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传《戴记中庸篇》子思所作。余按：孔子、孟子之言皆平实切於日用，无高深广远之言。《中庸》独探赜索隐，欲极微妙之致，与孔、孟之言皆不类。其可疑一也。《论语》之文简而明；《孟子》之文曲而尽。《论语》者，有子、曾子门人所记，正与子思同时；何以《中庸》之文独繁而晦，上去《论语》绝远，下犹不逮《孟子》？其可疑二也。“在下位”以下十六句见於《孟子》，其文小异，说者谓子思传之孟子者。然孔子、子思之名言多矣，孟子何以独述此语？孟子述孔子之言皆称“孔子曰”，又不当掠之为己语也。其可疑三也。由是言之，《中庸》必非子思所作。盖子思以後，宗子思者之所为书，故之於子思，或传之久而误以为子思也。其中名言伟论盖皆孔子、子思相传之言；其或过於高深及语有可议（若“追王大王、王季”之类）者，则其所旁采而私益之者也。又“哀公问政”以下，《家语》亦有之，至“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止，其中每隔数语即有“公曰”云云以发之。朱子以“博学”以下为子思所补，而“公曰”云云乃子思所删。余按：《论语》所记孔子之言未有繁至数百言者，而继绝举废，朝聘以时，皆天子之事，孔子之告哀公何取焉？盖孔子之答哀公本不过十馀言，其後则撰书者推衍其说，是以“好学”之句又以“子曰”发之。近世所传《家语》，本後人所伪撰，彼盖不知孔子之言之於何止，故采其文逮於“择善固执”耳。其“公曰”云云者，词理浅陋？且增此数问，前後文义亦间隔不通，乃其所妄增无疑也。嗟夫，《中庸》之文采之《孟子》，《家语》之文采之《中庸》，少究心於文义，显然而易见也，乃世之学者反以为《孟子》袭《中庸》，《中庸》袭《家语》，颠之倒之，岂不以其名哉！韩子云：“然後识古书之正伪。”嗟夫，嗟夫，此固未可以轻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