世家》以哀六年再反卫，而《年表》乃在十年；《世家》自陈反卫，自卫复至陈之事，《年表》皆无之：即其所自为说已自改之，而学者反皆遵之，谓孔子三至卫而三至陈，甚不可解也！今取《孟子》过宋之文，《论语》问陈之事，合而为一，在陈之叹，《论语》、《孟子》所记亦取而合之，则事理晓然明白，孔子并无由卫而再陈，由陈而再返卫之事矣。至其去卫之年虽无可考，然卫灵以哀二年夏卒，则孔子之去非定之末即哀之初，《世家》所谓鲁定公卒之岁去卫者近是。由此过来至陈而主贞子，正与《孟子》合；但无自陈反卫而再陈之事耳。馀已详前数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