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皆救於未荒者也。失此不图，至於已荒然後救之，晚矣。虽然，不犹胜於立而视其死者与！是故，救於已荒亦有道焉。一日籴，商贾末业主人宜之。二日借，有田者宜之。三曰役，无田而少壮有力者宜之。四曰赈，无田而文弱老幼废疾者宜之──赈有以粟者，饿未久，病未甚者宜之；有以粥者，饿已久，病已甚者宜之。
救荒之道，必先料民。籴者不籍，其馀皆籍。其籍必於未事，择近村之耆老若诸生殷实而平善者任之──未事，则欲欺我者计未成而谋未定；平善，则畏法；殷实，则轻赂；其近村也，则知之详；耆老诸生，则不习於欺罔之术，虽有过而易发。籍分为三等，先应赈者，次应役者，次应借者，役者，以壮者一人养老幼二人为率；壮者少而老幼多者，其馀入赈籍。借者，以田口多寡相较为差：有田而佃於人，与佃人田取其半者，以二当一；田少而口多者，其馀入役籍。籍成登於官，然後稽之以编审之籍，则口之多寡，年之壮老可得而知也。参之以地粮实征之籍，则田之有无可得而知也。凡加损赏罚皆视此。
乃发粟：借者於仓，役者於役所，皆不为厂；惟赈者为厂。厂欲多；多则民近，民近则不弊。粟厂月一发，民远来者不过十五里。先期示日，榜次其村与户於厂前。至期，亲临视之。村为一牌：炮三鸣，立初牌於门外。受粟者持具蚁附牌下；门启乃入。门阖，乃授粟：左人呼名，右人呼数。受粟毕，门启乃出；有他道则自他道先後出之。凡初牌入然後次牌立；初牌出然後次牌入；至三以下皆然。辰而始；申而毕。粥厂日一发，民远来者不过数里。立一人监之，如料民之任。受粥者皆坐，别以行，行各两列，背外面中，面间隙之以行粥。拆一鸣，行粥。人一器，不得遗；不得复，不得越。毕，柝再鸣，行粥如初；至三乃止。凡坐，内先至者。凡出，先外坐者。凡粟人扬粟於地，粥人注水於粥，皆有罚。
夫官之粟有限而民之贫富不均，以民济民者其惠广而遍，则发粟而外，富民大贾皆可捐之以助我也。有劝而捐者，其患在少；有追而捐者，其患在激；有使之八赎罪者，罪轻而赎则所得不多，罪重而赎则坏法──法坏，则天下之害有甚於荒者矣。捐之之道，毋求其能助我赈，求其能助我借与役而已者──赈者，费而不返；借与役者，费焉而未尝费。度其力之所能，即其居之所近，聚其人而告之数，粟不纳官，但八其籍，其借有不偿者官为督之。不如是，罚令助粟以赈。吾知其应之也不待辞之毕矣。其有有服姻族入赈格者，责之赈；有收养子女者，人当粟几何，官书其券，使不得轻去；愿助粟以赈者，视粟多募，免其役以劝之，则民之粟出矣，一县之粟亦有限，而四方之丰歉又不齐，以羡补不足，则舟车驮辇莫非助我籴者，是以富民可捐，外商尤不可不召也。招之之道，先於粟熟之时使人往籴以树之的，及其来也，强籴者有禁，高价者勿抑，市井驵侩不法之徒不得而侵渔抑勒之，则四方之粟至矣。
虽然，民有荒於岁者，有荒於人者──吏胥是也。凡吏胥之害；吾固已略言之矣。然在丰岁民犹能供其欲；荒岁何以堪之！且夫人而至於为吏与胥，必非有能读书明理廉洁爱民者亦明矣。其取也不以贤；其养也不以禄。不知礼义，故名不足以劝；朝斥而夕复，故威不足以惩。其所知者，惟赂而已：赂至，则鸱为鸾凤；赂不至，则夷、齐为跖、乔。故其职狱讼者，则舞文鬻狱，颠倒是非；其司赋役者，则盗用官钱，征新代旧，关通赂遗，弛富役贫；其奉差遣者，则因事索贿，计亩科钱，每营一票，费尝至数十缗，苟不十百其利，岂肯为此。至於赈济，弊尤百出，或伪造户口，或阴受请嘱。伪造户口，故粟多中饱而惠不及於民；阴受请嘱，故富者得粟而贫者无救於死。是以凶荒之岁，赈济之年，吏未有不增田，胥未有不建屋者。其在不肖有司，同利为朋，互相倚助，犹不足怪；即有一二爱民之吏，亦但以搏击士类为风烈，而轻视吏胥以为无能为，岂不谬哉！谚云：“不怕官，止怕管。”举贡生员虽有秩而政事不与闻，吏胥虽无秩而文簿票示皆出其手，此孰能为民祸，不待智者而知之矣。故宋苏轼论吏卒之害。谓如二十馀万虎狼散在民间。夫岂其害未甚而古人之言乃过激如是！或亦今之君子不履田亩，不询刍荛而未之知耳。率虎狼以食人肉而曰己未尝杀人焉，吾不信也。且夫惩吏胥者岂必事事察之云尔哉，如此者，上且不胜其烦而其弊究亦不能去；要使斯人知吾意之所向而已。吾意以为吏胥不足害民，则受其害者必不敢诉，诉之亦必不察，而吏胥重矣。吾意以为吏胥深足害民，则民无所惮而不诉，诉之而无不杖之革之流之杀之，而吏胥轻矣。
吏胥之害除，然後可以有饥馑而无死亡。不然，则虽悉行救荒之政，吾见其徒为具文而已矣！
曩余馆於大行之麓，五月未雨，往来道涂间，见诸县祈雨者或焚香插柳以祷神祠，或取水数百里外，或闭南门，开北门，或缸贮壁虎令童子环击之，无法不施，迄无一效。南北开闭之说虽出董子，然屋不露日，故南户向阳，北户向阴。城门内外均露天日，南北有何分别，正所谓“东家之西即西家之东。”也。阴阳果何属焉？至贮壁虎於缸，则昏沈冤苦之歌昔人已传为笑柄，而不学之人尚诧为奇策，亦可悲矣。余虽布衣，哀民之不聊，伤吏之无术，乃於鞍间枕上殚思研精，略得四策。而馆事少闲，不克成稿。会雨，遂姑置之。去年自七月朔逮霜降无雨，大名府县祷雨者数，皆俟€已合後乃祷，略得涓滴，即往谢神。其意欲见祷之有验以美观听。以此事神，宜其不能感格也、余复感前事，遂卒著之；欲献当路，亦竟未及缮写。今夏复旱，始乘间缮之。而连日阴€四合，垂垂欲下，时作微雨，窃幸余言之无用矣。会府属诸生耆民各以役繁吏蠹讼於县，上官命县桎楷而掠之，次日天忽开霁，云敛日烈，如炎如焚。乃知感应之机其速如此。夫在上之人识虑高远，岂书生之见所能补其万一，用是复秘箧中；志其颠末。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记。
余作此策时，余乡风俗尚未甚壤，所患惟在吏胥，故三四两篇所重亦惟在吏胥。其後不数年间，风气大变，诸生多与吏胥相结，表里为奸，以罔厚利；关说词讼，武断乡曲，无所不至，遇荒岁，则与吏胥共分赈济钱米而贫民不得与焉。偶阅旧文，犹自惜其所言之未尽也。然天下大矣，岂可以一县概之；故仍其原文不改而附识其说於後。嘉庆甲戌三月又记。
