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彼矣》一篇，明言“平王之孙”，其为东迁後诗无疑。郑渔仲固已言之矣。盖此诗虽晚作，然以王姬下嫁而不侈言其贵宠，盛称其车服，以“肃”，美之，则是犹有先代淳朴之遗，是以圣人犹有取焉。乃《毛传》云：“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孙，适齐侯之子。”夫《经》明明言为平王而《传》犹以为文王，然则《经》之未尝言为某王而《传》强属之文王者，岂可以胜数哉！且称为“平王”者谓非平王宜臼，则其称为庄公、穆公者亦可谓之非鲁侯同、秦伯任好乎？王氏安石乃以《书》之“宁王”为比，刘氏瑾又以《大雅》之称“辟王”，《商颂》之称“玄王”，“武王”曲为之解，强词夺理，抑又甚焉。何者？夫所谓“宁王”者犹其称哲王也，所谓“辟王”者犹其称君王也，可以称此王，亦可以称彼王。故宁王或以为文，或以为武，泛称之则可耳。若云“宁王之孙”，“辟王之孙”，则不知其果出於何王也。古人宁有如是不通之文理乎！至商以玄王称契，未闻相土、上甲微之亦为玄王也，以武王称汤，未闻太甲、武丁之亦为武王也，岂得援以为此！嗟夫，後之人宁叛圣人之经而不肯少异於汉儒之传，宁使文理不通而必欲曲全夫相沿之说，真可为长太息者矣！且《大雅尚书》称文王者无虑百馀，何以不一称为“平王？”由是言之，“平王”断断非文王明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