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自周之衰，杨、墨并起，继以秦火，《六经》几亡。汉初始求遗书，然以其求之切也，传而失实，驳而不纯者，皆得为圣贤所作以与世市，而莫能辨。武、宣以後，经学益重，学者藉此以取富贵，又多增其师说，旁采杨、墨之言，以乱圣人之旨。犹幸其时诸家并立，异同得失之故有可考证。及至後汉，马、郑起而诸家之传渐微。永嘉之乱，其书遂尽失，存於世者不一二家。而学者方崇王肃，复伪造古书以攻康成，以惑当世。後生末学习熟耳目，以为圣人之旨固然，《六经》於是大坏。唐、宋迭兴，诸儒林立，始颇发明圣人之道。然其言大抵以辟佛、老为事；至於前人讹误紊杂，相承而未及正者尚多。此固未尝不有待於後人之补苴者也。
余自束受书，奉先人之教，即专求信於经。及长，觉百家言益多可疑。以是每观先儒笺注，必求其语所本而细核之，欲以探圣经之原，不惑於众说，顾家贫质钝，碌碌无读书之暇，即读，亦都不复记忆。且多病，遇劳则亟，不能自竟其业，尝冀有一二同志相与讲明而切究之，而居僻寡交游，所见学者多专攻举业，间有好古之士，只肆力於诗赋博览，竟不能有所遇，而余亦渐老矣！
乾隆壬子，余游京师，始得遇滇中陈介存履和於逆旅。介存嗜学好古，所为文往往能抉前人舛误。余方幸其得友，而介存顾不自是，乃介朱笏山奕簪而请师余者至於再四。夫师所以求益，余之与介存，伯仲间耳，何能益！况师道不易行，自唐韩、柳且难言之。乃辞之者屡。而介存意坚不可移。岂以世无行古人之道者而欲以身励俗耶？抑好学之心笃而遂不暇深择其人邪？（通世按：《无闻集》卷三“好学”作“好古”）
虽然，余尝闻之，学以专而精，知以少而当。不使百家之言杂於经，而後经之旨可得。不强求其所不能知者而必欲知之，而後所知者无所淆；故说经欲其自然，观理欲其无成见，於古人之言无所必於从，无所必於违（通世按：两“必於”、字《文集》皆作“於必”），唯其如乎经而己。苟如是，异日必将大有得焉。於以正群言之淆乱而明《六经》之旨，余将於介存乎是望，而如余者复何足为芥蒂哉！倘异日天假之缘，使余得与介存聚处数载，以余之所窥及其所未窥，相与讲明而切究之，以偿其平生之愿，以求万一之有几於道，则余虽贫且病以老，其亦可以无憾也夫！
壬子冬，先生还大名。履和援昌黎《师说》之例，以文为请。
明年，乃贻此序，皆先生自得之言，履和对病之药也。年加长而学不进，深负父兄师友之明教。三复斯篇，能勿愧惧！丁巳夏四月辛未朔，履和谨识。（通世按：嘉庆二年陈氏刻《上古》、《洙泗》二录，《正朔》、《祀》二考时，附刻本序，末加此跋语。今因补刊於此。）
余自三十以後，颇有所窥测，先达中赏鉴余者惟汪上湖先生。五十以後，颇有所论著，後进中推毂余者惟陈介存履和。不意今世乃有此二人也！其亦异事也已！故附录二篇於此。崔述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