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周书》中有《谥法篇》，传《史记》者取而冠之简端。其文云：“惟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於牧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云云）。”後世儒者咸信之而不疑。余按：谥法之所为制，意必将以劝善而惩恶也。善者谥以善，恶者谥以恶，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然後人知所以劝惩。今此篇中，经纬天地曰“文”，锡民爵位亦曰“文”，圣闻周达曰“昭”，容仪恭美亦曰“昭”；使睿圣之君与小才小善者同科，固已不足为劝。至於克定祸乱曰“武”，夸志多穷亦谓之“武”；乱而不损曰“灵”，死而志成亦谓之“灵”；美恶同词，圣狂一例，褒贬之义无存，劝惩之道安在！周之制此谥法，欲何为乎？“帝”也，“王”也，“公”“侯”之与“君”也，长民者之称，非谥也，且亦不始於周，何故先之以此？“钦”“明”者，史臣赞尧之词；“克明克类，克长克君，克顺克比”，成专引而释之，以见文王（《诗》本言王季，专以为文王）之德然耳；岂得皆谓之谥！齐太公子丁公，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盖沿商以干名为号者；今乃以“丁”为谥。然则“乙”“癸”亦当为谥，何以又不之言？他如“正”、“直”“忠”、“爱”、“夸”、“惑”之类，春秋时从未有以之为谥者。则此篇为後人之所妄撰，明矣。且周既制此谥法，必先分别夫应谥之人，或通行於诸侯，或兼行於卿大夫。乃今以史考之，卫康叔之後五世无谥；齐太公、宋微子、蔡叔度、曹叔振铎皆四世无谥。太公以佐命之臣，始封之君，而竟无谥。周公子伯禽亦无谥。晋唐叔子燮，父子皆无谥。周果制为谥法，何以诸国之君皆无谥乎？盖谥法非周之所制，乃由渐而起者。上古人情质朴，有名而已；其後渐尚文而有号焉。至汤拨乱反治，子孙追称之为“武王”，而谥於是乎始。然而子孙卿士未有敢拟之者。周之二王谥为文、武，盖亦仿诸商制。以成王之靖四方也，放亦谥之曰成。而康王以後遂仿而行之。犹之乎商有三宗，西汉亦有三宗，至後汉而宗始多，及唐、宋而遂无帝不宗也。周公有大功於天下，故其没也，成王特赐之谥。召公历相三朝，康王遂仿周公之例而亦谥之。然皆以为特典，非以为常制也。是以成、康、昭，穆之代，诸侯谥者寥寥。数世之後，俗弥尚文，遂无有不谧者。然卿大夫尚未敢拟也。至周东迁以後，而卿大夫始渐有谥。尝以《春秋传》考之，晋自文公以前，惟栾共叔有谥（《国语》有韩定伯）；狐偃、先轸有佐霸之功，而谥皆无闻。至襄公世，赵衰、栾枝始有谥，而先且居、胥臣之属仍以字称，则是亦以为特典也。成、景以後，卿始以谥为常；先、三以罪诛，乃无谥。降於平顷，则虽栾盈之以作乱死，荀寅、士吉射之失位出奔，而靡不谥矣。鲁大夫有谥者，较他国为独多。然桓、庄以前，卿尚多无谥者。昭、定之间，则荣驾鹅、南宫说、子服、公父之伦，下大夫靡不谥者。郑大夫初皆无谥；至春秋之末，子思、子亦有谥。惟宋大夫始终无谥。果周所定一代之制，何以先後不齐，彼此互异若是？然则谥之由渐而起，彰彰明矣。即“灵”“厉”之属，其初亦非恶谥而子孙臣庶公然加之也。盖贤者既奉以嘉名，而不贤者无可推崇，则亦依傍其性情行事而谥之。《书》云：“灵承於旅。”《诗》云：“濯濯厥灵。”《论语》云：“子温而厉。”又云：“君子，听其言也厉。”灵与厉何尝即为不美之名；但相率以之谥暴主，而其後遂以为辱耳。犹之乎周有恭王，鲁有恭公，汉有顺帝，未尝不为美名；而自南北朝来，宋有顺帝，周与隋有恭帝，後世遂以恭顺为忌讳也。《周书》之作盖在战国、秦、汉之间，彼固取前世王侯卿大夫之行事而揣度言之，复杂取传记之文以附益之者。若之何後儒之不之察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