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云：“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义，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康成之徒多非其说。孔氏颖达云：“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迁言未可也。”而宋欧阳氏修云：“以《诗谱》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馀君而取一篇着。由是言之，何啻三千！”邵氏雍亦云：“诸侯千有馀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则又皆以迁言为然。余按：《国风》自《二南》、《豳》以外多衰世之音，《小雅》大半作於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无几，如果每君皆有诗，孔子不应尽删其盛而独存其衰。且武丁以前之颂岂遽不如周，而六百年之风雅岂无一二可取，孔子何为而尽删之乎？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玩其诃意，乃当孔子之时已止此数，非自孔子删之而後为三百也。《春秋传》云：“吴公子札来聘，请观於周乐。”所歌之风无在今十五国外者。是十五国之外本无风可采；不则有之而鲁逸之，非孔子删之也。且孔子所删者何诗也哉？郑、卫之风，淫靡之作，孔子未常删也。“丝麻菅蒯”之句不逊於“缟衣茹芦”之章，即华室远”之言亦何异於“东门不即”之意；此何为而存之，彼何为而删之哉？况以《论》、《孟》、《左传》、《戴记》诸书考之，所引之诗逸者不及十一，则是颖达之言左券甚明；而宋儒顾非之，甚可怪也，由此论之，孔子原无删《诗》之事。古者风尚简质，作者本不多，而又以竹写之，其传不广，是以存者少而逸者多。《国语》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於周大师，以《那》为首。”郑司农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是正考父以前颂之逸者已多，至孔子又二百馀年而又逸其七。古义世愈近则诗愈多；世愈远则诗愈少。孔子所得止有此数，或此外虽有而缺略不全，则遂取是而正次第之以教门人，非删之也。《尚书》百篇，伏生仅传二十八篇，逸者七十余篇；孔安国得多十馀篇，逸者尚数十篇。礼之逸者尤多。自汉以来易竹以纸，传布最易，其势可以不逸，然其所为书亦代有逸者。逸者事势之常，不必孔子删之而後逸也。故今於删《诗》之说悉不敢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